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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2 增长报告和新结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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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莱斯汀·孟加合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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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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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和长期增长对人类的福利都很重要，因此经济学家在其中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往往很矛盾。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这次危机证明了学术界将关注点聚集于稳定政策的正确性，特别是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协调一致且果断坚定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成功地阻止了全球衰退演变为世界性萧条。然而，世界许多地区贫困的持续，和这次危机对全球减贫活动可能存在的长期影响，也突出了有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那些政策的重要性。[3]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导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正如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所说：“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政府的哪些政策选项能够对长期增长率有影响，即使再小，我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也远大于对反周期政策和微调进行研究的整个宏观经济分析史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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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济增长也许是经济学家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国家间国民收入和工人平均产出的差异依然是个谜。根据Maddison（2001）的计算，在过去的千年当中，世界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全世界GDP增长了接近300倍。这与再之前的千年形成鲜明对照——在那个千年中，世界人口仅增长了六分之一，而人均收入没有增加。按照今天的生活水平衡量，在18世纪初叶，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在1820年之后才开始，至今人均收入翻了不止八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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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的事实通过最近这次危机被证实，那些保持高增长率的国家，在面对全球危机时也表现得更好。它们充满活力的表现使得它们的经济更有灵活性。在危机发生前，良好的对外收支和财政状况使得它们能够采取反周期的政策来对抗外部冲击。“一次危机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一位杰出的增长理论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这样说道。尽管导致了沉重的人力、金融和经济成本，最近的这次危机为检验近几十年来的增长研究成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可以从成功国家的经验中学习，并探索继续前进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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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数据，人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这次危机太突出了，它的存在模糊了我们对这个时代宏观经济大背景的理解，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很多贫穷国家卓越的经济表现。除了世界人口第三大国美国，世界上其他四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6%。这意味着，40%的世界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许多其他的南美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和一些非洲国家（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突尼斯和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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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减少贫困仍然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发展问题。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对抗贫困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更是对抗那些跨越国界并导致全球不安的问题（疾病、营养不良、不安全和暴力）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思考实现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就成为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因而，就必须对财富创造机制继续进行新的思考。在过去的50年当中，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最近的成果体现在经济增长委员会的报告（Growth Commission Report）中。[4]但除了对一些大原则的共识和对“放之四海而皆准”（one-size-fits-all）方法的反对之外，经济学家仍然面对重要的挑战，那就是针对特定的国家如何甄别那些可执行的政策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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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新检视了关于增长的知识的演进过程，并建议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这个问题。第二部分对从增长研究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提供了一个简要的、批判性的回顾，并探讨了我们还需面对的挑战，特别是政策方面的挑战。第三部分总结了最近的经济增长委员会报告的重要贡献，以及那些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有关的特征事实的甄别问题。第四部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提供了理解其核心结论的内在一致的框架。第五部分提供了一些结论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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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长的探索：一段未终结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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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经济增长演进的历史，经济史学家倾向于将其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覆盖了人类绝大部分历史的18世纪中叶之前，以不变的生活水平为标志，尽管存在人口增长——即所谓的马尔萨斯条件。第二阶段，从1750年左右持续至19世纪20年代，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趋势的变化（更高的出生率和更低的死亡率）为特征。第三阶段，初见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英格兰，也就是现代经济增长（Cameron，1993）时期。解读现代经济增长的奥秘并解释其收敛和发散，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尽管在理论和实证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政策前沿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理解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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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视角看增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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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早期，对于经济增长，以及维持增长的具体原因和与之相伴的结构变化的分析，成为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一个重要话题。被罗斯托称为“第一位现代经济学家”（Rostow，1990：18）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把经济分析置于其人类状况分析的核心位置。他提出的一些经济学概念被认为“对增长的动态特征形成了合理且连贯一致的理论”。追随他的足迹的古典经济学家，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阿林·杨格（Allyn Young），也着迷于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或许是因为被启蒙时期人类进步思想所吸引，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探索了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推动繁荣方面政策制定者能够起到的作用。他们开拓性的成就提出了现代增长理论的许多核心概念，例如要素积累、要素替代、技术变迁或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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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增长的研究在大萧条之后减缓下来，研究重点从长期问题转向短期问题。事实上，除了罗伯托·索洛（Robert Solow）著名的开创性成果，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当然也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宏观经济学家倾向于研究作为战后时期特征的经济周期问题。他们尝试理解稳定经济的政策（即货币和财政政策，当时用以避免具有破坏性且代价高昂的通货膨胀），很少有人分析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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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80年代，随着许多杰出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表现的差异，这一切才发生改变。对经济增长的调查结果和世界各个地区迥异的经济表现表明，增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确是不均匀的：从1900年至2001年，西欧人均GDP增长了5.65倍（西方附属国增长了5.7倍），与之相比，拉丁美洲这一数字为4.2，东欧为3.2，非洲仅有1.5。[5]在过去的30年当中，生活在高经济增长国家或与OECD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的人口数，已经从10亿增加到40亿，增加了3倍（经济增长委员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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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arrod和Domar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索洛斯旺模型激发了系统性增长分析的第一波浪潮。这一研究浪潮的目标是理解增长的机制，甄别其决定因素，开发经济增长核算技术，这些将有助于解释增长动力的改变和经济政策的作用。第一代增长研究者强调了资本的核心作用。他们的模型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特征，这些生产函数具有如下特征：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报酬递减以及投入品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弹性。为了得到关于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研究者采取了储蓄率恒定的假设。尽管这是一个粗糙的假设，但却是模型构建的重要一步，它清晰地阐明一般均衡理论能够令人信服地被应用于真实世界的问题。这些模型的一个重要预言是条件收敛：人均资本较少（相对于它们的长期或稳态人均资本存量）的穷国将增长更快。[6]这个预言是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推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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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增长研究流派的主要优点在于把技术（除了资本和劳动）明确引入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中。但是当时研究工具的局限导致这一方法有一个主要的缺点：技术被看做外生给定的公共产品。模型的主要预言是，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因此，如果不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长将会停滞。尽管这一假设能够使模型保持“条件收敛”这一关键预言，但也显得有点怪异：技术，作为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却外生于整个增长模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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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建模的新浪潮必须给出一个关于技术变迁的令人信服的理论，让技术这一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摆脱新古典模型的外生性假设。第一步是设计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这一理论把投资宽泛地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并假定对这些投资的回报是不递减的，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随着经济增长投资回报并不递减，那么这一过程无疑能永久持续下去（Romer，1986）。第二步，也是更有效的方法，是挣脱完全竞争假设的束缚，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和研发理论。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这些大胆的技术上的尝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济中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思想，以及为什么在长期中能够维持正的经济增长率（Romer，1987，1990；Aghion and Howitt，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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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后来为人所知的内生增长理论，它假定技术是非竞争性的，因为技术的确是不同于资本和劳动的一种要素——它能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被其他人无限地使用。但重要的是下一个逻辑环节，以及对技术的公共物品特征的更深入的理解，把它看成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因此，这一波经济增长理论不仅把技术看做一种公共物品，还认为技术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私人控制的物品。通过使技术成为部分可排他的非竞争性物品，从而使之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或专属性，我们就有可能保证生产和使用技术的激励。因此，放弃完全竞争假设是有必要的。这种处理已经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回报。相比于新古典模型将技术和要素积累作为外生变量，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为什么技术会通过新思想的涌现而随时间进步，并为技术前沿模型提供了微观经济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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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理解技术扩散是如何在有些国家之间产生并引发或维持经济增长的——以及它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其他国家之间。在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时，人们已经探讨了很多种有趣的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将技术转移的渠道作为内生增长模型的一个新的部分，也就是将不同国家获得使用各种中间资本品的能力的机制内生化（Jones，1998）。另外一种较为流行的途径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模型甄别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区别于之前增长建模的两次浪潮，这一研究流派不关注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要素，而是关注制度或者治理结构质量这类因素对增长的影响（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Glaeser and Shleifer，2002）。经济增长研究的一些其他方法，也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奥秘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视角（Barro and Sala-i-Martin，2003；Jone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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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收敛—发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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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前沿，我们在理解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上都已经取得一定的进步。在理论前沿，对于内生技术变革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分析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把握经济增长全貌及其内在机制的框架。索洛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理解了资本积累（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技术变迁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从Becker、Heckman、Lucas[8]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研究贡献，我们同样明白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本作用的实现要依靠新知识的扩散或“干中学”（这些研究成果通常是通过贸易刺激产生的），以及所谓的高等教育工资溢价。通过North（1981）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1），Greif（1993）和Glaeser and Shleifer（2002）等人支持性理论和实证分析的例证，我们知道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创新和各种制度驱动的，这些制度在那些创新活动受到促进、变革发生所需要的条件已经具备的国家不断演变。从罗默以及内生增长理论家那里，我们明白需要将增长理论的关注点从要素积累转向知识创造和创新。总而言之，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要素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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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研究方面，标准化数据集的可获得性，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经济表（the Penn World tables），已经激发了很多人对跨国比较研究的兴趣。这些研究着重考虑高增长国家和低增长国家的一些系统性差异，包括：（1）初始条件，例如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人口结构、基础设施、金融发展状况以及不平等状况；（2） 各种政策变量，例如贸易开放度、宏观经济稳定性、公共支出的水平和构成、税收以及管制情况；（3）制度变量，例如总体治理结构、行政管理能力、法制情况、产权保护情况以及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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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增长研究仍然面临方法论上的困难，也面临如下挑战：对于一些特定国家，甄别可执行的、有助于维持和加速增长的政策杠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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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on（2009）表达了存在于经济学家之间的失望情绪。他说道：“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然而重新整合几乎不是一个选项，因为没有距离就不可能有长期的科学进步。” 尽管几十年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甄别增长面临的系统性约束，然而学术和政策议程的未来走向依然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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