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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评论与回应[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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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德克·威廉·特威尔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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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政府在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就像林毅夫和蒙加所做的那样，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然而，他们的文章最有价值的贡献就在于提供了一个实用的程序，即通过六个步骤来甄别和促进增长。这种方法与现有的增长诊断法（Hausmann et al.，2005）、竞争力法（Porter and Schwab，2008）、投资环境调查法（世界银行，2005）、生产能力法（Cantore et al.，2011）等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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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各国政府应选择这样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高速增长，跟本国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人均收入高于本国差不多一倍。然后，再找出过去20年间这些国家的哪些贸易品产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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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如果这些行业中已经有一些国内私人企业进入了，就应该弄清楚该行业技术升级或更多企业进入的约束，并设法消除这些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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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对于国内企业尚未涉足的行业，政策制定者可尝试从第二步中列出的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或实施新的企业培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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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除了在第一步中确定的行业之外，政府还应关注私人企业自主的自我发现，并对它们发现的新行业中成功的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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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基础设施落后和商业运营环境较差的国家，可利用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来克服进入障碍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阻碍、鼓励产业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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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对于上述行业的先驱者，政府应该给予一定时期的税收优惠、合作投融资或外汇获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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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仔细阅读这篇文章，读者可能会对这一框架提出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新框架的第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根据类似国家20年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来甄别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如果现今的条件已根本改变，跟过去比较已经得不到什么有意义的信息（例如，新兴力量的崛起、光缆等新的通信技术的出现、新的生产工艺、新的全球规则和制度以及气候变化），情况会怎样呢？如果需求模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例如，中国和印度中产阶级的崛起，全球金融危机），与过去的产品相比，另外一些产品更成功，情况会怎样呢？如果有测算问题，例如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的出口可能相当难以测量，但有可能这一行业恰恰就是可使用优质光缆的小内陆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在，情况会怎样呢？如果参照国在地理上或制度上与本国有很大差异，情况又会怎样呢？因此，人们可能会怀疑第一步是否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得到足够充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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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步来说，这一步是关于政府支持（消除增长的紧约束）的，但目前尚不清楚一个国家如何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哪种政策或工具最为有效（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增长诊断理论）。因此，即使甄别出了合适的行业和约束条件，错误的政策工具仍可能导致意外的结果。这就引出了一个本文强调不足但却很重要的观点，即作为遵循一国比较优势的政策的需要（这隐含在第一步至第六步中），落实政策所依赖的条件（政府能力、政治激励机制、政企关系的性质）也是产业政策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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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还被阐述为现有分析框架的替代物。我们邀请了五位杰出专家来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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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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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雷什·坦杜尔卡（Suresh Tendulkar），德里大学经济学院退休经济学教授，评论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甄别增长源泉两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区别。坦杜尔卡承认政府在促进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对政府在增长甄别方面的作用则不太确定。他问道，怎样才能约束一个过度热情的政府，使之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行事？他以南亚为例问了这一问题。他还警告说，有时限的激励起不到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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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的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提出了三点。首先，她认为，从中东的能源国家到亚洲制造业走廊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产业政策实际上比林毅夫和蒙加设想的更为成功。其次，她认为，作者的两轨法（甄别和因势利导）比Porter的价值链分析和Hausmann的“跳跃的猴子”模型更好，因为它涉及建立商业知识，这比其他概念所蕴涵的方法更完整。最后，她认为，如果把产业政策应用于海外投资和劳动技能的引进，林毅夫和蒙加的模型可以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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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亚科（K.Y.Amoako）是位于阿克拉的非洲经济转型研究中心（ACET）的创始人兼总裁，他认为林毅夫和蒙加的方法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有用指南，这样一个务实的做法是值得欢迎的，特别是它出自于历来不相信积极工业政策的世界银行。然而，阿莫亚科也认为，文章过于强调要支持遵循比较优势的产品，但对获取新技术和学习的关注太少。成功的工业化并不总是基于竞争性市场的，非洲国家也不总是成功的，尽管它们遵循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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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商业与公共政策系霍华德·帕克（Howard Pack）认为，选择富裕的参照国，再据此选择行业，然后遵循该国的比较优势，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可能是扭曲性政策的结果，另一部分原因是，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策集，而不仅仅是甄别出潜在产品。政府应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这很有可能超越任何政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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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佑赫（Wonhyuk Lim），韩国发展研究院国际发展中心政策研究主任，对如下观点表示赞同：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基于比较优势、自我发现和因势利导型政府三个因素来提供的政策建议将有助于决策者；但他认为，还需要做许多事情才能使一个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韩国摒弃了本国的比较优势，依靠培养专业技能、填补价值链中的一些特定空白、依靠精心选择的一系列企业集团和战略选择，而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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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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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最后，林毅夫和蒙加做出了一个回应。他们直接回应了许多质疑，例如他们指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是隐性地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的。他们也对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表示赞同，例如阿姆斯登教授指出的获取企业组织管理经验的重要性，以及将产业政策应用于海外投资使得这一模型得到改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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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观点将留给读者做判断。例如，林毅夫和蒙加重复强调他们的模型关注“发展与潜在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他们的意图也许并不会招致反对，但大多数人可能会怀疑它是否可以在实践中实现。或者说，当林毅夫和蒙加表明“这只是简单指出了制定清晰、透明、严格的标准的必要性，这样的标准可以减轻……对没有竞争力的行业的支持”，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重要性，但许多人将会质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实施这些标准，就像坦杜尔卡所强调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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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进一步且尚未完全结束的讨论是，在多大程度上政府应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或者如阿莫亚科暗示的一样，它们是否应该建立起动态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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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悬而未决的讨论与知识有关（就像帕克提出的那样）。政府官员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知识，来按其意愿支持各个产业，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选定符合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什么时候政府的知识才够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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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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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蒙加的文章为各国政府促进增长提供了有用且切合实际的六步计划，这个计划似乎是对现有框架（增长诊断框架、竞争力分析、生产能力分析、投资环境分析）的一个可靠的替代物。它再次掀起了关于增长政策在发展中作用的讨论，也使这一话题再度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受人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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