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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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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0 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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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是政府的一项传统功能，它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其收益无法只提供给为其支付费用的人，除非以一个高得几乎不能承受的成本。搭便车问题使得依靠自愿支付支持的国防体系在实际中无法实现，因此社会诉诸于强制，通过征税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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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国防的提供者如何能够只让为国防支付费用的人享受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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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仔细留意的是，政府不一定得完全依靠强制来提供“国防”这项产品，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也没有政府这样做。用于支持军队的税收是强制性的征收，但是在使用资金为军队雇用人员，从供应商那里购买设备的时候，政府靠的是说服和自愿协作，和提供警官和法官时一样。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说服看起来有效、甚至效果更好的时候，政府有时还是会使用强制达到其目的？为什么政府选择将人们征召入伍（进入陪审团）而不是依靠志愿者？大部分为政府工作的人是被说服而非被强迫的，为什么有些人（如义务兵）是被强迫的？军队人员面临的危险不可能是答案的全部，因为人们可以被吸引去做其他危险得多的职业，而且还得不到征兵费。我们会在后面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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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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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1 道路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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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来修路？如果我们不使用强制为街道和公路提供资金，我们能享受充足的道路系统吗？注意，道路系统是否“充足”与我们现有道路的数量和质量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新建道路的收益不及其成本，道路就供应过剩了，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如果道路修建完全靠自愿捐助，有理由预测道路整体上的供应不足吗？如果是完全靠收通行费获取收入的人拥有和运营所有道路，交易成本（比如为排除搭便车者而产生的成本）可能会大得惊人。另外，并不只有开车的人才独享修路的收益。在灰尘漫天的砾石路旁居住的人，即使他们从来不开车，也能从铺设沥青等路面的整修中获益。那些未使用强制在偏远地区或私人区域修路的实践，虽然说明这种事可以做到，但也同时说明依靠完全自愿的方式保障协作，成本会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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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强制为教育筹资情况会怎样呢？这里的观点是，对人们而言教育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其后他们就停止接受教育了。但是除了受教育的本人，教育还可以产生大量正外部性，让其他的人受益。因此，当公民学习更清晰地阅读和思考的时候，民主国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受益。因为我们在确定应该获得多少教育的时候，并没有将溢出收益考虑在内，所以我们获得的教育少于最优值。政府使用税收资助教育，降低了潜在学生的教育成本，引导其接受更多先前可能不会接受的教育。问题出现了，就像道路的例子一样，使用强制防止供应不足在实践中不会导致供应过剩吗？后面我们将会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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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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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2 收入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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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类别是为穷人或残疾人提供特殊援助——货币资助、食品券、医疗、住房补贴和各种社会服务。为什么这种行为需要使用强制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靠自愿的慈善捐助，而不是强迫人们通过纳税筹资呢？部分答案是，慈善捐助存在搭便车问题。假设所有公民都愿意做慈善捐助，想要看到更多的收入能够提供给特别贫困和不幸的人。尽管有些公民能从捐助慈善事业当中产生直接的满足感，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以对他们来说最小的成本让问题得到解决，让受苦的人得到救济。他们想看到贫困的人受到帮助，但是他们只想看到别人提供帮助，因此他们表现得像搭便车的人。他们减少自己的捐助，希望别人提供足够多的捐助，解决问题。但是每个人都等着别人捐助，捐助数量就达不到人们想要筹集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向人们确保其他人也同样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这样就能让人们愿意多提供一些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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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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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3 自愿交易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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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管制一类的众多政府行为又如何呢？为什么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如此多的公民行为加以管制，使用强制控制人们可以自愿交易的物品类别？政府使用强制控制自愿交易的行为，促使我们更努力、更多地思考政府在管制名义下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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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答案是，除非政府对某些种类的自愿交易加以管理，否则有权势且无所顾忌的人会不公平地利用弱小无辜的人，这是一种普遍的信念。这种家长式的说法[1]当然有可取之处，但是也常常被特殊利益集团滥用，其行为恰恰“不公平地利用了弱小无辜的人”。交易成本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答案。我们所有人都拿出秤来检查屠户用的秤是否准确，用我们自己的汽油桶检查加油站的油泵是否作弊，这么做的成本非常高昂。而当医生必须获得执照，新药在上市前必须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时，购买者就能够省去评估这些产品的成本，而且这些产品的质量消费者本人难以了解，除非支付高昂的成本。政府机构强制经销商获取认证，这样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满意的交易。大量政府管制可以被视为用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的一种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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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管制的辩护中有两个缺陷。第一，要降低交易成本，通常并不一定需要政府管制。私人部门可以很好地提供信息和认证。例如，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对有潜在危险的生活消费品进行测试。第二，它无法说明经销商对政府管制支持的热情。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的人清楚地知道，经销商对政府管制的需求，更多地来自经销商自己的考虑，而非为他们的顾客着想。在第9章中我们了解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经销商渴望限制竞争，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施行政府管制，是消除竞争切实有效的办法。通常来说，希望从政府提案中获取利益的经销商，都有意无意地与好心的政府管制支持者结盟。借鉴立法监管酒精销售的例子，经济学家布鲁斯·扬德尔用最热衷推动这一禁令的两个群体，将此现象命名为“私酒商人与浸信会教徒理论”[2]（Bootleggers and Baptists）。但是为什么受害者会合作呢？维护公共利益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为什么政府要使用强制维护个别人的特殊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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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数人可能会用“父亲式的”这个词，但是用“家长式的”，意思更加确切，而且没有性别偏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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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酒商人纯粹为个人利益支持禁绝合法卖酒，虔诚教徒基于宗教理由反对周日卖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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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