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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70464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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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8 正外部性和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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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政府政策往往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支配。政府在行为选取上，往往宁可给多数人带来小小的伤害，而不是让少数人极不高兴。与公共利益相比，政府政策更多地被一串举不胜举且相当偏面而狭隘的利益所指引。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者的利益在舆论上占上风，而生产者的利益却控制着政策。生产者的利益更加集中，因而更加受到关注。生产者知道，他们行动与否对于自身利益将带来显著差别，因此他们付诸的行动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单独消费者只能从政治行动中获取一丁点收益，因而他们没有激励承担相应行动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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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了防止道路供应不足而使用强制，却常常会导致道路供应过剩的原因吗？在经济体系中，当纳税人的一般利益与小团体的明确利益针锋相对时，前者的结果不会太好。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学校教育。一些议员想要通过削减教育或研究经费来节省纳税人的钱，提供学校教育的人（注意，我们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可以让这些议员的日子不好过。在每个人都希望降低开支的时候，议员们仍批准越来越多的开支。对于议员们的这种让人疑惑的举动，我们有这样的解释：要降低预算，只有砍掉某些具体项目，然而每个特殊利益集团都会确保自己的项目不被砍掉，因此开支无法得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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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实行强制的征兵制？国会恢复征兵制的可能性有多大？至少在和平时期的某些领域中，为确保我们想要的合作说服其实已经足够发挥作用，但征兵制将强制拓展侵入这些领域。征兵制之所以存在这么长时间，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军事机构对于维持稳定的兵源非常看重，另一方面是那些受到征兵不利影响的人更有动机去寻找自己的解脱门路，而不是攻击整个征兵体系。有趣的是先前那些鼓吹恢复征兵制的人，在“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之后，转而谈论某种针对所有年轻人的短期义务兵役。这种策略（假设这是一种策略）会增加反对征兵制的人吗？或者它能够将征兵给被征人员带来的期望成本减小到某个临界值之下，由此他们不会去加入反对恢复征兵制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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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析政府消除贫困的那些努力呢？我们可以预见，在用货币支付取代实物支付这件事上，议员的动作会很慢。农场主从食品券计划中获益，建筑业从住房补贴中获益，医疗业因卫生保健补助而增长，教师从贫困生教育补贴中获益，社工知道把钱给穷人永远不及雇用更多从事“专业救助”的人好处多。这些团体的政治影响，让议员更倾向于支持对穷人进行实物支付，而不是货币支付。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反对货币支付的理由，但如果货币也像其他实物那样是由某个“货币业”制造并销售的，他们就可能游说国会，以使货币补偿这种备选方案得到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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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19 人们如何界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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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意味着农场主、医院管理者或者社工不关心公共利益，它只意味着这些人都对自己的利益有某种程度的关心。即使政府机构内那些专门被委以保护公共利益的人，也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独特利益定义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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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试想FDA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负责防止未经“充分检测”的新药流入市场。什么是“充分检测”？它指的是通过检测确保我们在一种新药被允许进入市场前，了解其所有副作用。但是我们从来不可能万无一失。我们能做的只是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减少人们因意外的副作用失去生命或者受到严重伤害的风险。这种风险我们能降低多少呢？不会太多，因为与更多测试相关联的，除了收益还有成本。一项主要的成本是有人会因此失去生命或无法缓解病痛，因为药物在接受检测的时候，还无法在市场上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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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药过早地引入市场而使人失去生命，以及由于新药过迟引入市场而使人失去生命，FDA专员将如何评估这两种成本呢？如果经过FDA批准的药物发现有致命的副作用，人们就会责怪FDA；如果FDA拒绝批准一种药物，其后在其他国家发现这种药物有致命的副作用，人们就会称赞FDA。但如果一种药物最终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而在其接受检测时有人失去生命，有人忍受病痛，几乎没有人会因此谴责FDA。于是FDA专员发现，相对于病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决定的最优检测水平，多做些检测更符合公众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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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原书第13版） 11.20 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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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其核心特征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概念阐述，这个概念就是“囚徒困境”，看到这个名字就知道其最初是通过两个囚犯和一个聪明检察官的故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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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每个公民都迫切地希望有一个“优质政府”，而且愿意每周放弃两个小时的休闲时间求得这样一个政府。这两个小时可以用于调查目前的困难和其他公民讨论政策问题并监督议员行为。如果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公民每周都贡献出这两个小时，优质政府就能得到保证，我们会得到优质政府吗？根据我们的假设，每个公民都衷心地希望有一个优质政府，而且愿意为此付出必要的牺牲，因此似乎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优质政府。然而，我们很可能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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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困境如下：每个公民都知道，仅仅他或她的决策无法影响结果。如果我花两个小时履行我的义务，但是其他人却没有履行其义务，我的努力就白费了。虽然我花时间收集了信息，但我的声音和选票，会被其他100万个声音和100万张选票淹没。我放弃了两个小时打保龄球的时间（或者任何我损失的其他机会），但结果什么也没得到。另一方面，如果我决定只做我自己的事，而其他人却都履行了他们的义务，我就会得到优质政府能够带来的所有好处，外加两个小时在花园小路上散步休闲的额外奖励。因此，我的优势策略（dominant strategy）是去打保龄球。只要选择打保龄球而不是履行义务总能让我情况更好，因为我无法通过自己一人的决策产生什么影响，唯一的区别是我的时间被用来进行乏味的政治活动，还是用来愉快地打保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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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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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选择娱乐而不选择义务，这也是其他所有人的优势策略，结果就是我们无法得到优质政府，即使所有人都想得到而且愿意为此贡献必要的时间。我们可以用图11-1来对此进行总结。每个公民在选择义务还是娱乐的时候都实施优势策略，图表中显示出各种不同的结果。尽管每个社会成员都更喜欢左上角的结果，然而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却是右下角的结果。这就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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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进行选择的个体，都有四种可能的支付（payoff）。对于必须靠放弃打保龄球来履行义务的人，其选择娱乐而不是义务的话总会得到改善，因为这样他总可以得到打保龄球的好处。其他人的选择决定了他是得到优质政府还是劣质政府，但是每个其他的人也都面临同样的局面。因此，尽管所有人都愿意放弃打保龄球来得到优质政府，然而所有人都选择了娱乐，最后所有人都得到劣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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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困境是十分普遍的。例如，城市里每个人都想要洁净的空气，也愿意为了获得洁净的空气而减少开车。但是，由于没有哪个人能够单独通过做出这样的决策来明显地影响空气质量，所以每个人都选择继续开车，使得城市的空气变得让人窒息。如果可以以很小的额外成本得到一种替代物，只要所有开车人都选择用它取代开车，那么每个人的境况都会改善。承受很小的成本，就能让每个人都得到宽敞的街道带来的巨大收益。但是具体决策的是每个独立个体，对整体上所有人有利的，对每个具体的个体可能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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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不同的例子。某行业中，所有经销商都知道，如果每个经销商都限制产出，价格就会上涨，整个行业就会赚到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行业里有众多的经销商，符合每个经销商利益的做法是，保持原有的产出水平，同时希望其他经销商限制其产出（这种希望是一种妄想）。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搭便车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的决策对自己财富的影响比对整体财富的影响大得多。如果能克服搭便车问题或者解决囚徒困境，每个人的境况都会有所改善，但现实恰恰与其相反。这个例子说明，虽然囚徒困境总是让行动方受挫，但有时也能为其他人带来受欢迎的结果。换句话说，囚徒困境和社会问题并不总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