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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伊·德·莫泊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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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从莫泊桑那里学习到如何表现陈腐。莫泊桑学习一切，包括从他的老师福楼拜那里学习如何表现陈腐。莫泊桑作为讲故事者，很难与契诃夫或屠格涅夫的天才匹比。列夫·舍斯托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一位出色的宗教思想家，曾颇有力量地表达了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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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那美妙的艺术是不死的——他那种以仅仅一次碰触、一次呼吸、一次瞥视就能杀死一切的艺术，杀死人们赖以生活和赖以自豪的一切。而在这门艺术中他不断臻于化境，他获得了他在欧洲文学中任何对手都难以企及的高超技巧。莫泊桑往往必须使尽全力去制服他的猎物。那猎物常常逃避莫泊桑，虽然受重击或伤残，但毕竟还活着。在契诃夫手中，没有什么能逃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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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非常黑暗的观点，此外也没有任何读者想把自己当成作家的猎物，然而舍斯托夫准确地拿契诃夫来掂量莫泊桑的斤两，有点像我们可能会拿莎士比亚来掂量克里斯托弗·马洛。然而，在真正“大众”的短篇小说家中，莫泊桑是最好的，远远高于欧·亨利（欧·亨利也可以很好），也大大优于令人厌恶的爱伦·坡。成为一位大众艺术家，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我们今天在美国，可没有这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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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有时看似简单，但永远深刻地微妙；莫泊桑的很多简单，都仅仅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然而它们并不是肤浅。莫泊桑从他老师福楼拜那里学习到“才能就是拖长的耐性”，那种看到别人往往看不到之处的耐性。至于莫泊桑能否使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他就永远看不到的事物，我却是十分怀疑的。要达到这个程度，需要莎士比亚或契诃夫那种天才。莫泊桑还有一个问题是，他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很多小说家那样，都是透过“生命意志”哲学家叔本华的眼镜看一切。我也可以立即戴上叔本华的眼镜，如同我可以立即戴上弗洛伊德的眼镜；两者都几乎同等地扩大和扭曲。但我是文学批评家，不是小说家，而莫泊桑在思考男女的欲望的变化莫测时，如果他扔掉哲学眼镜，原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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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好的时候，其可读性是令人惊叹的，无论是在《泰利埃公馆》中富于幽默的感染力还是在诸如《奥尔拉》这样的恐怖故事中，这两篇小说都是我要讨论的。弗兰克·奥康纳坚称，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拿来跟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相比时，就令人不满意，但话说回来，又有几个短篇小说作家可以跟这两位俄罗斯大师相比呢？奥康纳真正反对的，是他所称的莫泊桑小说中“性行为本身变成一种谋杀形式”。一个刚读过《泰利埃公馆》的读者，是很难同意这种说法的。福楼拜曾表示希望把他最后一部小说的背景设在一家外省妓院，可惜他没写就辞世了，但他徒弟已在这篇充满活力的故事中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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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利埃公馆》每个人物，都是又善良又和蔼可亲，而这正是故事真正魅力的一部分。泰利埃夫人是一位可敬的诺曼农民，她经营她的公馆就像经营一家旅馆，甚至像经营寄宿学校。莫泊桑生动地，甚至是慈爱地描写她手下五位性工作者（如今有些人可能会这样称呼她们）。他强调的是夫人以其调解的才能和持续的好心情维持公馆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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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的一个晚上，那些常客都失去好心情，因为公馆贴出一张有花饰的通告：因第一次领圣餐，暂停营业。夫人和她的职员都去出席夫人的侄女（也是她的教女）这次盛会。仪式发展成一个不寻常的场合，妓女们受到这个场面的感动，回忆起自己的少女时代，禁不住长时间哭泣。她们的哭泣传染开来，整个教堂的信众都沉浸在泪水的狂喜中。牧师宣称圣子已降临在他们中间，尤其要感谢访客们——泰利埃夫人和她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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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闹闹返回公馆之后，夫人和她的小姐们也回到她们晚上的例常劳作，却带着超乎例常的热情和饱满的精神。“我们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可庆祝。”夫人以这番话来结束故事，而除非读者是个闷蛋，否则不会不跟她一起庆祝。至少这一次，叔本华的弟子摆脱了以阴暗的观点看待性与死亡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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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时那种充沛的活力，是很难抗拒的，而莫泊桑的写作，从未像在《泰利埃公馆》中表现得这么妙趣横生。这个诺曼底故事，有温暖，有欢笑，有惊奇，甚至有某种灵性洞见。燃烧在会众中的圣灵降临的狂喜，真实如引发这场狂喜的妓女们的哭泣。莫泊桑的反讽瞩目地比他的师傅福楼拜更仁慈（尽管也较不那么微妙）。此外，故事的色而不淫，其精神是莎士比亚式的；它扩大生命，却不减损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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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自己的生命，结局并不好；他二十八九岁时，染上了梅毒。三十九岁时，梅毒已影响他的头脑，他曾企图自杀，之后，他在精神病院度过生命最后几年。他最令人心惊的恐怖故事《奥尔拉》，与他的疾病及其后果有着一种复杂而含糊的关系。故事中无名主人公也许是一个疯掉的梅毒患者，尽管莫泊桑所叙述的故事，没有任何确凿的描写可证明我们这样的推断。《奥尔拉》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它给予我们的线索，比我们所能解释的要多，因为我们无法明白叙述者，也不知道我们能否相信他的印象，他的印象我们要么所知甚少，要么无法独立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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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拉》开始时，叙述者——一个富足的年轻诺曼绅士——在一个美丽的五月早晨要我们相信他是幸福的。他看见一艘漂亮的巴西三桅船从他房子前驶过，并向它敬礼。这个姿态显然招来了奥尔拉，一个看不见的生命，后来我们知道它一直在以恶魔附体和随后的疯狂扰攘着巴西。奥尔拉们显然是吸血鬼的优雅表亲；他们喝牛奶和水，从睡眠者身上吸走精气，而不是实际吸走血。无论巴西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自由地猜测诺曼底到底正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叙述者最后放火烧掉自己的房子，想烧死奥尔拉，却忘了通知那些仆人，结果把他们烧死了。当讲故事者了解到奥尔拉还活着时，他便下结论，告诉我们他必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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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其实是他的奥尔拉在作祟，不管它是不是从巴西航行到诺曼底。奥尔拉即是叙述者的疯狂，而不只是疯狂的导因。莫泊桑写这个故事，是不是要说明被梅毒附体造成的后果？有一回，受害者瞥了一眼镜中的自己，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然后，他在镜子背后的雾中看见自己。雾逐渐消退后，他才完全看清自己。他大喊：“我看见他了！”可能是指那雾，或那阻挡视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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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说，奥尔拉的来临意味着人类主宰的终结。磁力、催眠术、暗示都是奥尔拉的意志的体现。受害者惊呼：“他来了。”突然间那个闯入者在我们耳边喊他的名字：“那个奥尔拉……他来了！”莫泊桑发明了“奥尔拉”（Horla）这个名字，它是不是作者玩弄谐音，以此谑称英语“妓女”（whore）？可能性似乎不大，除非莫泊桑的性传染病确实是这篇小说隐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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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故事是一个庞大而令人着迷的体裁，莫泊桑在这方面是个行家里手，但他从未再展示像他在《奥尔拉》中所做的这么出色。我想，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知道他预言了自己的疯狂和（企图）自杀。作为短篇小说家，莫泊桑的艺术成就难以跟屠格涅夫、契诃夫、亨利·詹姆斯或海明威匹比，但他的广受欢迎却是实至名归的。能写出充满和蔼可亲的狂喜的《泰利埃公馆》和令人不寒而栗的《奥尔拉》这样的小说，作者肯定是一位不朽的短篇小说大师。为什么读莫泊桑？他最好的时候，能够紧紧抓住你，而这是没几个人能做到的。他的叙述声音可使你受益匪浅。那不是巨大的裨益，但它讨很多人喜欢，而且可作为一个台阶，引我们进入那些比莫泊桑更微妙的短篇小说家们较困难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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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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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最好的短篇小说甚至超越《太阳照样升起》，后者现在看来似乎是他唯一不受某个特定时代局限的长篇小说。美国现代诗人中最强大的华莱士·史蒂文斯，曾经把海明威称为“最重要的在世诗人，就非凡的现实这一题材而言”。史蒂文斯这里所称的“诗人”，是指海明威短篇小说中那个瞩目的文体家，他所称的“非凡的现实”则是指一个诗意王国，在那里“意识取代想象力”。这个高度赞扬，是海明威在短篇小说方面的不朽成就应得的，它们由约十五篇杰作构成，这些杰作容易戏仿（常常被海明威自己戏仿）但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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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奥康纳极不喜欢海明威，其程度如同他极喜欢契诃夫。他在《孤独的声音》中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示范了一种到处寻找题材的技巧”，因而沦为“小艺术”。让我们来看看。读一读那篇叫做《白象似的群山》的著名小品吧，只有五页，几乎全是对话，那是一名年轻女子与其情人在西班牙一个外省城镇的火车站等待火车时的对话。他们正在继续讨论他希望他们抵达马德里之后她能去堕胎的事，两人对是否堕胎有分歧。小说捕捉到她说不过他、而他们的关系很可能就此完蛋的时刻。就这么多。对话清楚表明，那女子充满活力而且得体，那男子则显得明智但空洞，既自私又没爱心。当他说“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而她回答“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不要再说了好吗”时，读者完全站在她这一边。七个“求你”是很多的，但它们在《白象似的群山》中作为重复却是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小说标题的比喻，美丽地预示了故事的内容。横跨埃布罗河谷的群山又白又长，在那女子眼中“看上去像白象”，但不是在那男子眼中。白象是有名的暹罗王室礼物，收礼物的国家将因喂养它们代价高昂而被毁，因此白象变成一个大隐喻，用来隐喻要流产掉的婴儿；而用来隐喻由于男方靠不住而导致一段精神代价太高的情欲关系，其震撼力就更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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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本人的神秘气氛——他那些技艺高超的摆姿势形象，例如战士、凶猛动物猎人、斗牛士和拳击手——与《白象似的群山》无关的程度，就如同男主人公坚称“你知道我爱你”。更有关系的，反而是海明威的替身尼克·亚当斯的一句话。尼克在《了却一段情》中终结一段关系时说：“没意思了。”就我所知，喜欢这个句子的女读者不多，但它谈不上是一句辩解，而只是一个小青年的自我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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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最使我受伤的小说，是另一个五页篇幅的故事《愿上帝赐给你们快乐，先生们》〔13〕。它在开篇几段之后，就几乎全是对话了。开篇几段包括先声夺人的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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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距离是非常不同的，尘土滚滚，从现已被铲平的山丘上吹下来，堪萨斯城酷似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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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戏仿这个句子，说：“那时候康涅狄格州的桥港酷似海法〔14〕。”不过，我们仍然是在圣诞日的堪萨斯城，听着两名医生之间的谈话：一个是无能的威尔科克斯医生，他得依赖一部软皮、有索引的《青年医生之友与指南》；另一个是尖刻的费希尔医生，他开口就引用他的教友夏洛克〔15〕的话：“交易所有什么消息？”我们很快就得知，那是很糟糕的消息：一个约十六岁的少年，对纯洁着了魔，来医院要求阉割。被拒绝之后，他用剃刀残害自己的身体，现在可能会死于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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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兴趣，集中于费希尔医生清醒的虚无主义，他可以说预示着纳撒尼尔·韦斯特《寂寞芳心小姐》〔16〕中的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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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的救世主的诞辰纪念日嘲笑你，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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