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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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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短篇小说，只要它依然是契诃夫式的，就是印象主义的；不管是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还是海明威或弗兰纳里·奥康纳，都是如此。沃尔特·佩特的美学，知觉和感觉，是印象主义短篇小说的中心，包括托马斯·曼和亨利·詹姆斯的重要短篇小说。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随着卡夫卡的幻景进入现代短篇小说，而卡夫卡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主要前驱人物，博尔赫斯则可以说取代了契诃夫，成为影响二十世纪后半叶短篇小说的重要力量。现在的短篇小说，往往是契诃夫式的或博尔赫斯式的；两者兼备的短篇小说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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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小说集》〔26〕始终坚持它们自觉是诡计的特征，与契诃夫那种窥见我们存在的真相的印象主义目光迥然不同。读者在阅读博尔赫斯及其众多追随者时，最明智的办法是怀着与他们阅读契诃夫及其庞大流派非常不同的期待。你将听不到那个淹没在芸芸众生中的个体的孤独声音，而是一个被众多文学声音和先辈所纠缠的声音。“对一个上帝来说，还有什么比免除对世界的责任更大的荣耀呢？”是博尔赫斯在承认他的亚历山大主义〔27〕时发出的伟大呐喊。如果说在契诃夫小说中有一个上帝的话，那么这个上帝就不能免除对世界的责任，我们也不能。但对博尔赫斯来说，世界是一个猜想性的幻觉，或一个迷宫，或一面反映其他镜子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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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博尔赫斯，必然是更多地上一堂如何读他的所有先驱的课，而不是仅止于做一次自我理解的练习。这并不会使博尔赫斯小说的娱乐性和启迪性少于契诃夫，但确实使他非常不同于契诃夫。对博尔赫斯来说，莎士比亚同时是任何人又不是任何人：他是文学本身的活生生的迷宫。对契诃夫来说，想起莎士比亚就是不能自拔地想起他是《哈姆雷特》的作者，而哈姆雷特王子则成为契诃夫乘坐的船（实际上在第一篇以契诃夫这个名字发表的小说《在海上》中，就已经这样了）。博尔赫斯的相对主义是绝对的，契诃夫的相对主义是有条件的。被契诃夫及其信徒迷住的读者，可与故事建立某种个人关系，但博尔赫斯把陶醉的读者引入一个由各种非个人力量构成的王国，在那里，莎士比亚自己的记忆是一个庞大的迷宫，你可能跌入那个迷宫，无论你还留着多少自我，都会在那里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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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博尔赫斯的小说，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选目：我的选目包括《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吉诃德〉作者皮埃尔·梅纳尔》、《死亡与指南针》、《南方》、《永恒》和《阿莱夫》。在这半打小说中，我将仅仅集中讨论第一篇，但会稍微详细些，以便有助于使本章达到高潮，说明如何读短篇小说和为什么我们需要继续寻找我们能够找到的最佳短篇小说的范例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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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以一个消除戒备的句子开始（这里使用安德鲁·赫尔利传神的译文）：“我发现乌克巴尔，全拜一面镜子和一部百科全书的结合所赐。”这个句子，是最纯粹的博尔赫斯：一面镜子和一部百科全书，再加上一个迷宫，你就拥有他的世界了。在博尔赫斯所有虚构作品中，《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是最崇高地越轨的。然而，读者却是被引诱去发现不可信之可信，因为博尔赫斯以恰如其分的技巧，使用了真实人物（他最好和最文学的朋友们）和地点（一座古老的乡间大宅、国家图书馆、一家熟悉的酒店）。读者相信虚构人物赫伯特·阿什的真实性，如同相信真实人物比奥伊·卡萨雷斯的真实性一样自然，而乌克巴尔和特隆，虽然是幻景，似乎也并不比国家图书馆更令人叹为观止。用一部其内容都是关于一个发明的世界的百科全书来核实那个世界，确实非常令人信服，而这恰恰是因为它是一部百科全书，一部我们已习惯于其理所当然的权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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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人不安，但又是一种饶有趣味的不安。随着特隆的物品和概念在全国各地传播〔28〕，现实“塌陷”了。博尔赫斯不动声色的反讽在这里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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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它想塌陷。十年前，任何对称、任何表面上看上去有秩序的系统——辩证唯物主义、反犹主义、纳粹主义——都可以使人类着魔和受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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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是马克思主义和阿根廷法西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控诉我们所称的“现实”，却不控诉他幻想的特隆，后者是想象性文学的活生生的迷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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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隆很有可能是一个迷宫，却是一个人造的迷宫，一个注定要由人来破解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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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特隆是一个善良的迷宫，在迷宫尽头没有人身牛头怪在等待吞食我们。正典文学既不是一种对称也不是一个系统，而是一部无穷地扩散的人类欲望的百科全书，那欲望是要更富想象力而不是要伤害另一个自我。我们不会被特隆迷住或催眠，然而作为读者我们没有足够信息去破解它。特隆依然是一个完备的庞大密码，只有整个文学的幻想宇宙才能破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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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的故事开始时，他和他最亲密的朋友（有时候是合作者）、阿根廷小说家比奥伊·卡萨雷斯在博尔赫斯租住的乡间大宅吃晚餐，在餐桌前坐得太晚了，两人一齐在镜中看见自己，而这使他们都感到不安。比奥伊想起一句话，他说这句话是“乌克巴尔一位异教创始人”说的：镜子和交媾都是可恶的，因为它们成倍扩大人类的数目。小说没有告诉我们，讲这句话的诺斯替教禁欲主义者是谁。不用说，他是博尔赫斯本人。但据比奥伊说，他记得这句话是在一九二〇年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个重印版（有一个不同的书名）一篇关于乌克巴尔的文章中读到的。博尔赫斯租住的大宅里所藏的那个版本，并没有收录这篇文章；第二天比奥伊带来他自己那册相关的百科全书，里面有四页篇幅论述乌克巴尔。无论是乌克巴尔的地理还是历史，都有点含糊；地点似乎是在外高加索地区，而乌克巴尔的文学则完全是幻想文学，写的都是想象的王国，包括特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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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才刚刚开始的故事，原该结束了，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其姓名恰当地叫做赫伯特·阿什〔29〕的人。阿什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英国工程师，博尔赫斯说他八年来常常在一家他与阿什都光顾的酒店与阿什瞎聊。阿什死后，博尔赫斯找到一本阿什留在酒店酒吧的书：《特隆第一百科全书；第十一卷，Hlaer至Jangr部》。该百科全书没有出版日期和地点，共一千零一页，显然是暗指《一千零一夜》。博尔赫斯埋头读罢这些神秘文本之后，基本上明白了特隆宇宙的本质（姑且这样称呼吧）。贝克莱主教〔30〕在哲学上猛烈的唯心主义是特隆的原始存在法则。贝克莱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像一个理念，除了另一个理念。在特隆的宇宙里，没有原因和结果；占支配地位的是心理学和绝对幻想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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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写于一九四〇年的《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它是博尔赫斯的《幻想文学选集》的作品之一。小说结尾有一篇设想成写于一九四七年的《附言》，扩大对这幻景的描写。特隆被解释成三百年来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徒与犹太神秘哲学信徒的一场善良的阴谋，但这场阴谋在一八二四年发生决定性的转折，当时“遁世的百万富翁埃兹拉·巴克利”提议把特隆这个想象的国家变成一个人工发明的世界。博尔赫斯把这个提议的背景设在田纳西州孟菲斯，从而使得现在被我们称为“埃尔维斯之乡”〔31〕的地方，变得神秘如古埃及的孟菲斯。《特隆第一百科全书》四十卷本于一九一四年出齐，这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份。在一九四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特隆的首批物品开始出现；一个磁性罗盘，其表盘字母是特隆字母；一个小金属锥，其重量难以承受；在孟菲斯一座图书馆发现全套的《特隆第一百科全书》。其他用地球所没有的材料制造的物品，充斥全球各地。现实塌陷，很快世界就会变成特隆。博尔赫斯不为所动，逗留在他的酒店，慢慢修改他以巴罗克风格翻译的托马斯·布朗爵士的《瓮葬》。关于《瓮葬》，我最喜欢的句子依然是“生命是纯粹的火焰，我们靠我们体内一个看不见的太阳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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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是一个怀疑主义的幻想家，他甚至能够在警告我们的时候也迷倒我们：现实太容易塌陷了。我们的个人幻想也许不如特隆那么复杂，也不如它那么抽象。然而，博尔赫斯勾勒了一种普遍的倾向，并满足了“我们为什么读”这一基本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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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索·兰多尔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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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下出来的。”《外套》讲的是一个悲惨的抄写员，其新外衣被人偷了。他适时地对当局提出抗议，但遭当局鄙视。这个可怜人死去了，死后他的鬼魂继续徒劳地寻求公道。虽然这是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但仍不是果戈理最好的。他最好的短篇小说可能是《旧式地主》或疯狂的《鼻子》。《鼻子》讲一个理发师在吃早餐时发现他妻子新鲜烤出的面包里有一个顾客的鼻子。果戈理的精神，微妙地活现于纳博科夫大部分作品中。这种精神，在意大利现代短篇小说家托马索·兰多尔菲那篇极其成功的《果戈理的妻子》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它可能是我迄今读过最有趣也最紧张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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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是果戈理的朋友和传记作者，他“不大情愿地”给我们讲述果戈理妻子的故事。真实的果戈理迷恋宗教，一生从未结过婚，还在四十三岁左右刻意饿死自己，并事先把未发表的手稿都烧掉。但是兰多尔菲的果戈理（他完全有可能是卡夫卡或博尔赫斯发明的一个人物）娶了一个橡皮气球为妻，这是一个可充气的奇妙人体模型，她会按照丈夫心血来潮的喜好而变成不同形状和大小。果戈理深爱他变成这个或那个形状的妻子，很享受与她的性关系，还给她起了一个叫做“加拉加斯”也即委内瑞拉首都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只有这位疯狂的作家自己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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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年，一切都进展顺利，直到果戈理染上梅毒，他颇不公平地把梅毒归咎于加拉加斯。在多年间，果戈理对沉默的妻子的矛盾心情稳步增长。他指责加拉加斯自顾自，甚至指责她不忠，导致她愈来愈痛苦，变得过分笃信宗教。最后，怒不可遏的果戈理给加拉加斯充了太多气（颇为蓄意地），直到她爆炸，碎片飘散在空中。这位伟大作家收拾果戈理夫人的残余，把它们扔进火炉里烧掉，让它们分享他未发表的作品的命运。果戈理还把一个橡皮娃娃——加拉加斯的儿子——也扔进火炉里。在最后这场灾难之后，传记作者为被指控虐妻的果戈理辩护，并缅怀这位作家那傲视一切的天才，向他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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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兰多尔菲这篇《果戈理的妻子》的最佳餐前小食（或餐后甜点），是读一些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不会怀疑不幸的加拉加斯的现实性。她确实是果戈理本人可能为自己找到的（或发明的）最理想情人。相反，兰多尔菲可能无法写一篇相同的故事然后把它称为《莫泊桑的妻子》，更不要说称为《屠格涅夫的妻子》了。不，必须是果戈理并且只能是果戈理，而我差不多对兰多尔菲这篇小说的真实性照单全收，尤其是在每次刚重读之后。加拉加斯具有一种博尔赫斯写他的特隆时既不寻求也难以达到的现实性。作为果戈理唯一可能的新娘，她在我看来似乎是对弗兰克·奥康纳一个看法的最佳戏仿。奥康纳坚称，在现代短篇小说中呐喊的那个孤独声音，是“被淹没的人群”的声音。还有谁，比果戈理的妻子更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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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塔洛·卡尔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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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短篇小说大师，将在本书别的地方加以讨论，不管他们的身份是长篇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托马斯·曼）还是诗人（D.H.劳伦斯）。在这里，我希望以意大利另一位伟大的寓言作家，一九八五年逝世的伊塔洛·卡尔维诺，来结束本章。他的著作中，我最喜欢的（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喜欢的）是《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在一九七四年由威廉·韦弗出色地译成英文。如果对卡尔维诺的发明作一次恰如其分的描述，将可以向其他人证明如何及为什么应一读再读《看不见的城市》。马可·波罗是讲故事者，可敬的忽必烈汗则是他的听众，而我们也跟着聆听关于想象的城市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只有一两页篇幅，但它们是短篇小说，是博尔赫斯式或卡夫卡式的，而不是契诃夫式的短篇小说。马可·波罗的城市不是真实的城市，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城市，然而大多数读者都想去那里，如果我们可以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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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分成十一组，它们是分散的而不是绑在一起的：城市与——记忆、欲望、符号、眼睛、死者、天空——和轻盈的城市、贸易的城市、连绵的城市、隐蔽的城市。虽然要读者把这些城市都记在脑中，可能会晕眩，但我们却也不应说这些城市实际上都是同一个地方。由于它们都是用女人的名字命名的，这便等于说所有女人都是同一个女人——这看法是西班牙哲学家兼小说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信条，但不是卡尔维诺的观点。听马可·波罗讲故事的忽必烈汗，肯定会同意卡尔维诺和马可·波罗而不是同意乌纳穆诺。因为年迈而厌烦权力的忽必烈，在马可·波罗幻想的城市中找到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在他的帝国化为尘埃之后仍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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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失去的幻想，缅怀不算真正拥有过的爱情，缅怀也许仅仅尝过一点滋味的幸福——这些就是卡尔维诺唤起的情绪。在“记忆的城市”的其中一个城市伊西多拉，“在两个女人之间犹豫不决的外国人，总会遇到第三个，”但很可惜，你只能到年迈的时候才能抵达伊西多拉。“你离开了塔马拉却没有发现它，”而在芝尔玛你看到“一个女孩牵着一头美洲狮在散步”。忽必烈在听了很多故事之后，开始从这些城市中看到它们有某种共同特征，但这仅仅意味着这位皇帝正在学习如何解释马可·波罗的叙述艺术：“没有不诈的语言。”在“轻盈的城市”其中一个城市阿尔米拉，唯一的活动似乎是仙女们沐浴：“在早晨你听见她们在唱歌。”另一个城市更胜一筹：“克洛艾是最贞洁的城市，一种体态丰满的震荡不断地搅动它。”这近似马可·波罗作为讲故事者的其中一个原则：“虚假绝不是在语言中，而是在事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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