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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为什么读 长篇小说（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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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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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读一部长篇小说与读莎士比亚或读一首抒情诗不应有太大差别。最重要的是你是谁——既然你无法使自己不阅读。由于我们大多数人还怀着一些明确的期待，因此在阅读长篇小说时会出现一种差别，我们想在小说中遇见如果不是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自己，也是某种可辨识的社会现实，不管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社会现实。艾丽丝·默多克一部最新出版的小说，在我心中引起的感觉，不同于约翰·阿什伯里一本新出版的诗集。坏作品永远是一样的；伟大的作品却千差万别，各种体裁又构成伟大作品内部真正的分野。现时仍有些健在且值得阅读的戏剧性和叙述性诗人，但他们确实少之又少：我读阿什伯里是为了重新遇见阿什伯里，一个渴望其他人和渴望另一性的孤独者。默多克是我们优秀长篇小说家中最传统的，我们读她，是为了人物，为了故事，为了形而上学的省思和情欲的省思，以及为了某种带反讽的处世哲学。我不要求默多克给我一本《荒凉山庄》或《米德尔马奇》，而是希望她与这些经典维持一种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也许有一天会再次催生足以跟这些经典匹敌的作品。也许默多克那些生气勃勃的新人物将会消失在延续性之中，如同往常那样。但是，仍将有重复的乐趣，使文明传统保持鲜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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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的抒情诗的读者，必然是稀少的。这使我们最好的诗人们感到伤心，但他们有务实的示范性前驱者，例如威廉·布莱克、沃尔特·惠特曼、埃米莉·狄金森和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他们在他们有生之年获得的读者是如此少。惠特曼自己出版诗集，布莱克也是，而狄金森和霍普金斯则是死后才出版。伊丽莎白·毕晓普找到虽然极少却是知音的读者，并有我们三两位当代最佳诗人追随她。即使在新千年中我们重返一个神权时代（如同詹巴蒂斯塔·维柯在《新科学》中预言的），我们仍可寄望一种精英的诗歌会留存下来，但是长篇小说的运气可能会较黑暗。长篇小说需要比诗歌更多的读者，这个说法是如此奇怪，使得我感到迷惑，尽管我也同意这说法。丁尼生、勃朗宁和罗伯特·弗洛斯特都有大量读者，但也许不需要他们。狄更斯和托尔斯泰有庞大读者群，而且需要他们；大量的无意中听到者构成了他们的艺术的一部分。如果你怀疑自己也是日益缩小的精英中的一员而不是庞大的人群中的代表，你又如何与众不同地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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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你大声诵读并读给别人听，否则即使有其他人在场也不能把阅读从一种孤独行为变成一种社会行为。五十年来，我读长篇小说，为了它们的人物、故事，为了它们作者的声音和叙述的声音之美。如果长篇小说确实注定要消失，那么就让我们为了它们的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也许甚至还为了它们的英雄主义（主人公的英雄主义和作者体现的英雄主义的一面），而向它们致敬。让我们读它们，在第三个千年的未来岁月里，如同它们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被阅读那样：为了美学乐趣和为了精神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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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长篇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白纸上的符号，而是后莎士比亚时代的画像，描绘男男女女的现实：真实、很有可能和可能的男男女女。在我们的世纪，仍有长篇小说可读，并且增添了普鲁斯特、乔伊斯、贝克特和众多美洲小说家——既有西班牙语的，也有北美的——大大地丰富了奥斯汀、狄更斯、福楼拜、司汤达和其他经典作者的传统。乔伊斯在《为芬尼根守灵》中，预言性地哀叹说，他缺乏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观众。而我担心，《守灵》将消失在视觉新时代。也许普鲁斯特也会消失，而这是特别具有反讽意味的，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个坏年代，当我们在所有长篇小说都渐渐淡出的黑暗背景下重读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似乎没有任何长篇小说像它这样占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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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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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关如何读和为什么读长篇小说的讨论，都必须包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它是所有长篇小说中最早和最好的，却又不止是一部长篇小说。在我最喜爱的塞万提斯批评家、巴斯克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看来，这本书是真正的西班牙语圣经，而“我主堂吉诃德”则是真正的基督。如果我可以从完全世俗的角度看，则塞万提斯似乎就是过去四百年来的想象性文学中莎士比亚唯一可能的对手。堂吉诃德是哈姆雷特的同袍，而桑丘则是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难兄难弟。我不知道如何给出更高的赞美。作为一点不差的同代人（他们完全有可能是同一天逝世），莎士比亚显然读过《堂吉诃德》，但塞万提斯绝不可能听说过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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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堂吉诃德》的小说家包括十八世纪英国的亨利·菲尔丁、托比亚斯·斯摩莱特〔1〕和劳伦斯·斯特恩；他们的作品如果没有塞万提斯，是不可想象的。塞万提斯对司汤达和福楼拜的影响是巨大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女吉诃德”。赫尔曼·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都是塞万提斯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马斯·曼和实际上所有现代西班牙语小说作家，也都是塞万提斯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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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是如此浩瀚的一部书（虽然，我跟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一样，不希望它短哪怕一点点），所以我想把我关于如何读它的建议，仅限于探讨该书的中心关系，也即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之间的友谊。莎士比亚作品中没有任何相似的友谊，因为哈尔王子变成亨利五世国王时，毁掉了他与福斯塔夫的友谊，当我们在《亨利四世》第一部开头首次见到他们在一起时，他们的友谊已变得高度地含糊不定。霍拉旭无非是哈姆雷特的一个配角，莎士比亚作品中其他亲密的男性友谊，全都有其模糊的方面，尤其是在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的女人都有能力彼此保持真正的友谊，但他的男人都不能。有时我觉得，这，不仅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如此，而且在真实生活中似乎也如此，又或者这是莎士比亚影响生活的另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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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和桑丘有很多争吵，但总是和解，而且从未在爱、忠诚以及在堂吉诃德伟大的没智慧与桑丘可敬的智慧中令彼此失望过。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如同在生活中？），每个人都难以互相听进对方的话。李尔王几乎不听任何人的话，而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有时候兴高采烈地）则完全听不进彼此的话。莎士比亚本人一定是拥有最超自然天赋的倾听者，尤其是在本·琼森面前，后者总是说个不停。我怀疑，塞万提斯也是一个精神抖擞的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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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几乎所有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在《堂吉诃德》里了，但最重要的是桑丘与堂吉诃德之间进行中的谈话。随便打开这本书，你很可能就置身于他们的某次交锋，愤怒或反复无常，但最终总是充满爱的，而且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即使当他们最激烈争辩的时候，他们也永远谦恭有礼，而且他们从未停止过从互相倾听中学习。而通过倾听，他们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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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原则，也即当我们把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放在一起，改变——自我的深化和内化——就绝对是互相对立的。桑丘和堂吉诃德通过彼此倾听而发展更新鲜和更丰富的自我，而福斯塔夫和哈姆雷特却只有通过无意中听到自己才会完成同样的发展。西方重要小说家受惠于莎士比亚，一点不亚于他们受惠于塞万提斯。梅尔维尔《白鲸》中的亚哈没有桑丘，他孤立如哈姆雷特或麦克白。在其他方面是吉诃德式人物的可怜的爱玛·包法利，也没有桑丘，最后死于自我无意中听到。哈克贝里·费恩有了吉姆做他的桑丘，并因此而得救，避免了在孤独环境中光荣地枯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埃古式虚无主义者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那里，遇到了也许可称为“反桑丘·潘沙”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明显是得益于堂吉诃德那种高贵的“疯狂”。托马斯·曼高度意识到自己受惠于塞万提斯，遂刻意重复诗人歌德对《堂吉诃德》作者的复杂的致敬，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塞万提斯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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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堂吉诃德与桑丘之间热情的（尽管常常是暴躁的）辩论中，他们逐渐吸纳了彼此的一些特质。吉诃德的视域性的疯狂，开始获得了某种更机灵的特点，而潘沙那明白事理的敏锐，亦开始改变，进入了探险的游戏世界。他们的本质没有互相交融，但他们学会互相依靠（达到滑稽的程度）。堂吉诃德在向桑丘解释他的目标时，列举了他那些善妒的前辈们——阿马迪斯和奥兰多——的情欲疯狂，然后明智地补充说，也许他只会模仿阿马迪斯，因为，与奥兰多不同，阿马迪斯是通过给每个走近的人带来疯狂的伤害来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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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桑丘说，“做这些事情的骑士们，都是被驱使这样做……但是……你为什么这样疯狂？是哪位小姐拒绝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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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堂吉诃德答道，“这正是我精心策划的——因为，一个游侠骑士有十足理由才疯狂，这到底值几个子儿呢？我的看法是，应当毫无理由地变得疯疯癫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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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拉费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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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只在刮西北偏北风时才疯狂〔2〕，他绝不是傻瓜，桑丘也不是。像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他们是在玩一场非常复杂的游戏，但相对于哈尔和福斯塔夫，他们较快乐，因为他们毫不含糊。事实上，他们的游戏是如此复杂，以致读者读的，注定是她自己的《堂吉诃德》，因为塞万提斯再次像莎士比亚一样，其不偏不倚就如同其复杂。很多学者不同意我最喜爱的塞万提斯批评家乌纳穆诺的看法，而是赞成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意见，后者从《堂吉诃德》读出一种亳无疑问的欢乐。而在乌纳穆诺看来，吉诃德体现了生命的悲剧意识，而吉诃德的“疯狂”则是对必死性的抗议，你甚至可以说，是对西班牙气质的反抗，西班牙气质在不同时代都崇拜死亡。塞万提斯虽然是一个饱受摧残的战士（他在对抗土耳其人的勒班陀海战中受伤，左手永远残废），但是他身上有某种永远濒临大声疾呼的东西，如同约翰·福斯塔夫：“给我生命！”我想乌纳穆诺是对的，他说这部小说的欢乐完全属于桑丘·潘沙的伟大，他就像福斯塔夫和拉伯雷的巴汝奇，是我们身上的不死性的另一个伟大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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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没有两个人物同等地赢得想象力至上的荣誉。在想象力方面，福斯塔夫胜过哈尔，朱丽叶胜过罗密欧，克娄巴特拉胜过安东尼。在塞万提斯所有的辉煌中，最美妙的莫过于他给了我们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伟大人物，以及他们互相爱护互相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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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们频频争吵、热烈争吵，而这与两个具有强烈性格、知道自己是谁的人物是十分相称的。虽然堂吉诃德，以及后来的塞万提斯，都受到巫师的困扰，但是个性并未受到危害。莎士比亚把个人身份认同的连贯性称为“如一”，这种“如一”在堂吉诃德身上未曾受损，尽管他的骑士游侠行为带有明显的疯狂。这个“如一”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堂吉诃德怀着巨大的激情，忠诚于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创造物，那个令人讶异地美丽和惊人地高尚的杜尔西内娅，他情深意长地呼唤她：“啊，托沃索的杜尔西内娅，我黑夜里的白天，我苦难中的光荣，我每一次旅途的真正北斗和罗盘，我命运的指路星……”这个女人实际上只是邻近一个可以说是粗俗得可以的村女阿尔东萨·洛伦索。巫师们把独一无二的杜尔西内娅变成普通的阿尔东萨，然而堂吉诃德知道自己的虚构，知道自己壮丽的发明在这场游戏中的位置：“我把我所说的一切都看成是绝对真实的，也没有什么缺陷，并按照我想让它成为的样子，原原本本描绘在我头脑里……”我奉劝读者把杜尔西内娅当做有一定可信性来接受，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她之于堂吉诃德就如同俾德丽采之于但丁，是一个有别于自然世界的另类世界的中心。这个浪漫主义兴盛期的概念，或雪莱式概念，被桑丘·潘沙戳破，也以另一种方式被堂吉诃德本人戳破，后者知道又不知道游戏的界线：“我知道我是谁，以及我可以是谁，如果我选择。”学会喜爱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读者，将因为他们而更好地了解自己。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一样，可娱乐任何读者，但是再次像莎士比亚，他可根据读者的能力来创造更主动的读者。当堂吉诃德见到笼中的狮子时，是他知道这些高贵的狮子是不是要来袭击他。当主动的读者骑马与堂吉诃德和桑丘同行时，她也逐渐跟他们一样，认识到他们是一个故事中的人物，而在这部巨著的第二部，堂吉诃德和桑丘则反过来充分参与读者的认识，因为他们变成公开的批评家，欣赏他们自己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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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拥有至高的天赋，使自己消失在他二十余部伟大戏剧中；读者或玩游戏者也许想知道莎士比亚有什么想法，但莎士比亚已作了安排，使我们无法接近他，而在很多方面，多亏他这样做，我们亦不需要他。塞万提斯，特别是在《堂吉诃德》第二部，发明了刚好相反的艺术，把事情安排得我们不能没有他。他在他为我们创造的幻觉中切开一个豁口，因为堂吉诃德和桑丘在第二部从头到尾都一再评论他们在第一部扮演的角色。塞万提斯甚至更具巴罗克风格和更有学识地加入堂吉诃德对巫师的抱怨，就塞万提斯而言是抱怨那个将替他完成他的小说的剽窃者兼冒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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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在评论《堂吉诃德》时，佩服一个“靠自我荣耀的荣耀活下去”的英雄独一无二的特质。桑丘因为太敏锐，所以去不了那么远，然而他说他“也将出现在这故事中并被称做桑丘·潘沙”。如果读者变得有点儿困惑，那她只会更需要塞万提斯本人。塞万提斯以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韦德拉的身份讲话，他取得并维护了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权威，其终极继承人很有可能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因为普鲁斯特把塞万提斯这部小说带到也许是它最可能远的地方。或者，也许这终极继承人是写《尤利西斯》的詹姆斯·乔伊斯，或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弟子，写《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三部曲的塞缪尔·贝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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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堂吉诃德》是一种无穷的乐趣，而我希望我已指出了如何读它的某些方面。我们很多人都是塞万提斯式人物，是吉诃德型和潘沙型的混合。为什么读《堂吉诃德》？它依然是所有长篇小说中最好以及最早的，如同莎士比亚依然是所有戏剧家中最好的。你自己身上有些部分是你无法充分认识的，直到你尽可能深入地认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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