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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孵化与哪些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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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针对以创造性思维来解决问题的研究，并非人们想象的那种典型的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事业。实际上，人们对此的早期研究更像是在实习车间里当学徒。要研究人们到底会怎么去解答难题，并且是以严谨的态度去解答，心理学家们需要设计出真正新奇的难题。这可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就是被各种谜语、谜题、笑话、文字游戏以及数字游戏喂大的，我们早有了一肚子的本事来应付各种这类难题。所以，为了能真正看到人们是如何解决难题的，科学家们需要准备完全不同以往的“难题”，而且最理想的应该是“非学术性”的难题。最终，他们设计出了一些不需要文字符号的、以常见的家用物品为题材、以动手操作为主题的难题。结果，这些人的实验室与其说是实验室，倒不如说更像是爷爷的工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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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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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别出心裁的“实习车间”中较为突出的，当数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诺尔曼·迈尔（Norman Maier）的实验室。迈尔决心找到人们在终于想出解题妙招之前的那一刻里，大脑究竟在做什么。在1931年的一次实验中，迈尔招募了61名参与者，每次只让一个人进入到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有几张桌子、椅子，一组各式各样的工具，包括几个夹子、一把钳子、一根金属杆和一根电源线。此外，天花板上还垂下来两根几乎碰到了地板的绳子，一根吊在屋子正中间，另一根靠近一面墙，离中间那根绳子约4.6米远。参与者需要解决的难题是“把那两根绳子拴到一起”。这可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你不可能先抓住一根绳子然后走过去再抓另一根绳子，因为那绳子的长度不够拉那么远。迈尔这时对参与者解释说，他可以随意动用屋里的任何物件，只要找出办法来把那两段绳子拴到一起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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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有4种，有的能一眼看出来，有的则需要动动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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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办法是把一根绳子拴到一把椅子上，然后走过去把另一根绳子拉过来。迈尔把这一办法归为“容易”档。另外两档被他归为“稍有难度”的做法是：把电源线拴到一根绳子上，就足够你拉着这根绳子去抓另一根了；或者先拉住一根绳子，再用金属杆把另一根绳子给勾过来。第四种办法是甩动屋子中间的那根绳子，让它像钟摆似的朝着靠墙的另一根绳子荡过去，你则走向墙边，抓住荡过来的那一截绳头。迈尔认为这最后一招应归为难度最高的一档，因为你必须要先在绳头上拴一个重物，比如钳子，才能让绳子荡出足够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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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参与者可以在10分钟内不需任何帮助想出上述所有四种办法。可更让迈尔感兴趣的是剩下的60%的学生：这些人已经找到了除却最难的第四种办法之外的一个或几个办法。10分钟毕，当迈尔宣布“到点了”的时候，这些学生只好一筹莫展地告诉迈尔，他们再想不出别的办法了。迈尔这时会让这些学生去休息几分钟。借用沃拉斯的术语来说，是让这些人进入孵化期，迈尔很想知道在这一关键时期会出现些什么。比如，第四种做法会不会忽然一下子就完整地显现出来？还是会一点一点地从之前已经有过的想法中渐渐演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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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找出这其中的答案，迈尔决定稍稍推动一下那些一筹莫展的参与者，帮助他们自己找到通往钟摆法的思路。等那些学生稍事休息过后，他站起身来，故意把学生的视线吸引到自己身上，然后一边走向另一面墙的窗户，一边有意走过那条吊在屋子中央的绳子，轻轻拨弄了它一下，使那根绳子轻轻晃动起来。随后两分钟之内，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想出了钟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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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验完毕，迈尔询问这些学生是怎么想出那第四种方法来的。有几个参与者回答说，他们已经模模糊糊有了点儿让那绳子动起来的念头，而迈尔的拨弄给了他们提示，于是形成了完整的构想。对这几个人来说，解决方案已经有所显露，而迈尔的那一拨弄使他们豁然开朗。这里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我们都曾有那样的体会，比如电视节目“财富之轮”，就是那个用转盘转出字母来填入常用词语空格中的游戏节目，眼看着转轮上的字母一个个地转过去，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离那个答案越来越近，完全知道等转到那个字母时，灯就会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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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余参与者给迈尔的答案就使得他的这次实验大有收获了。大多数人都说那办法如灵光一闪便忽然出现了，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那条绳子的晃动有任何提示作用，尽管他们的确是被那绳子的晃动提醒了。“我只是忽然想到，如果我给那绳子拴上个什么东西，它就能荡起来。”一名参与者这么说。另一名参与者则说，这个主意来自之前上过的一堂物理课。是不是这些参与者不好意思承认，想掩盖自己的尴尬？迈尔认为，不太像是这么回事儿。“一下子找到了好办法，那感觉就像我们一下子找到了隐藏在一幅画谜中的人物形象，”他写道，“我们觉察不到画中的隐含提示，因为忽然找到目标的兴奋感觉一下子占据了我们的意识。”换个说法就是，顿悟的那一瞥太过耀眼，让人不再能注意到是什么把自己的视线吸引到那里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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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的实验之所以能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让人们看到了孵化常常是，甚至全部是在潜意识里发生的事情。大脑在意识的觉知之外扫视着周遭的一切，寻找着可能的提示。毫无疑问，正是迈尔在这次实验中给了学生一个提示，而且是一个巧妙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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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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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所昭示的另一个含义则是，在孵化期中，大脑对周围任何可能与解决问题相关联的信息都很敏感：落地钟里的钟摆、透过窗户看到的院子里的秋千，乃至自己来回摆动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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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总有人像迈尔那般大大方方地给出清晰的提示，所以，迈尔对孵化期的诠释仍算不上完善。一个人，哪怕他闭着眼睛，在地下的书房里，在幽静的小隔间里，在没有任何提示可循时，也仍然能想出各种妙招。因此，成功的孵化一定与其他一些因素相关。可那到底是什么呢？你没办法让隐藏在幕后的人告诉你他们是谁，而你又找不到什么简单的办法能把那幕布给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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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你这位科学家能够很巧妙地、不知不觉地挡住人的视线，让他们看不到那充满创意的答案，再假如，之后你还能悄然挪开那层遮挡，让人因此而容易看到那个答案，你说那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揭开这孵化期里的某种秘密呢？你觉不觉得这想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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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就是这么想的，他叫卡尔·邓克尔（Karl Duncker）。一个正在努力破解难题的人，怎么就能突发奇想地“拨云见日”，这也是令邓克尔感兴趣的课题，而且，他还拜读过迈尔的研究报告。你还记得吗，在那篇报告里，迈尔写过这样的话：“一下子找到了好办法，那感觉就像我们一下子找到了隐藏在一幅画谜中的人物形象。”邓克尔就很喜欢画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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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尔主导这一实验的同时，邓克尔正在柏林读书，导师是著名的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心理学格式塔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格式塔”是德文，意思是“形状”、“形态”，格式塔学派的理论认为，在感知某种物体、观念或者规律时，人会首先感知到整个全局，然后才是归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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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若要建构一个景物的视觉形象，也就是看向某样东西，大脑所做的远不只是把透过眼睛涌进来的光点拼成一个整体，大脑还须同时做出一系列的假设：目标是一个完整的物体，其表面的色彩是一致的，如果几个点同时移动，那么这几个点属于同一物体。这类假设能力从我们还非常幼小时起就开始生长发育，让我们能够用感知追踪某样物体，比如说一只棒球在阳光中一晃就不见了踪影，不过我们随后还能找到它；或者看到密实的树丛后面有一堆斑点在挪动，便能认出那正是我们家不见了的狗。大脑“填补”了被树丛遮住的那部分形状，并由此决定了我们会如何辨识树丛后面的那一堆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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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学派还认为，在处理某些类型的谜题时，大脑也会做出上述判断。也就是说，大脑会先把谜题目标看作一个整体，基于大脑的预期假设，先构建出一个“脑中虚拟实体”。举例来说，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铅笔谜题”时，脑海里便出现了一个摆在平面上的等边三角形，就好像是画在纸上一样，然后，大脑立即围绕那个“脑中平面三角形”以各种组合来摆放另外三支铅笔。我曾经无数次地在纸上摆弄几何图形，这次又能有什么不同呢？可这时我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假设：所有的铅笔都该躺在同一个平面上，而脑海中的“虚拟实体”不但决定了我会怎么着手解决这个谜题，也同样决定了我会如何诠释已知的各项条件。许多谜语的编制其实都利用了人的这种预期假设的误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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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克尔怀疑，这种格式塔式的预设误差（也就是那些“脑中虚拟实体”）可能会挡住人的眼睛，让人无法看到正确的答案。而他对此的杰出创作便是设计出了一种预先“挂”好“幕帘”的谜题（该“幕帘”之后还可以“摘除”），题材都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比如盒子、板子、书本，甚至还有钳子。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道谜题叫作“蜡烛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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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实验中，邓克尔请参与者进入一间屋子（每次只限一人），屋里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上有一把榔头、一把钳子等几样工具，还有一些回形针、几张纸、一卷胶带、一些细绳，另外还有几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些零七碎八的小东西，比如，一个里面装了些图钉，另一个里面装了些小蜡烛，就是你在生日蛋糕上见过的那种，还有的里面装着纽扣、火柴什么的。给参与者出的谜题是要把三支小蜡烛固定到门上，与眼睛齐平的高度，这样就可以点亮当灯用。桌子上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每人只给10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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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会尝试这么几种办法，比如用图钉把蜡烛钉到门上，或是用胶带把蜡烛固定到门上，等等，可不久他们就会觉得黔驴技穷了。但是，邓克尔发现，如果他做一个小小的调整，那么成功率立即会大大提高：把图钉、火柴等小东西从小盒子里拿出来。一旦桌上的盒子全都空了出来，参与者便能想到，他可以把盒子用图钉固定到门板上，形成一个可以摆放蜡烛的小平台。邓克尔并没有变动他对谜题的讲解和要求，提供的材料也都一样，可是，把盒子腾空出来使得参与者的“脑中虚拟实体”发生了变化：盒子不再仅是装着东西的容器了，不再是对这道谜题没什么用处的陪衬了，它变成了一样可资利用的工具。用邓克尔的术语来说，当这些小盒子里装了东西时，盒子的“功用就被限制了”，就好像人们的眼里根本没这些盒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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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对思路的限制导致我们面对许多问题时的觉察力大打折扣。为了要拆开一个邮包，我们可能花上整整5分钟的时间，翻箱倒柜想找到一把剪刀，却没想到兜里装着的钥匙其实也完全可用。侦探小说家都是些故意制造这种思维限制的艺术大师，让你不知不觉中把“杀人犯”的罪名安到了书中别的角色身上，直到最后一刻才让你恍然大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罗杰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就是一部充满曲折迂回的典范之作。正是由于思维会被限制住，才使得“SEQUENC_”能够成为一个响当当的谜题：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_”符号看作空格，看作一个让我们能填入字母的“平台”，而之所以我们很难甩开这种假设，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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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克尔后来还设计了好多类似上述“蜡烛实验”的“有幕布与否”的对照实验，并且得出了他的结论：“在我们设计的实验条件下，关键材料一旦被刻意去掉其‘功用限制’，人们几乎只用一半时间就能把它找出来。”从一定层面上来说，这一结论也同样诠释了迈尔的“绳子钟摆实验”。没错，要想破解那道绳子难题，人们必须首先想到让绳子动起来，然后，他们还需动脑筋想出让绳子摆动得足够远的办法，就是把钳子拴上去。一把钳子无非就是一把钳子，用来拧东西的工具，但它也可以用做钟摆坠的重物，前提是你须得先去掉“钳子只能当钳子用”的思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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