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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咏史：彤管言志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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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已注意到女作家咏史的创作主题。他们把女作家的这类创作称为“豪气郁勃”或“闺词雄音”，认为这是女作家风格男性化的体现。161有论者指出，女词人指点江山、咏史论政的作品，一反闺词以儿女情事为核心内容的阴性传统。论者所谓“闺词”的定位是不错的，它反映了作者的性别身份，但所谓“雄音”“阴性传统”的提法则值得商榷。换言之，论者认为“闺词”应该具有特定的“阴性”风格，咏史论政不是闺秀作家的创作领域。这里，我将不冠以所谓“阳性”“阴性”传统，只期发现女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历史感之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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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检索女作家咏史怀古关注的是哪些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经过一番爬梳后，笔者发现女作家关注的历史人物较为集中在虞姬、王昭君、孙夫人、梁夫人等巾帼英雄身上。162尽管关注对象较为一致，但女作家对同一历史人物所表达的思想不尽相同。如闽籍女诗人黄幼藻在《题明妃出塞图》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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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边风扑面沙，举头何处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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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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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幼藻身为苏州别驾之女，自幼就师从学问渊深的方泰。她十三四岁时就已经通晓经史著作，工于声律。164黄幼藻在这首诗中借着出塞图，想象王昭君置身塞外狂沙中的感触。在漫天黄沙中，昭君迷失了家国的方向，她觉得堂堂的大汉朝廷倒不如巫山乡间那般亲和、安全。昭君塞外和亲的伤感和悔恨在黄幼藻的笔下倾散而出。然而，比照徐媛（1560-1620）的《明妃三首》之一则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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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无春边草枯，玉关音信向来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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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将花貌平戎虏，不用中朝金仆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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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明代女诗人，所咏的又是同一位历史人物，而两首诗的思想境界却相去甚远。徐媛也写了塞外的枯草与孤独，但更侧重于昭君“自将花貌平戎虏”，赋予了她为平息边塞干戈之苦主动请缨的使命感。她的这一思想在《重吊孙夫人》一诗中也有所表露。周瑜定下美人计，拿孙权的妹妹作诱饵招亲刘备。相比王昭君的“自将花貌平戎虏”的主动请命，徐媛替孙夫人被动地充当牺牲品的命运感到惋惜。她甚而责备孙夫人：“神襟雄擅诸兄风，何期误随周郎策……忍教双臂红丝牵，弃作竿头钓绠掷。”165由此可见，徐媛在咏史诗中，注意到妇女在家国兴亡、政治纷争中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与作为附属牺牲品的不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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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媛是苏州才女，明太仆徐时泰的长女。她少年时就有“谢娥后身”的诗名，婚后变卖了妆奁助丈夫读书。她的丈夫于万历年间任副使之职，先后供职于南京、云贵一带，徐媛亦随赴任所，见闻益广。她多年随夫宦游的经历拓展了其人生视野，也加强了她对家国社稷和江山人物的感性认知。徐媛在诗中抒发的“自将花貌平戎虏”的感想，可谓将她自身的阅历和抱负移情至昭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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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媛相近，沈善宝（1808-1862）在咏擂鼓战金兵的梁夫人时，也表达了她对家国山水的深情和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她在《满江红·渡扬子江感成》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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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银涛，写不尽心头热血。问当年，金山战鼓，红颜勋业。肘后难悬苏季印，囊中有剩江淹笔。算古来，巾帼几英雄，愁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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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北固，秋烟碧。指浮玉，秋阳出。把篷窗倚遍，唾壶敲缺。游子征衫搀泪雨，高堂短鬓飞霜雪。问苍苍，生我欲何为？生磨折。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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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善宝慨叹自己空有江淹之才，却难得苏季之印，她渴望像抗金女英雄梁夫人那样，以身报国成就一番事业。沈善宝借词中“算古来，巾帼几英雄”与“问苍苍，生我欲何为”的对仗，表达了她对巾帼英雄人格魅力的景仰，以及渴望追随其后的角色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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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女作家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感想后，不妨再对照男诗人的作品来考察不同性别的作者对同一历史人物的感想。宋代女诗人李清照（1084-约1155）的《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已成为感时讽政的名篇。现以同一桩史实中的虞姬为例。著名男诗人王士禛（1634-1711）在《虞美人》词中有“感王意气为王死，名字留青史”之句，赞扬了虞姬的忠贞。再比较武进（今江苏常州市）女诗人吴永和的《虞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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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真英雄，姬亦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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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哉太史公，不纪美人死。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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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的词以项羽为中心，虞姬只不过是个殉节的烈女子。而女诗人吴永和的诗则将虞姬与项羽并重，她眼中的虞姬之死与项羽之死同样悲壮，她不禁替司马迁扼腕叹息：为什么只写英雄不记美人呢？太史公的慧眼也有走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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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咏虞姬，不同性别的作者感想却“曲同工异”。168男诗人王士禛以英雄为叙述中心，美人只是英雄的陪衬；女诗人吴永和则不仅注意到美人被史家无情地边缘化了，还试着用手中的彤管来还原美人的历史位置。吴永和的这一创作意图反映了她对虞姬这一历史人物的钦佩，并借以阐发她对妇女历史地位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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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诗人朱德蓉（1662-1722）身处明清鼎革之际。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进逼杭州，她的公公祁彪佳169（1602-1645）遂忧愤绝食以死殉国。朱德蓉的丈夫祁班孙因坚决抵抗清兵被流放到宁古塔。170此情此景下，朱德蓉在咏虞姬时作了如下的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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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罢伤心泪几行，江山旋逐楚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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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心甘向秋霜剑，不欲含情学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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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蓉笔下“不欲含情学汉装”的赞叹，显然把虞姬之贞烈不仅系于项羽个人身上，而且将她的死上升至楚汉之争中不屈服于征服者的更高境界。朱德蓉的这一层感想与她个人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她把自身的体验移情至虞姬身上。可见，她是借咏史抒发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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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蓉一改男文人将虞姬定位为殉夫楷模的调子，赋予了她在政治权力角逐中的气节。这与前引几位女诗人一反历代吟咏王昭君的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历代男诗人多热衷于昭君“怨”的主题，171一些明清女诗人不仅赋予昭君“主动请缨”的使命感，甚至认为昭君离开汉廷是极大的“幸运”。如，明大理卿方大镇（1560-1630）的侄女方婉仪在《次韵题明妃图》中认为，与其“老守宫门到白头”，不如出塞和亲换得“芳名史册著千秋”172——由此反映出方婉仪渴望超越平庸和追求流芳百世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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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检索女作家在述怀言志时，自比于哪些历史人物。女作家的述怀作品中不乏班昭、谢道韫、花木兰、黄崇嘏之影。清代女诗人王筠，字松坪，陕西长安人。乾隆进士王元常女，幼嗜书，“以身列巾帼为恨”，著有《繁华梦》《槐庆堂集》等173。她在《繁华梦》卷首自题《鹧鸪天》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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