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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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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以降的科举社会中，社会文化和官绅家族的家庭教育都加强了对妇女的文化知识教育。在此氛围下，宋代妇女无论在文化知识方面，抑或是思想修养方面，都较前代有所进步。她们中不仅有像李清照、朱淑贞、张玉娘这些以著作传世的佼佼者，也有大量出现在墓志铭里被后人念及“得功于母教”的普通女性。她们成为家族兴旺的有力支柱和家庭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13继之而起的明清知识妇女，其女性意识觉醒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均超越了宋代。较之宋代知识妇女，明清闺秀作家人数之多，结集出版作品之盛均令人刮目相看。她们冲破女教教条束缚，渴望以著作名垂青史的“不朽”观激励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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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论者对晚清女性诗歌的研究揭示，特定时机下闺秀诗人的才华发挥在感时讽政上。在历史和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感染下，女作家从泪水沾襟到挥舞宝剑，从无望的悲伤到正义的愤怒，这中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文化断裂。214晚清妇女并非全然像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那样成为导致中华帝国贫弱交加的累赘。秋瑾（1875-1907）曾以诗歌宣泄其一腔报国热血：“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215她在一首《鹧鸪天》中表达了立志做一个女中豪杰的不凡的人生理想：“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借助以剑写心的传统，用宝剑的夜夜鸣壁热望出鞘，来表现自己成就功业、拯救国家的渴望。216这与先她一百年的吴筠所发“苍天使我不丈夫，娟然面目何为乎”，以及早于她60年的沈善宝之“问苍苍，生我欲何为？生磨折”在妇女诗史中遥相呼应。吕碧成（1883-1943）曾于1903年作《满江红》一首，发泄她对“幽与闭，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的处境的不满，她呼吁：“晦暗神州，忻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217显然，社会性别角色限制了妇女对国家的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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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面临救亡图存和“保国保种”的危机，中国妇女临危受命被委以“立国传种”之重任。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应运而生。它冲破了内言与外言的界限，打通了妇女和社会之间的阻隔。这时对妇女的启蒙宣传侧重在母亲的责任意识。中国妇女在“母性”启蒙中，迅速点燃了她们长期积蓄的社会责任意识，其郁积已久的抱负终于得以伸展。她们不畏西方列强的暴虐，呼吁“人人共此心，男女共此志，治内治外，各展良图，则国之贫弱，又何足患？”218秋瑾在牺牲前的绝命词中表示：“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219何香凝（1878-1972）于1903年6月，曾在日本东京发表《敬告我同胞姐妹》，以责任意识号召妇女共赴国难。她指出：“女子是社会之母，因而也是社会中责任最重之人。”辛亥时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成为许多报刊的宣传口号。“匹妇有责”较之戊戌时期的母性启蒙更强调妇女的天赋人权。权利与义务互相依存，人人生而有应尽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得之义务。妇女有“国民之母”的义务，也应有“女国民”的地位。时人指出，“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担起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女国民”之说更强调“男女有平等的权利”220。1912年共和肇成，在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先进妇女受到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逐渐把“女权”定位在“参政”上。221围绕争取妇女参政权的问题，先进妇女分为两大营垒。以唐群英、林宗素等为代表的急进派主张妇女参政应即刻实现；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张默君等为代表的稳健派则主张采取渐进手段，培养妇女参政能力，以期他日与男子争权。急进派与稳健派在推行教育、发达实业，使妇女养成独立的能力方面是相通的，二者的分歧在于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认识。急进派认为，既然在革命中尽了义务，就应在革命成功后分享权利。稳健派则考虑妇女的普遍程度，要求预留参政权，不马上享受权利，并进一步以义务意识相号召，为将来的权利分享做准备。相对急进派的过激行动，稳健派则因自觉强调义务意识，暂时牺牲权利的做法博得社会舆论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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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在历史长河中经久积淀的责任意识和报国济民的精神在晚清女权启蒙运动中得以伸展，并影响了知识妇女群体在责任与权利、效忠国家与性别群体利益的选择中总是倾向于前者。中国妇女女权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经常交织在一起。对古代知识妇女群体的深入理解有益于我们考察近代中国女权思想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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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第四章 “逢君意气投”：明清才女的家庭和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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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从女教书中的训导和实际生活中反映的观念，以及士大夫的期待、赞赏与女作家的认同、批评等不同层面考察了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在上述的讨论中，笔者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明清时期女教观念形成及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冼玉清曾在《广东女子艺文考》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女作家的成就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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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倡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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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父女、兄妹、夫妻、母子等多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于冼玉清着眼于女子由艺文而成名，所以她比较强调家庭男性成员对女子的单方面影响，而忽略了教育中的互动关系。比如，一些子侄辈为长辈的女作家刊刻文集，其中必有一个子侄辈先受到这些女作家影响的过程，而后才会有刊刻文集显亲扬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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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之间不同性别、辈分的互动关系可视为社会成员中不同层面之间互动关系的缩影。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比较复杂，且关于明清社会女子教育之互动的记载又比较零散，所以笔者拟以几个家庭、社团为中心，考察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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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门风雅：以家庭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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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拣选了五个较具典型意义的女作家家庭作为研究个案。其中有的是婆媳、母女两代唱和，有的是夫妻相宜、父女传诗，有的是姐妹、姑嫂互赠诗篇。为了全面展示实际生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对妇女观念的影响，以下讨论并不机械地为了突出某一层面的关系而人为地剪断家庭成员之间多重的联系。笔者寄望于通过以下几个家庭互动关系之讨论，展示出女教观念运作过程中不同性别、辈分的家庭成员所编织出的互动网络，从而发现影响女教观念形成、演变的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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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氏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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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静志居诗话》载：“方氏三节，一为孟式，同夫殉国；一为维仪，十七而寡，寿八十有四；一为维则，十六而寡，寿亦八十有四。白圭无玷，苦节可贞，足以昭诸彤管矣。”223方氏姐妹，桐城人（今安徽省桐城），是明代大理卿方大镇的三位千金。方孟式，字如耀，方大镇之长女。著有《纫兰阁集》八卷。224敏而好学，九岁便能写诗作文，有咏雪之才。“先君廷尉抚爱笃甚，常目之而叹曰，有此子为快，惜是女。”225才女方孟式长成出嫁，与山东布政使张秉文结为连理。“志笃诗书，备有妇德。”崇祯庚辰年（1640年），李自成义军攻济南，张秉文战死城上。方孟式在侍女的帮助下堕池而死。关于方孟式妇德的表现尚无处可考，但从她在危难中“殉国”而死一事足见其节烈。值得注意的是，方孟式的死不是一般的殉夫而死，而是“同夫殉国”。她的丈夫为大明王朝战死，她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自杀，是死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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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贤，字维仪，方大镇之仲女，诸生姚孙棻室。少年寡居，守志于清芬阁，同弟媳吴令仪一起“以文史代纴织”，共同教养侄儿方以智。据《明史·艺文志》和《然脂集》载，方维仪著有《清芬阁集》八卷，另有《楚江吟》一卷，编《闺范》若干卷及《宫闺诗史》《宫闺文史》《宫闺诗评》等，未见流传。226方孟式曾给方维仪的《清芬阁集》作序，“忆吾姊弟稚孱时，从家侍御游天雄，及燕侍雪而咏，辄津津向林下风。岁月流易，分飞中落，备极断肠之叹……生涯辛苦，赖有文史问难字，差足慰藉”227。由此看出，方维仪未出阁时就显现出吟诵诗歌的良好素质，为她以后在寡居生活中吟诗诵史聊以慰藉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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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季准，生卒年未详，字维则，方大镇之季女，诸生吴绍忠室。著有《茂松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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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三姐妹以节行名，亦以诗文名。一家三女，分别著有《纫兰阁集》《清芬阁集》《茂松阁集》等丰厚之作。三姐妹出身名门，少时聪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孟式忆方维仪“及燕侍雪而咏，辄津津向林下风”，说明她们姐妹从小就以谢道韫这样的才女相期许。从姐妹之间的赠序，看出她们相互鼓励以妇学留名彤史。由于方维仪和方维则均为少年守寡，所以她们的诗文创作不可能与丈夫“声气相通”，其成名应归于父亲的提倡和姐妹之间的提携。冼玉清曾指出：许多女子十七八为人妇，学业尚无成功可言。婚后，心力耗于事奉舅姑、相助丈夫、抚育子女、料理柴米等家事。倒是青年守寡之人，事简意专，得以从事笔墨。这一点可从方维仪、方维则二位女诗人的事迹得以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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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仪回母家守志，“叨蒙父、弟友于，使无冻馁颠沛之蹶”。弟媳早逝，方维仪于是“抚其诸英，训诲成立，完其婚嫁，必当终于一诺也”228。她信守诺言，帮助弟媳抚孤，也是帮助方家维系香火。方维仪在写给侄子方以智的信中谈及世风日下，士人们以博学好古为乐，而无心于举子业。她鼓励侄子努力向上，“举子业失，奚碍博学好古耶？”读书中举是当时士人阶层参与社会的阶梯。举子业失，则不可能谋得青紫、造福一方百姓。因而，官绅家庭出身的方维仪强调在博学好古的同时不能丢掉举子业。这类教诲和清代《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对贾宝玉的劝说颇为相似，同时也折射出明清时期官绅家庭的教育价值观。方维仪还在信中特别叮嘱关于文集刊刻与流传之事：“汝母宜人《黻佩居遗集》，当于书坊中更刻之。余《清芬阁集》，汝勿漫赠人。余甚不欲人之知也。”229由此可见，女作家文集的刊刻与流传是由子侄辈具体操作。她们所受的诗书之教不仅丰富了自己的人生，而且通过训诲子侄传递家学。子侄辈则受她们的影响，回馈其教导之恩，刊刻并传播她们的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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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氏姐妹的个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女教运作过程中父女、姐妹、姑嫂、姑侄之间相互推动、影响。方大镇对女儿的诗书之教是方氏姐妹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她们姐妹之间互赠序文、以书信讨论文史促动了文学创作，而子侄辈刊刻、流传其作品集则进一步肯定了她们的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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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景兰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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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景兰（1605-？），字媚生，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一作山阴人，明吏部尚书商周祚女，抗清明臣祁彪佳之妻。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进逼杭州，祁彪佳见大明江山沦亡，悲痛绝食，写下“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的诗句，于家人不备时自沉于水池，以死殉国。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祁公（祁彪佳）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伉俪相生，未有妾媵也。公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230商景兰作《悼亡》一诗，壮其夫，以颂作悼；立己志，以生为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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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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