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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蕉园·随园：以社团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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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以诗文交友结社是明清女学的一个特别现象。高彦颐曾从社团组织的角度分析了蕉园七子的社会组织形式，指出女性的联系是与亲属、邻里、朋友关系紧密相连的。259本节选取两个交游群体：女诗人为主的群体——“蕉园诗社”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女诗人群体——“随园女弟子”，以往来书信、序跋为线索，考察社团诗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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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诗人为主：蕉园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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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湖墅诗钞》载：季娴（柴静仪）工诗画，与林以宁（字亚清）、顾姒（字启姬）、钱云仪、冯又令称蕉园五子，诗有合刻。《西冷闺咏》则记顾之琼语：“诸女作蕉园诗社，有《蕉园诗社启》。蕉园五子者，徐灿、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及女云仪。”另据《正始集》曰：“亚清能文章，工书善画，尤长墨竹，与同里顾启姬姒、柴季娴静仪、冯又令娴、钱云仪凤纶、张槎云昊、毛安芳媞倡蕉园七子之社，艺林传为美谈。”260关于蕉园五子与蕉园七子的两种说法，是因为史料记载中有五子倡社，后其中二人离去，又邀四人入社，于是在蕉园诗社中前后共有九位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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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诗人之间的亲友关系如下：柴静仪与朱柔则是婆媳一家，林以宁是顾之琼子钱肇修之妻，钱凤纶是顾之琼的女儿，钱林二人是姑嫂。据《正始集》载：顾长任是“启姬之姊、亚清之嫂”，顾长任嫁给林以宁的兄长林以畏，那么，顾姒和林以宁则是姻亲姊妹。冯娴的丈夫是钱塘诸生钱廷枚，林以宁的丈夫是钱塘御史钱肇修。据林以宁考其世谱，冯娴乃“余夫子同宗婶也”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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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娴虽是林以宁的同宗婶，且两家仅相隔不数里，但二人的交谊还是始自文字。林以宁与嫂子顾长任称“笔砚友”，顾长任病卒后，林以宁作小启请海内同人为哀挽以吊。林冯二人由此机会得以相识。笔者认为，研究者在着力考订这些女诗人的亲友关系时，也应注意到亲友关系之外妇女交往的途径，如林以宁以诗启会友。若以同宗婶这层关系掩盖了以诗启会友的重要信息，那么女性群体的诗社的意义也就不过是家庭中心之辐射或家庭关系的扩大而已。林冯二人由一则诗启而相识的事实，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从家庭、亲友关系转移到诗人交往中实质性的内容，即她们之间的诗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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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以宁的记载，蕉园诗社“月必数会，会必拈韵分题，吟咏至夕”。她们聚会频繁，且创作热情高涨，常常“吟咏至夕”。翻开她们的往来书信，其中相互邀请聚会的内容颇多。如冯娴《邀林亚清夫人》：“连辰雨雪，令人如在冰壶。纵目遐眺，虽不似夫人千里楼之大观，然敝居篱落间，五花堆积，颇饶野趣。诘朝翦水芹，烹雪茗，顾冲寒而至，亦佳话也。倘衣夫人尚未言旋，旋是天假良晤，并望拉之同来，更快心耳。”262冯娴《答同社诸夫人》，因老姑卧病，不能离身，“惟有遥企园亭，见五彩缤纷处，即是诸夫人口吐白凤之时，敬当扬袂举觞，以酬珠玉也”263。又如李淑昭致函林亚清，以“拙稿检出，希即蕙教”相邀。可以看出，她们的聚会地点没有固定场所，似乎由诗社中人相邀而定。一时冯娴做东，一时又林以宁召集。诗社有如一个松散的组织，无固定场所或召集人。大家随兴致而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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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园诗社的女诗人在入社以前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据《杭郡诗辑》载：林以宁“少从母氏受书，取古贤女行事谆谆提命，而尤注意经学且愿为大儒，不愿为班左”。柴静仪则师从父亲，工琴。毛安芳“十余岁即从父稚黄先生问诗。先生麾之曰：此非汝事。退则窃取古人诗集观之，遂有所得”。沈心友为冯娴的《和鸣集》作序时指出：冯娴“生长西溪，钟山川之秀，弱龄即聪颖异人，读书过目成诵。太夫人春秋高，两人朝夕不离膝下，定省之余，唱和盈帙”。张昊是孝廉之女，父亲以授经糊口四方，母亲陈氏仅课以女红。“槎云喜读书，览典籍辄知其文理，所著诗词皆工……从兄祖望偶见槎云诗……悄然叹曰：是妹必以诗传。”264可见，她们都出身书香之家，或从母师，或从父师，或自学。她们交谊结社是出于对诗文的共同志趣，彼此相互切磋以促进创作。而张昊从兄的一句评论“是妹必以诗传”，既称赞了张昊诗作的品质，又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些女诗人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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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园诗友之间除了聚会作诗，还经常通过书信传递丹青、诗词及读书和创作的体验。林以宁曾得冯娴所赠西青画册，在信中称“得佳翰挥洒，可称双绝”。钱凤纶也曾得冯娴墨宝，“承雅爱，病中染翰。墨龙飞舞云中，黄鸟争鸣竹里。小屏得此神笔，光增百倍，但恐破壁飞去”。李淑昭听说冯娴得病写信问候，并告之自己“近亦抱小疴，自读（冯娴所作）佳什之后，贱恙顿减。岂读者可以愈疾，而作者不能自愈耶？”当李淑昭得知林以宁无书不读，无时不读时，写信将自己读书的逸事相告：“向年喜夜读，每惊家慈梦觉，即叱曰：是儿前世乃老儒，书债未偿者。不觉失笑。”此等才女读书逸事传至今日仍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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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娴、顾姒与李端明在书信中还谈及诗作出版一事，“名媛诸作尽封上，得尊翁先生收录一二。借光梨枣，幸也何如”；“何殊亲接丰标，兼荷名园之订，极欲抠趋，奈以病魔难却不克如命”。“兰亭重会，辱承相招，奈以骊驹在门，不及如命……胜游大作并诸夫人合稿，俱未请教。乞检发一观，以快心目。”265这里昭示了至少两种出版方式：一是家族中男诗人辑录一些名媛诗作；一是名媛将诗作合编而请名家审阅出版。她们用王羲之笔下的兰亭雅集来比照蕉园诗社的聚会，既是相互间的一种鼓励，又昭示出其心中不言之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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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蕉园女诗人群体在诗文交往中相互鼓励，分享着彼此读书创作的体验。由于她们都是钱塘乡里，故一起泛舟湖上，彼此家庭过往都比较方便。值得注意的是，蕉园诗社的聚会与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会茶”并不相同，诗社是以诗文会友，强调的是教育背景所赋予的文学的凝聚力。据载，在浙江吴兴，每月朔望，妇女就在堂中设立茶果，茶多达30碗，用来供奉土地神。供奉完毕，“或通饮啜于邻妪”266。关于妇女会茶的习俗还散见于明清小说记载，如《金瓶梅》之第六十八回、六十九回等。邻里妇女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或相约拜庙进香，已成为明清社会生活的一种风尚。康熙四十年（1701年），凡鸣锣击鼓，聚众烧香，男女混杂等弊，俱奉令五城司坊官，永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江南道监察御史张莲条奏疏言：民间设立香会，千百成群，男女混杂，请敕地方官严行禁止。又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藩宪岁暮劝谕民事：妇人女子，无论大家小户，皆当不出闺门。设或宁亲望女，犹云事非得已。若夫新年看迎春，看灯棚，看台戏，以及僧房道院，到处嬉游，竟与男子摩肩接踵，岂但非礼，亦不雅观。况濮上、桑间，未必不因冶游而心荡。267以上这些永行严禁的告谕也从反面证实明清社会中妇女参加香会、看灯看戏、出外游玩等民间风尚。这一风尚正是蕉园诗社产生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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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上引的告谕中多是以男女混杂有伤风化为由来反对妇女走出闺门，而像蕉园诗社这样的女诗人群体则与风化无伤。她们在书信交往中不仅以诗文书画为联系，而且也以实际生活中女性角色的情感为纽带。如李淑昭在辞诗社之友的邀请时写道：“家母卧病，非昭亲供药饵，辄不下咽。窃恐勉赴宠招，强为欢笑，而消阻之意，或形于色，未免一人向隅，满座不乐。翻不若遍插茱萸少一人之为愈也。”冯娴也因“外赋远游，老姑卧恙，不能稍离左右”未赴蕉园之聚。林以宁在与冯娴的书信中还谈及冯娴“育麟在即，倍宜调摄”；李淑昭在给冯娴的信中又及育孙及“儿妇乏乳”等细节。268可见，她们还是以家庭角色为重，并没有因为诗社聚会而耽搁了家务，或妨碍其妇德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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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蕉园诗社这一女诗人社团，笔者认为构成社团凝聚力的因素有二：其一是文学教育赋予女诗人往来唱和、吟风咏月、品评人物的力量。正是这一力量紧密地联系着她们，让她们寻找机会聚会唱和，交流文学体验，促动彼此的创作。她们的教育背景决定了蕉园诗社不是会茶聊天或香会冶游，而是分题拈韵的诗人笔会、仕女雅集。冯娴在与李端明论张槎云的才华时，指出：“奚特文章足以传不朽，迹其懿德淑行，不更可风世乎？唯是天不假年，音徽遽隔，某虽企之慕之，而终不复可得见也。况相与唱酬乎？”269足以证明蕉园诗友间以才华相企慕，以能相唱酬为乐趣之一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娴认为张槎云的文章“足以传不朽”，这表明了诗社中女诗人们对“不朽”的期盼，可谓志趣相投也！凝聚力之二是性别角色赋予女诗人们生活和情感的经验。蕉园诗社是一个女诗人群体，尽管在她们相识、交往过程中有男性亲属、朋友关系起过桥梁的作用，但是诗社的成员及活动还是以女性为主。林以宁曾言：“不知海内名媛，诗学称最者几人，人几集，集几卷，而其人之远近，里闬之比邻，更不遑计也。”270可见蕉园诗社的交友视野是放在“海内名媛”范围内，重视的是女性的诗文创作，并不因比邻或距离远近而设限。蕉园诗人柴静仪与顾姒的送别诗中明白地表达了女性诗友间的情谊。“一片桃花水，盈盈送客舟。春来万杨柳，叶叶是离愁。顾我穷途者，逢君意气投。烟虹时染翰，风月几登楼。只合薰香坐，谁堪鼓枻游。燕台一回首，云白古杭州。”271正是这种“逢君意气投”的知音之感，将女诗人们凝聚在蕉园诗社的文学天地里。更可贵的是，她们并不以蕉园而固步自封，而是想象着与海内名媛相唱和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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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中心：随园女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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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性为主的蕉园诗社不同，随园女弟子是一个以男诗人袁枚为中心的女诗人群体。曼素恩在《18世纪才女》（Learned Wome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一文中，试图透过袁枚、章学诚等男文人关于“妇学”的论争，挖掘作为文学主体的才女们是如何建构她们的认同的。在某种程度上，章学诚的《妇学》篇矛头指向袁枚及其女弟子们，认为这些女诗人写诗给袁枚这样的男文人，是“好名”。272袁枚与女弟子之间的唱和颇值得进一步探讨。本节主要讨论女诗人与袁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对女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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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袁枚回杭州为先人扫墓，住在道员孙令宜的宝石山庄。孙令宜与袁枚有旧交，他的两个女儿孙云凤、孙云鹤即拜袁枚为师。是年四月十三日，孙云凤等十三位女弟子在袁枚居住的湖楼行拜师礼。为了纪念这件盛事，袁枚请人画了《湖楼请业图》。据《清代学者像传》记载：“一时闺秀竞拜门墙，至二十余人。先生作《湖楼请业图》长卷，貌诸闺秀于中，名流争相题咏。”女弟子孙云凤曾作《湖楼请业图序》记述了随园夫子来此教授女弟子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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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迷津之叹，漆室无灯，闻钟起叩。向之思虚心似竹，则有随园先生者，星占太史殿，是灵光华岳名高，海潮才大，落墨展云龙之势，变化无穷；飞身挟海鹤而游，烟霞自在。数载倾心，一朝北面求师念切。果下榻于斯楼，好古情殷，喜析疑于此。日以栖迟之别馆作安乐之行窝……经当口授，受九天咳唾之珠，法到真传，下三匝兜罗之拜。由是眼前之鸢飞鱼跃，总属天机；楼外之水色山光，无非名理。既而山阴棹返，谢朓楼空，听幽庭风竹之声，恍疑杖响；忆明月屋梁之句，莫接颜温。问字樽间，谈经席冷。海风一曲云水千重，借以丹青纪其色笑，不特图因事载行，且地以人传矣。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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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凤拜袁枚为师是想仿女诗人徐昭华师从毛西河故事。她曾有诗曰：“囊中有句皆成锦，闺里闻名未识公”，“安得讲筵为弟子，名山随处执吟鞭”，表露出拜袁枚为师的心愿。袁枚在答复孙云凤的信中也表白了自己收女弟子的心情：“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他人之师尚且不敢，况为才女之师乎？然而伏生老去，正想传经，刘尹衰颓，与谁共酒？以故莞尔而笑，居之不疑。”274袁枚自言是仿伏生传经而招收女弟子，于是自孙云凤之后，闺中才女纷纷慕名拜师。袁枚所招收的女弟子，就年龄来说，都已成年，其身份大多是官绅、士大夫的女儿、妻妾等。她们在拜师之前，大多已略通吟咏，有的已刊刻诗集。因而，这里所谓“女弟子”，主要是一种名分。她们倾慕袁枚的诗名，拜在他的门下，加入了一个高层次的诗社。从地域上看，袁枚的女弟子分处在杭州、苏州、金陵、虞山等地，与蕉园诗社便利的地缘关系不同，随园女弟子之间虽也有往来，但除了少数的几次聚会外，更多的是袁枚游历经过她们家门，女弟子得以请业和诗。可以说，若把袁枚女弟子作为一个无形的诗社来看待，那么，其核心力量是袁枚，女诗人的聚会也是以袁枚为中心，她们彼此之间并不像蕉园诗社那样随时以其中某一位为召集人举行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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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下了自己与女弟子们的来往，如两次于西湖举办闺秀诗会，约女弟子骆绮兰同游西湖，赴六合看望嫁给汪氏的女弟子廖云锦，至吴江黎里看望徐山民、吴琼仙夫妇，并收他们夫妇二人为弟子。袁枚觉得《诗话》尚难以全面地反映女弟子的创作成绩，因此他不断地搜集女弟子的诗作。他每到一处，当地才女皆敛衽以弟子礼参见，并奉上诗稿求教。袁枚择优保存，久之乃裒然成册，于嘉庆元年（1796年）编成《随园女弟子诗选》，委托安徽新安籍汪谷代为付梓印行。当时袁枚已年近耄耋，即将行“重宴琼林”（考中进士满六十年之庆贺）。汪谷赞叹道：“此举真盛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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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女弟子诗选》共选收28位女弟子的佳作，女弟子多为浙江人。卷一席佩兰排名第一，孙云凤位居第二；卷二为金逸；卷三为骆绮兰、张玉珍、廖云锦、孙云鹤；卷四为陈长生、严蕊珠、钱琳、王玉如、陈淑兰、王碧珠、朱意珠、鲍之蕙、戴兰英；卷五为王倩、卢元素、吴琼仙、张绚霄、毕智珠、屈秉筠、许德馨；卷六为归懋仪、袁淑芳、王蕙卿、汪玉轸、鲍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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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选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袁枚及其女弟子之间交往的情形。席佩兰曾作诗记袁枚过访家门：“慕公名字读公诗，海内人人望见迟。青眼独来幽阁里，缟衣无奈浣妆时。蓬门昨夜文星照，嘉客先期喜鹊知。愿买杭州丝五色，丝丝亲自绣袁丝。”骆绮兰也有诗云：“闺阁闻名二十秋，今朝才得识荆州。匆匆问字书窗下，权把新诗当束修。”275记载谒见袁枚的情形。骆绮兰把自己的诗作当作给老师的见面礼。女弟子们还在诗中表达了对袁枚知遇之恩的感激，如席佩兰曰：“深闺柔翰学涂鸦，重荷先生借齿牙。漫拟刘公知道韫，直推徐淑胜秦嘉。解围敢设青绫障，执贽遥褰绛帐纱。声价自经椽笔定，扫眉笔上也生花。”276席佩兰感谢袁枚用他的如椽大笔斧正她的诗作，且自谦为“扫眉笔”。一经袁枚的点拨，席佩兰不仅笔上生花，且有千里马遇到伯乐之感。再如孙云鹤的诗：“从学三年久，论交四世深。屡蒙时雨化，敢作候虫吟”。277袁枚对女弟子的点拨之功在席佩兰的另一首诗中亦有所反映：“绛纱反报先生帑，黄绢深惭幼妇词。笔为扫眉常苦弱，文经击节便称奇。关雎偶出宫人手，竟作周南冠代诗。”278从这里可以看出，袁枚不仅在文字间传授经验，而且以《诗》三百篇鼓励女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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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弟子以“我是门墙听讲人”为荣，而袁枚更成为“三吴名媛争趋谒”的偶像。从《随园女弟子诗选》及袁枚自己的记载中可见，袁枚与女弟子的交往是公开化的。如席佩兰《三月三日随园夫子来虞山》诗：“书报春江下水船，去年秋望到今年。”“金钗愿拔留公住，换酒还须向婿谋。”279骆绮兰住在金陵，袁枚曾多次到她那里做客，并有《京口宿佩香女弟子家七日，赋诗道谢》《寓佩香女士听秋阁》等诗记其事。尽管袁枚年事已高，女弟子们也都大多有夫婿，但他们的交往还是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这种批评大致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袁枚提倡女子学诗的攻击。袁枚是当时诗坛泰斗，他对女子作诗的扶持、欣赏，无疑提高了女性写作的自信心，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袁枚此举受到章学诚的攻击：“近日不学之徒援据以诱无知士女，逾闲荡检，无复人禽之分。”“乃有不学之徒，创为风趣之说，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280他指出，“妇女内言不出阃外，《诗话》为之私立名字，标榜声气，为虚为实，吾不得而知也”，“则斯人之所谓名，乃名教之罪人也；斯人之所谓名，亦有识者所深耻也”。281从章学诚批评袁枚倡导女子作诗而令闺阁不安义分，“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可以反观袁枚对当时女教、女学影响之巨。在章学诚等人看来，袁枚推重女子诗作，并通过写《诗话》、编《诗选》等形式，赋予女子诗名，是违反正统名教、女教的大逆不道的行为。袁枚提倡女子作诗之举鼓动起江南一带女子拜师写诗之风气，并且给予她们一种新的企盼，即以诗流芳百世。这也是袁枚的女弟子遭受批评的另一原因。这些女弟子中有不少人在拜师之前是在家中与丈夫相互唱和的，如席佩兰与丈夫孙原湘，金逸与丈夫陈竹士，鲍之蕙与张舸斋，吴珊珊与徐山民等。她们之所以受到舆论的批评不是因为她们写诗，而是她们不甘于闺中唱和，拜师闺阁之外，还进一步借袁枚的名望传自己的诗名。正如席佩兰所言，“声价自经椽笔宠，扫眉笔上也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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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细观袁枚女弟子的诗作，不外是闺中小景、身边琐事，多为思夫悼亲之类的女性题材，与蕉园诗社女诗人的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袁枚女弟子与蕉园诗社女诗人会受到舆论的不同评价呢？其一是时代因素。蕉园诗社的兴盛期在康雍盛世，而随园女弟子则在乾嘉时期。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有清一代社会风尚、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在清初与中晚期均有所不同，特别在社会风尚方面，由文教松弛向注重礼教转变。笔者在上文中所引社会对民间香会、结社的管制多自此一转变期加重。由于社会文化氛围的不同，因此舆论对女子结社作诗的评价会不同。其二是性别因素。蕉园诗社是女性诗人群体，她们的聚会、交往并没有触犯男女授受不亲之禁忌；随园女弟子则是以男诗人袁枚为中心，其公开场合中的聚会、交游明显有违正统礼教、女教观念。明代的李贽也曾以招收女弟子被视为“名教之罪人”。在女教和女学中性别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但性别互动多数情况下还仍局限在家庭、家族内部。如蕉园诗社的建立与男性亲属的联络、推动有很大关系；随园女弟子在家庭内部与丈夫的唱和并未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可见，超越家庭范围的性别互动关系在当时社会还是受到限制的。其三是文学因素。由于袁枚的诗论对王士禛、沈德潜、厉鹗这些在诗坛上地位很高的诗人多有批评，而《随园诗话》所选的多是无名之辈的诗作，尤其是女子的诗作，难免引起自命“正宗”的诗人们的指责。女子的诗作借袁枚在诗坛上的地位步入诗论的大堂之上，必然会遭到士大夫为维护男性的学术特权而发起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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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察了蕉园诗社及随园女弟子两个女诗人群体中的互动关系，并发现其中女性之间和男女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家庭空间存在某些关联。家庭范围内的男女互动关系是受到肯定的，而超乎家庭的，则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女性之间跨越家庭范围的互动关系则是不受局限的。虽然，家庭以外男女之间的互动关系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但其对女学观念的推动、影响却比家庭之内的异性互动关系更为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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