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741765
三、明珠暗投：才女不幸的婚姻
1704741766
1704741767
以上从家庭及交游两个方面考察了女子教育中的互动关系，主要是从一些成功的事例中探寻互动关系之建立或维持，本节则拟从一些失败的事例中探讨互动关系之断层或终结的原因。冼玉清曾指出：“吾国女子素尚早婚，十七八龄，即为人妇。婚前尚为童稚，学业无成功之可言。既婚之后，则心力耗于事奉舅姑、周旋戚党者半，耗于料理米盐、操作井臼者又半，耗于相助丈夫、抚育子女者又半。质言之，尽妇道者，鞠躬尽瘁于家事，且日不暇给，何暇钻研学艺哉？”282她在这里只是从表象上谈及家庭琐事对女子教育的影响，并没有进一步探究某些思想观念对女子施展才艺的影响。
1704741768
1704741769
首先，以著名弹词女作家陈端生为例。陈端生（1751-1796），字春田，浙江钱塘人，与蕉园诗社的女诗人是同里。她从小生长在书香门第，姐姐陈长生也是一位女诗人。陈端生的祖父陈兆仑特别重视女子诗教，她的父亲陈玉敦能诗，母亲汪氏不但能诗且懂弹词。端生的父母认真执行陈兆仑的诗教主张，端生自幼就由“椿萱（父母）分韵课诗篇”。
1704741770
1704741771
陈端生曾著长篇弹词《再生缘》17卷共68回，约70余万字。陈端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秋始作《再生缘》，时为年仅18岁的闺中少女，前16卷64回于乾隆三十五年春完成。是年秋初，母亲汪氏病逝。次年，祖父陈兆仑去世，陈端生的创作暂停。她23岁时嫁给会稽范菼（字秋塘），先后生一女一子。她30岁时，丈夫恩科应顺天乡试，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伊犁。陈端生独力抚养弱子幼女。直到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儿女长大，她才续写辍笔14年的弹词创作。嘉庆元年（1796年）范菼遇赦归里，陈端生却染病辞世了。
1704741772
1704741773
《再生缘》先是在浙江传抄。陈端生自述诗中有：“浙江一省遍相传”，“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乾隆四十九年，陈端生父亲改任云南临安府同知，《再生缘》前16卷随着传入云南。
1704741774
1704741775
陈端生曾作诗记录她未嫁时创作《再生缘》的情形：“砚池薄薄冰初结，庭院深深雪未翻。夜拨炉灰还静坐，晓怜日影趁闲篇。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尽管她的作品传抄颇广，但由于母亲、祖父这两股积极支持陈端生从事文学创作的力量的逝去，陈端生的写作暂时停滞。陈端生后期创作的停滞还与丈夫范菼的遭遇有关。因此，陈端生要在家庭琐事上花费更多的心血，而且也影响到她的创作心态。由于陈端生的创作停顿，《再生缘》的知音“谆谆屡嘱全终始”，因此她不免与人有交往。在她和丈夫长期不能团聚的情况下，难免有谣言说她要改嫁。陈端生曾在《寄外》诗中表白：“妆阁早经疏笔墨，箫声久已谢庭除。谗言休扰离人耳，犹是坚贞待字初。”据《西泠闺咏》载：陈端生曾表示，“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283
1704741776
1704741777
从陈端生少女时所受的良好教育，我们可以看到父女、母女以及祖孙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再生缘》的前16卷64回可视为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结果。陈端生出嫁之后，她在失去亲人的推动、个人处于孤立的境况下，除了生儿育女及丈夫被祸等外在因素，其思想观念也受到周围环境压力的影响，由少女时“定要雄飞岂雌伏，长风万里快游翱”，一变为“妆阁早经疏笔墨”“犹是坚贞待字初”。由此，我们可以反观互动关系在女子成功经历中的重要性。
1704741778
1704741779
陈端生在《再生缘》中塑造了一个敢于与男性一比高低，并且比男性还强的女性形象，而她本人却在丈夫蒙难的时候，忠实地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将自己钟情的文学创作搁置一旁。如果以陈端生个人的文学才艺发展为中心来考察，《再生缘》写作的中断是女子教育互动关系的断层或失败；但若以相夫教子的女教宗旨来看，则陈端生放弃个人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持家教子之举则又是女教之成功典范。因为无论从女教层面，或是士大夫褒扬层面，女子教育的成功标志并不是她们本人在学问上的成就，而是她们在家庭，特别是相夫教子方面的成绩。正如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所言：“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因此，从这里看出，在考察明清女子教育时面临一个评价标准问题，即是以现代的女子发展为中心，还是以传统的女教观念演变为线索去梳理女子教育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不同的评价标准会影响到教育互动关系的中心及终结点的确定。
1704741780
1704741781
关于女子教育的评价标准问题，不仅是后人研究中的难题，也困惑着许多明清社会的士人才女。袁枚在《祭妹文》中记载了他与三妹素文共同受教育的情形：“予九岁憩书斋，汝梳双髻，披单缣来，温《缁衣》一章。适先生奢户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284袁枚的妹妹素文许嫁浪子而又固执不肯改嫁，被丈夫卖掉，最终诉诸公堂回娘家。袁枚认为妹妹素文之所以持“一贞之念”，“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而他的过错就在于让妹妹跟他一起听了诗书之教。在袁枚看来，妹妹素文之受教育不仅无助于她的开蒙发展，反而因一味地仿效节义故事而一生受诗书教育之累。然而，若从女教之宗旨来看，素文一生守艰贞之念，可谓女教之成功。但从素文的家人来看，素文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而“一贞之念”倒成了精神负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文人对于女子教育的困惑。
1704741782
1704741783
从评价女子教育的不同标准及明清文人对女子教育的困惑，再反观上文中所论及女作家双重观念之游移，我们不难发现，明清女子教育存在着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是以相夫教子等理想教条来约束女子，另一方面则又为女子才华的发展开启了一扇小窗。在上文所讨论的以家庭或以社团为中心的互动教育关系中，发展女子才华、女学可谓教育观念中的主题。但相夫教子的教条又在女子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影响着其才华的施展，甚至会为了完成相夫教子的使命而放弃个人才华的施展。
1704741784
1704741785
以上我们对女子教育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发现了不同性别、辈分等因素之间教育观念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笔者为了考察的方便，曾试图以某一中心或某一层面为讨论重点将错综复杂的关系系统化，但笔者在讨论中已察觉这种所谓的系统化不免有模式化或简单图解社会关系之偏。因此，笔者在此强调本节的讨论不是要建立某一教育模式图型，而是想通过一系列的具体事例展示出女子教育观念运作过程中复杂的联系网络。明清的女子教育不像男子教育那样有定规可循，因此，探寻女子教育观念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女子教育在明清社会中基本处于无规则运作状态，其中每一环节、层面、点线的疏失都可能会影响女子教育方向。但学术研究的结果不能停留在面面俱到，若强调每一个点，那么将使所有的点都变得不重要了。因此综合本章，笔者认为有必要找出一个范畴来概括明清女子教育互动关系的基本维度，即家庭、家族内部的教育互动。
1704741786
1704741787
1704741788
1704741789
1704741791
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第五章 想象历史和王朝：福建闺秀之居家与羁旅
1704741792
1704741793
福建闺秀常常伴随着男性亲属飘摇在旅途中，她们的足迹遍至清王朝的疆土。这些闺秀们东北游至关外辽沈，向南随宦于今天澳门附近的镇所，并横跨台湾海峡旅居台湾岛。她们以诗词详细地记录其游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诗作较完整地保存在两部至今流传的诗话集中。一部是《闽川闺秀诗话》，由闽籍文人梁章钜（1775-1849）辑成于1849年。梁章钜于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退隐。梁氏的堂妹梁韵书鼎力赞襄其事，挨家挨户地拜访闺秀诗人并将所辑诗作呈送给她的堂兄。285另一部是丁芸（1859-1894）于1904年纂成的《闽川闺秀诗话续编》。续编突破了梁著囿于家庭小圈子的局限性，丁氏更广泛地收辑了130位闽地闺秀诗人的作品，时间跨度也扩展到17至19世纪。本章所分析的诗篇集中展现了清中期女作家对历史和闺阁以外天地的想象。本章通过她们对历史的品评及对政治、文化、地理的生动再现，探究闺秀诗作中流露出的历史和空间感悟。
1704741794
1704741795
闺秀的历史和空间意识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所描述的“想象的邦界”（imagined communities）异曲同工。286本文借用了安德森所总结的三个关键资源：由中央界定的政权、神圣的文字和宇宙观，以展示闺秀对历史和王朝的想象。安德森认为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这些资源在社会中催生出一种不自觉的凝聚力，或由宇宙观或由宗教教区身份所支配。287他指出现代社会是唯一能产生政治自觉的社会形态。然而，本研究表明早在中华民族国家结胎之前，闺秀们已崭露出对各种形态的邦界的想象和认同。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指出，“当这些认同一经政治化，它们就等同于所谓近代的‘国家认同’”288。在前近代和近代的邦界想象与认同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
1704741796
1704741797
福建闺秀在羁旅诗作中常常言及景物和气候，她们往往会触景生情地联想起家乡并有意地指认闽地为家乡。她们在居家诗作中庆贺朝廷对男性亲属的恩宠，并喜出望外地分享着那份与朝廷的政治纽带。闺秀的“想象邦界”也延伸至福建以外的天朝疆土，她们的作品以多种方式传递出这种想象的延伸。“天”和“天下”常常用来表达闺秀对邦界的空间意识。她们用“天下”指王权所及之疆域，用“天外”描述天朝以外的“番邦”，或以“天边”指福建沿海地带。她们用“朝廷”和“国朝”表达其对中央政权的认识。此外，她们用“塞外”“边关”“红苗”“西虏”展示其对“文野”的文化边界的意识。
1704741798
1704741799
福建闺秀对历史和空间邦界的想象见于以下主题：旅居和返乡，风土景物和亲属网络。中央界定的政权体制要求学士和官员们频频负笈履任289，与之相伴的闺秀们以诗词记录了跟随宦游的经历；相应地，这些经历有助于旅居者认识地方，她们把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福建以外边省政治的关心相连接。亲属网络则通过不断地确认和维持其网络关系，把那些靠想象来维系的地方群体紧密地联系起来。本研究表明，正是这些文化资源强有力地塑造了闺秀对历史和政治的想象。
1704741800
1704741801
闽地的男性精英作品表明他们借科举考试或仕途之由经常到家乡以外的省城或大都市去。尽管闺秀们隐身于轿帘后面，舟篷之下，或官衙内闺，她们的羁旅作品中也还是透露出男性作品中那种都市情结。290近期关于明清妇女的研究硕果累累，从空间和地方、政治观念、身份认同等方面挑战以往的成见。本研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高彦颐曾著文讨论明代妇女的游记作品，她指出闺秀不仅迈出闺房，而且用其旅途经历反观并超越闺秀的生活空间。291曼素恩关于妇女诗作中政治观念之研究指出，尽管清代妇女有关政治的诗作为数不多（受限于编者的则例或妇女的自我审查），但其关心政治的传统却仍清晰可见。这一传统上可溯源至11世纪，下可抵达20世纪初。292笔者关于明清妇女的近作也揭示出明清女诗人对其性别角色、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认同并非简单地盲从于女教书的规范；相反，她们不断地赋予新解以拓展生存空间。293综上，明清闺秀并非足不出户的“幽居”，而是关心政治，并在女教教条的框缚下尽力打造施展才华的天地。
1704741802
1704741804
一、风土景物
1704741805
1704741806
步履匆匆的人们遍及天朝各地，或从家乡至都市，或从都城至乡间。流寓客认识自己的家乡起自他们生长的县、州，乃至省。在受过教育的缙绅阶层中，这种家乡认同有别于地方主义；换言之，他们并非要求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领导权。294乡土观念在此语境中构成对中央界定的政体的认识，它相应地把地方的重要性传递给朝廷。人们在科举考试或履任的途中，往往会他乡遇故知，或基于供职天朝的共同使命感，或分享着同乡的地缘身份。基于地缘的乡土观念，他们建立起学术或官僚关系网，提携晚辈同乡。295
1704741807
1704741808
方言、风物特产、地方饮食和习俗是区别乡土身份的明显标志，这些多已载入地方志里。方言或乡音标志着乡土身份，但俗言俚语难登大雅的文字记载。另外，中央界定的政权确立官话或“正音”为通用语言，并要求跻身官场的地方精英就范于此。统一的书写文字把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整合为统一的精英群体。进而，回避条例不允许任何官员供职于家乡，官员们为了管理一个不同的方言区就不得不学习官话。296官话的要求对遴选官员至关重要。它可视为对官员向心力的测试。南方诸省的人们，特别是闽广两地，为了应付官场上口头和书面沟通，不得不委屈乡音改学官话。这一训练过程让生员们通过“官话”或“正音”认识正统文化。297
1704741809
1704741810
唐代诗人柳宗元（773-819）曾在诗中描述他在五岭的尴尬处境：“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298这首诗生动地再现了一名不自在的官员在人生地疏的五岭的境遇。几百年后，这类问题仍很普遍：一宗雍正年间的奏折抱怨闽省生员用方言读经书，难以帮他们讲好官话。奏折建议学士们用“正音”读经书，倘不能讲官话，则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同年（1728年），雍正皇帝传下圣旨，敦促闽广两省学士奋发学习官话。圣旨解释说，天朝官员能讲官话是必要的，并且一定要让治下的乡人明白他的意思，如此才能了解乡里乡情。299一年后，于1729年，闽省所有的州县都建起了正音书院，教授天朝官话。300
1704741811
1704741812
换言之，由于乡音会影响官员仕途，官员们不得不改正。闽省学士在用统一文字读写和讲官话的训练中获得效忠天朝的必备知识。由此，旅居的流官很难公开而又骄傲地以乡音表达其乡土身份。既然不得不采用“正音”，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寄托乡土身份的呢？诗文写作中的惯常做法是寄乡情于风土景物。福建闺秀的诗作揭示了同样的变通，即将乡土风情融入思乡作品以表达乡土之情。如朱芳徽（约19世纪）写道：“云树烟浓迷岛影，蔗林风过作涛声。”301江南地区自宋代始多养蚕，福建的很多农家致力于蔗园生产。农家得益于专业化生产。302在朱芳徽的对句中，蔗林的景象意指乡土福建。
1704741813
[
上一页 ]
[ :1.70474176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