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742188
二、跨文化视角：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变奏
1704742189
1704742190
1903年，梁启超在游历美国的归途中写道：“西人有恒言曰：欲验一国文野程度，当以其妇人之地位为尺量。”437他以此尺度观察美国，认为：“美国妇人之地位，在万国中比较的最高尚。”“道中男子相遇，点头而已；惟遇妇人，必脱帽为礼。在高层升降机室中，一妇人进，则众皆脱帽。街中电车坐位既满，一妇人进，诸男必起让坐。”梁氏将这些归纳为“平等主义实行之表征”。而其实际内容，则包括男女职业平权、女子婚后财产权及选举权等。他认为美国妇人权利优于他国，“妇人之加入政界，非徒不可，抑亦不能矣”438。梁氏在中西交汇之际对妇女地位与国家文明关系的反思颇值得注意。这是我们考察妇女启蒙如何被纳入到国家民族启蒙的重要线索。
1704742191
1704742192
与梁启超的认识相似，早在1860年日本使团首次访美时，日本人也为美国妇女的地位所震动。他们描绘到：该国妇人颇受尊重。男子入室，首先向室内妇人致意，然后才是男子。男子向妇人脱帽致意，对其他男子则不然。男子路遇妇人要站立一旁让妇人先行。妇人在这里所受的礼遇就像吾国之对待家长。439中日两国维新派的记载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妇女地位已然成为西方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价值尺度。故明治维新不仅注重仿效西方讲求声光化电之学，开展修铁路、建电报等工程建设，还积极地取缔如男女共浴之类的“陋俗”。正如Sharon Sievers所描述，明治政府所倡导的习俗改良让日本脱颖而出，他们对待西方人的态度就像个虚心的学生。440日本维新派依照西方的外交礼节，让上流妇女参与外交场合。他们模仿西人尊重妇女的礼节，但并没有男女平权的实际内容。他们没有也无意实行男女平权的真谛，只是在东西文明的对照中，试图从外表上缩小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距。
1704742193
1704742194
反观戊戌维新派，他们对中国陋俗的认识与先行的近邻日本颇相类似。他们虽然也讲男女平权，但更直接的是在西方文明的价值尺度下，在西方人的耻笑中发起了对传统陋俗的改良。于是，正如整个戊戌启蒙思想被民族主义主题淡化，自由、独立让位于“合群”、社会一样，清末的妇女启蒙也在民族自觉、国家意识的指挥下发生了变奏。而其独特之处是，梁启超创造性地把改良习俗的思想纳入春秋大义之中，较之日本维新派带有更浓厚的儒学色彩。他指出：“以力陵人者，据乱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无是矣。地球今日之运，已入升平世，故陵人之恶风渐销，而天然之公理渐出。非洲、印度之压首，欧洲之细腰，今其地好义之士，各合群力，思所以豁去之，殆将变矣。”441这种全球的变通趋势具体到了中国就该痛改缠足等陋习。梁氏也注意到，满蒙习俗与汉俗的不同，“幸未染此，后妃崇贵，同屦依然”442。他引用“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的说法，斥责明清之际汉人抵制清政府禁缠足之举为“群盲”，“内违圣明之制，外遗异族之笑；显罹楚毒之苦，阴贻种族之伤”。443在梁氏的笔下，缠足积习既有别于满蒙习俗，又受外国异族耻笑，故变通之、痛改之。这里，梁启超淡化了对妇女的同情，或出于男女平权的救赎，也没有对汉族习俗的些许辩护或族群认同感。国家主义压倒了一切，包括性别和族群。
1704742195
1704742196
维新派代表人物对妇女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言辞激缓有差，但都彰显出民族主义的思想主题。于是，维新派的妇女启蒙明显地出现了理论缺位：一方面，他们在中西差距和西方舆论中不得不放弃研习、遵循多年的儒学理念，将近代世界大势纳入春秋三世之中，导致中西思想牵强附会；另一方面，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使命，不得不放弃西方启蒙思想中许多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在其改良陋俗的言论中，男女平权，妇女的独立人格、自由的权利等已经淡化得模糊不清，流露出来的只是其强烈的羞耻感和国家意识。
1704742197
1704742198
进而言之，“废缠足”是解放妇女的身体束缚，可谓妇女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戊戌维新的语境下，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发生了变奏。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影响近代中国的殖民主义话语存在深刻关联。妇女的地位是西方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尺度。当这把尺子在其殖民计划中发生作用时，妇女就成了颠覆殖民地男性统治的工具。通过改良当地陋俗，殖民者在英法殖民地将棕色妇女从棕色男性手中解救出来。444当西方殖民话语中的这把尺子变成一把利剑悬在晚清维新派的头上时，他们的妇女启蒙显现出在外界挤压下的急躁和羞赧。维新派要甩掉“品莲者”这一饱受抨击的帽子，一跃成为反缠足的倡导者。
1704742199
1704742200
这种以改良陋俗、提升文明为目标的妇女启蒙是应对西方殖民话语的选择之一。以伊斯兰世界妇女的面纱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妇女启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1899年，昆西姆·艾敏（Qassim Amin）出版了《妇女解放》（Tahrir al-Mar’a）一书。他鼓励妇女解放，倡导废除穆斯林妇女的面纱。1882年英殖民者占领埃及后，很快就认定穆斯林妇女佩戴面纱是陋俗，它象征着穆斯林文化的愚昧落后。艾敏在他宣言式的著作中因袭了殖民者的论调，不加反省地批评穆斯林妇女的面纱阻碍了妇女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文明的进步。445由此，在伊斯兰世界中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面纱之争。一些改革派坚决主张废除妇女的面纱，以提高她们的地位；一些保守派或民族抵抗力量主张维护妇女佩戴面纱的习俗，并逐渐将面纱发展为抵抗殖民者的标志。
1704742201
1704742202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殖民者在国内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派，但在殖民地却积极参与陋俗改良和解救妇女运动。这些殖民者所进行的妇女启蒙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即颠覆殖民地的既有统治，树立自身的话语权威。故他们的妇女启蒙在某些殖民地遭到抵制。如在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变成民族主义者抵抗的标志和象征。他们一方面以佩戴面纱作为民族抵抗标志；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巧用面纱这一象征性标志，让妇女取下面纱，以麻痹殖民者并潜入殖民统治中心活动。446可见，对待悬在头上的西方殖民话语的这把利剑，不同政见者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妇女启蒙也在多种力量的交织或角逐中，服从于某种需要而变得工具化。
1704742203
1704742204
近来海内外学者纷纷在著述中对戊戌维新派的反缠足话语进行反思。如高彦颐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西方权势话语反戈相击。她从物质史的角度，系统地爬梳了中国妇女缠足的历史，并展示了清末民初废缠足运动中的复杂心态。447在国内，随着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和姚灵犀《采菲录》的重印，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戊戌时期的反缠足运动，努力发掘妇女的声音。本章以为，反思的关键在于突破妇女启蒙工具化的框架，还原妇女的主体性。
1704742205
1704742207
三、戊戌妇女启蒙思想的渊源与流变
1704742208
1704742209
“一废一兴”是戊戌妇女启蒙的主旋律。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明确指出：“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448废缠足是为兴女学做准备，而兴女学又紧密地与国家昌盛相关。在兴女学方面，维新派的妇女启蒙同样受到民族主义话语的支配。“欲强国必由女学。”“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449这种情形深刻地反映了清代女学思想的转变。梁氏强调维新派的女学与古代女学的区别。“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吾之所谓学者，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450一言以概之，维新之女学与母教、母仪之类的实学相关，并不指望妇女“晨夕伏案，对卷伊吾”。
1704742210
1704742211
虽然梁启超明确指出“古之才女之学”不能视为学，但他不能否定“女学”古已有之。盛清时期，章学诚与袁枚曾就“何为妇学”展开争论。章氏在其著名的《妇学》篇中系统地梳理了女学的渊源。女学自上古三代有之，女学者也始于班昭之续《后汉书·艺文志》。451章氏与袁枚的分歧在于：袁枚认为《诗》三百篇大半皆女子之作，故而诗学为女学的正道；章氏则认为“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而因诗而败礼”。章氏主张才女回归“妇才之古义”，即精通家礼推极至“四德”。由此可见，梁氏之否定才女诗学与章氏的回归“妇才之古义”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又不尽相同，特别在妇学的目的上。
1704742212
1704742213
章氏明确斥责男子为学的功利性，认为妇女不必为名利所困扰，应该“为学而学”，以学问成其仁。换言之，章学诚凸显了女学的求道主题，强调妇女应熟悉、遵循礼学，养成圆满的“四德”。曼素恩在讨论章氏的《妇学》篇时，特别指出章氏之妇学与明清女教书所倡导的“女子实学”迥然不同。章氏并不着眼于母教，他更强调妇道之完备。相比之下，梁启超之女学显得颇为急功近利。他虽然也重视女学的道义蕴意，但其实际内容则不是章学诚强调的女德。梁启超讲求的女学之道更偏重于社会实用性，同样落实于民族国家的需要。这一点倒是颇近于明清以来的女教书传统。明代吕坤之《闺范》、清代蓝鼎元之《女学》以及陈宏谋之《教女遗规》等确立了“母仪”在女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女教之所系，盖綦重矣……即至村姑里妇，未尽识字，而一门之内，父兄子弟，为之陈述故事，讲说遗文，亦必有心领神会，随事感发之处。一家如此，推而一乡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452在陈宏谋的论述中，女学之对于乡里乃至国家“王化”的意义已显而易见了。这种着眼于国家“王化”而推动女学的做法与梁启超的女学论如出一辙。
1704742214
1704742215
当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梁启超的女学论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明清女教书作者意在维系社会人心不同，梁启超强调：“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453维新派的女学是在万国竞争的环境下倡导的，因而着重强兵强种，“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显然，维新派的女学与其废缠足主张是相通的，即利用妇女作为工具达到国家民族强盛。这与章学诚所倡导的“为学而学”，复兴“妇才之古义”，以及袁枚所提倡的陶冶情操的妇女诗学大相径庭。梁氏贬抑“古之才女之学”，而对古代女学的教化、经世内涵加以继承和改造，基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对古代女学传统进行了辨别和选择，直接影响到才女传统的断层。
1704742216
1704742217
故梁启超一方面贬低古之才女，一方面积极树立新女性形象。他认为“中国女学之废久矣”，号召二万万之女子向留美归国的康爱德女士学习，以中国之积弱为耻，请命救国。454事实上，梁启超对女学的取向不仅代表了维新派的偏颇，而且影响后世。当梁氏着眼于女教书传统而论女学，形成“中国女学之废”的思维定式之后，清代丰富的女学内涵就被启蒙学者忽略了。五四学者陈东原指出：“清代学术文化，集了有古以来的精英，这时的妇女生活，也把二千多年来的生活加重地重演一番。到维新变政的时候，才渐有萌动的希望。”455他还断言，“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女子教育”。基于这种估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妇女启蒙一时间成了断根绝源的呐喊，而一些新文化人对传统学术文化的偏激态度也曾风行一时。
1704742218
1704742219
直到20世纪20年代，民谣运动开始，人们再次从《诗经》中发现了妇女的声音和女学之源。蔡元培、胡适、鲁迅及周作人等在传播西方思想的同时，也注意到本土的明清启蒙思想，积极介绍李汝珍、俞正燮等人的男女平权思想。456尽管如此，五四时期的妇女启蒙仍像戊戌思想一样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渗透。在救亡启蒙的主旋律下，女学传统随着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被宣布为废物。一句“批风抹月，拈花弄草”就抹杀了几百年的才女文化。而那些“淋漓悲壮，若五更鼓角”的才女诗词便荡然无存了似的。457这种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到现代女学、妇女文艺乃至关于妇女的价值尺度。戊戌妇女启蒙是将妇女纳入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起步阶段，对中国现代妇女思想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1704742220
1704742221
1704742222
1704742223
1704742225
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第八章 知识女性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
1704742226
1704742227
19世纪、20世纪之交，戊戌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束缚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礼教桎梏，将平等、自由的理念输入知识青年的头脑中。个人主义思潮勃兴，封建家长制解体，两性关系的矛盾突显。自19世纪60年代始，近代早期启蒙思想逐渐形成，其特点主要是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自强求富。两性关系问题并不是这一时期启蒙思想的中心，但此时一些妇女也有机会走出国门看世界。1887年，状元洪钧被任命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赛金花（约1872-1936）随之出洋。赛金花以妾的卑微身份出现在西方外交场合，是平等、公开的社交活动中不平等的阴影。正因此，赛金花的出洋只留下几段轶闻，并没有真正促进两性关系的进步。与此相对照，单士厘（1856-1943）于1899年随丈夫赴日。闺秀单士厘在国外广泛接触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化，并和外国知识妇女广交朋友。单氏所著《癸卯旅行记》是近代女子唯一的国外游记。她还比较中外妇女的优长，自觉从事启蒙女性的工作。单士厘是晚清时期一位重要的知识女性。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改良、保守、革命的思潮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进行着生死较量，反清革命召唤着热血青年投身时代洪流。经过戊戌启蒙的先进妇女，出于对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以“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相号召。她们在革命的进程中，发展自我。明清才女著作中所见的责任感、使命感逐渐唤醒了更多妇女的权利意识，妇女参政成为辛亥时期妇女运动的强音。
1704742228
1704742229
辛亥以前，妇女参政主要是从义务层面进行的，如女子暗杀团、女子铁血团。妇女在尽“女国民”义务的同时，也逐渐摆脱相夫教子的“国民之母”的角色，要求与其义务相对等的权利。秋瑾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无论其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归国后领导大通学堂的起义，秋瑾的革命实践与同时期的男革命家相比毫不逊色。秋瑾曾有诗云：“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然而，她对女权的奔走呼吁，远不及她投身革命活动的影响力。秋瑾在革命生涯中，常着男服，一方面表现出她冲破性别束缚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她认同于男性性别的愿望。秋瑾留给历史的，更多的是革命家的形象，而不是女权主义者。
1704742230
1704742231
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总代表——清王朝统治，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领袖唐群英，就是妇女权利意识觉醒的有力代表。以她为代表的一些妇女，为恢复女权“披发裂喉”奔走呼号，大有“女权不复，勿宁死”之势。民国初立，男性革命家无视曾并肩战斗过的女性伙伴的权利要求，非但不在国家大法上规定男女平等，还把革命团体章程中已有的男女平等的条文取消。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妇女，以男性为斗争对象，把斗争的目标对准争取权利，即革命团体中的政治地位、国家法律中的社会地位。妇女参政是一个历史问题，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它不是某几个男性政治家对女性权利的予夺，因而简单地对男性议员施以拳脚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引起社会的误解，令支持妇女运动的先进男性扼腕。妇女参政虽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但妇女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秋瑾等女革命家的突出贡献，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对两性关系与妇女运动的思考。
1704742232
1704742233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所倡导的妇女解放，着眼于打破封建桎梏，争取自由平等的人权。他们把妇女解放与男子解放看成是同步的，号召两性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相互协助，共同谋求个性的解放。这种思想一方面受到了西方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承袭了中国本土明清之际的妇女解放思想，即反对封建纲常礼教，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以及解放妇女与解放人性的相结合。20世纪20年代，男女同校、自由婚恋的思潮与实践，给现代知识女性性别角色赋予了新的内容：（1）男女教育平等，拥有职业理想；（2）摆脱贤妻良母窠臼，提倡夫妻平等；（3）男女共同解放，投身社会变革洪流。这些新内容的实现，推动着知识女性性别角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1704742234
1704742235
本章主要讨论明清才女的后继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的自传作品，以审视一般社会生活材料的眼光来发掘女作家作品中传递出的其本人生活状况。将新文学作品作为女性在历史舞台上的独白文本，分析现代女作家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轨迹，从而探讨历史上影响知识女性性别角色现代转型的利弊因素。所谓“性别角色社会化”，即指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学会按照自己的性别角色规范行事的过程。“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是性别角色，指由于人们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符合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思想方式和一定的行为模式。性别角色的特征与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
1704742236
[
上一页 ]
[ :1.70474218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