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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戊戌妇女启蒙思想的渊源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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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废一兴”是戊戌妇女启蒙的主旋律。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明确指出：“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448废缠足是为兴女学做准备，而兴女学又紧密地与国家昌盛相关。在兴女学方面，维新派的妇女启蒙同样受到民族主义话语的支配。“欲强国必由女学。”“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449这种情形深刻地反映了清代女学思想的转变。梁氏强调维新派的女学与古代女学的区别。“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吾之所谓学者，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450一言以概之，维新之女学与母教、母仪之类的实学相关，并不指望妇女“晨夕伏案，对卷伊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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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梁启超明确指出“古之才女之学”不能视为学，但他不能否定“女学”古已有之。盛清时期，章学诚与袁枚曾就“何为妇学”展开争论。章氏在其著名的《妇学》篇中系统地梳理了女学的渊源。女学自上古三代有之，女学者也始于班昭之续《后汉书·艺文志》。451章氏与袁枚的分歧在于：袁枚认为《诗》三百篇大半皆女子之作，故而诗学为女学的正道；章氏则认为“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而因诗而败礼”。章氏主张才女回归“妇才之古义”，即精通家礼推极至“四德”。由此可见，梁氏之否定才女诗学与章氏的回归“妇才之古义”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又不尽相同，特别在妇学的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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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明确斥责男子为学的功利性，认为妇女不必为名利所困扰，应该“为学而学”，以学问成其仁。换言之，章学诚凸显了女学的求道主题，强调妇女应熟悉、遵循礼学，养成圆满的“四德”。曼素恩在讨论章氏的《妇学》篇时，特别指出章氏之妇学与明清女教书所倡导的“女子实学”迥然不同。章氏并不着眼于母教，他更强调妇道之完备。相比之下，梁启超之女学显得颇为急功近利。他虽然也重视女学的道义蕴意，但其实际内容则不是章学诚强调的女德。梁启超讲求的女学之道更偏重于社会实用性，同样落实于民族国家的需要。这一点倒是颇近于明清以来的女教书传统。明代吕坤之《闺范》、清代蓝鼎元之《女学》以及陈宏谋之《教女遗规》等确立了“母仪”在女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女教之所系，盖綦重矣……即至村姑里妇，未尽识字，而一门之内，父兄子弟，为之陈述故事，讲说遗文，亦必有心领神会，随事感发之处。一家如此，推而一乡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452在陈宏谋的论述中，女学之对于乡里乃至国家“王化”的意义已显而易见了。这种着眼于国家“王化”而推动女学的做法与梁启超的女学论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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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梁启超的女学论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明清女教书作者意在维系社会人心不同，梁启超强调：“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453维新派的女学是在万国竞争的环境下倡导的，因而着重强兵强种，“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显然，维新派的女学与其废缠足主张是相通的，即利用妇女作为工具达到国家民族强盛。这与章学诚所倡导的“为学而学”，复兴“妇才之古义”，以及袁枚所提倡的陶冶情操的妇女诗学大相径庭。梁氏贬抑“古之才女之学”，而对古代女学的教化、经世内涵加以继承和改造，基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对古代女学传统进行了辨别和选择，直接影响到才女传统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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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梁启超一方面贬低古之才女，一方面积极树立新女性形象。他认为“中国女学之废久矣”，号召二万万之女子向留美归国的康爱德女士学习，以中国之积弱为耻，请命救国。454事实上，梁启超对女学的取向不仅代表了维新派的偏颇，而且影响后世。当梁氏着眼于女教书传统而论女学，形成“中国女学之废”的思维定式之后，清代丰富的女学内涵就被启蒙学者忽略了。五四学者陈东原指出：“清代学术文化，集了有古以来的精英，这时的妇女生活，也把二千多年来的生活加重地重演一番。到维新变政的时候，才渐有萌动的希望。”455他还断言，“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女子教育”。基于这种估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妇女启蒙一时间成了断根绝源的呐喊，而一些新文化人对传统学术文化的偏激态度也曾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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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20年代，民谣运动开始，人们再次从《诗经》中发现了妇女的声音和女学之源。蔡元培、胡适、鲁迅及周作人等在传播西方思想的同时，也注意到本土的明清启蒙思想，积极介绍李汝珍、俞正燮等人的男女平权思想。456尽管如此，五四时期的妇女启蒙仍像戊戌思想一样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渗透。在救亡启蒙的主旋律下，女学传统随着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被宣布为废物。一句“批风抹月，拈花弄草”就抹杀了几百年的才女文化。而那些“淋漓悲壮，若五更鼓角”的才女诗词便荡然无存了似的。457这种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到现代女学、妇女文艺乃至关于妇女的价值尺度。戊戌妇女启蒙是将妇女纳入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起步阶段，对中国现代妇女思想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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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第八章 知识女性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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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世纪之交，戊戌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束缚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礼教桎梏，将平等、自由的理念输入知识青年的头脑中。个人主义思潮勃兴，封建家长制解体，两性关系的矛盾突显。自19世纪60年代始，近代早期启蒙思想逐渐形成，其特点主要是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自强求富。两性关系问题并不是这一时期启蒙思想的中心，但此时一些妇女也有机会走出国门看世界。1887年，状元洪钧被任命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赛金花（约1872-1936）随之出洋。赛金花以妾的卑微身份出现在西方外交场合，是平等、公开的社交活动中不平等的阴影。正因此，赛金花的出洋只留下几段轶闻，并没有真正促进两性关系的进步。与此相对照，单士厘（1856-1943）于1899年随丈夫赴日。闺秀单士厘在国外广泛接触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化，并和外国知识妇女广交朋友。单氏所著《癸卯旅行记》是近代女子唯一的国外游记。她还比较中外妇女的优长，自觉从事启蒙女性的工作。单士厘是晚清时期一位重要的知识女性。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改良、保守、革命的思潮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进行着生死较量，反清革命召唤着热血青年投身时代洪流。经过戊戌启蒙的先进妇女，出于对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以“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相号召。她们在革命的进程中，发展自我。明清才女著作中所见的责任感、使命感逐渐唤醒了更多妇女的权利意识，妇女参政成为辛亥时期妇女运动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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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前，妇女参政主要是从义务层面进行的，如女子暗杀团、女子铁血团。妇女在尽“女国民”义务的同时，也逐渐摆脱相夫教子的“国民之母”的角色，要求与其义务相对等的权利。秋瑾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无论其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归国后领导大通学堂的起义，秋瑾的革命实践与同时期的男革命家相比毫不逊色。秋瑾曾有诗云：“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然而，她对女权的奔走呼吁，远不及她投身革命活动的影响力。秋瑾在革命生涯中，常着男服，一方面表现出她冲破性别束缚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她认同于男性性别的愿望。秋瑾留给历史的，更多的是革命家的形象，而不是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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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总代表——清王朝统治，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领袖唐群英，就是妇女权利意识觉醒的有力代表。以她为代表的一些妇女，为恢复女权“披发裂喉”奔走呼号，大有“女权不复，勿宁死”之势。民国初立，男性革命家无视曾并肩战斗过的女性伙伴的权利要求，非但不在国家大法上规定男女平等，还把革命团体章程中已有的男女平等的条文取消。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妇女，以男性为斗争对象，把斗争的目标对准争取权利，即革命团体中的政治地位、国家法律中的社会地位。妇女参政是一个历史问题，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它不是某几个男性政治家对女性权利的予夺，因而简单地对男性议员施以拳脚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引起社会的误解，令支持妇女运动的先进男性扼腕。妇女参政虽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但妇女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秋瑾等女革命家的突出贡献，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对两性关系与妇女运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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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所倡导的妇女解放，着眼于打破封建桎梏，争取自由平等的人权。他们把妇女解放与男子解放看成是同步的，号召两性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相互协助，共同谋求个性的解放。这种思想一方面受到了西方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承袭了中国本土明清之际的妇女解放思想，即反对封建纲常礼教，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以及解放妇女与解放人性的相结合。20世纪20年代，男女同校、自由婚恋的思潮与实践，给现代知识女性性别角色赋予了新的内容：（1）男女教育平等，拥有职业理想；（2）摆脱贤妻良母窠臼，提倡夫妻平等；（3）男女共同解放，投身社会变革洪流。这些新内容的实现，推动着知识女性性别角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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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讨论明清才女的后继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的自传作品，以审视一般社会生活材料的眼光来发掘女作家作品中传递出的其本人生活状况。将新文学作品作为女性在历史舞台上的独白文本，分析现代女作家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轨迹，从而探讨历史上影响知识女性性别角色现代转型的利弊因素。所谓“性别角色社会化”，即指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学会按照自己的性别角色规范行事的过程。“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是性别角色，指由于人们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符合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思想方式和一定的行为模式。性别角色的特征与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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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教育：现代转型之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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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始于家庭，其机制是性别期望、性别认同和模仿。女作家冰心曾指出：童年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她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其一生。儿童性别观念的萌发，与父母亲的思想观念有很大关联。20世纪初，为人父母者的性别观念多少都受到传统性别偏见的影响，只有少数接受外来文化熏陶的先进人物才能以平等精神对待子女。如，梁启超之对梁思顺，康有为之对康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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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性化”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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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1900-1999）生于庚子之役的动乱年月。1901年春，才五个月大的冰心跟随父母移居上海。1903年，冰心的父亲筹办烟台海军学校。因母亲多病，冰心整天跟在父亲身边，目睹了他的种种工作，“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了方便起见，她总是身着男装，父母叫她“阿哥”，弟弟们称她“哥哥”，弄得她自己也忘其所以了。据冰心自述，她的童年没有丝毫少女气息，没有同龄女伴，没玩过娃娃，没学过针线，没有脂粉，没戴过花。冰心儿时的理想是像父亲那样，做“裘带歌壶，翩翩儒将”，“并不曾想到我的‘性’阻止了我作他们的追随者”。11岁时，冰心回到故乡福州。因为这个转变，她才从父亲的身边回到母亲的怀抱，开始了她的少女时期。她说，若继续以前的生活，“我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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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的父母对待女儿的态度是20世纪初的特例。冰心的父亲谢葆章（1866-1940）服役于洋务运动的产物——晚清海军，曾亲历中日甲午海战。他曾到英、日、法、意等国访问，并与深谙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交往甚多。因为有一个在教会书院里执教的兄弟，谢葆章的四个孩子都是他亲自请教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偏见并未占据谢葆章的头脑，他对子女的培养方式，如衣服、玩具、行为，并没有因性别不同而刻意区别。冰心在宽松的男人世界中超越了性别偏见对女性成长的负面影响。她所说的“男性化”趋势，是指缺少“娃娃、脂粉、女红”之类的女性外部气息，而这恰是传统性别期望赋予女性的特征。冰心“翩翩儒将”的梦想也说明其性别认同不同于一般女孩子，她更多地模仿父亲。而她11岁以后回到母亲身边所产生的归属感，则标志着其性别认同的变化：由模仿父亲转向模仿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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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抗母亲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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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冰心得到的宽厚父爱，谢冰莹（1906-2000）则在能干的母亲的压制下顽强地与性别偏见抗争着。据谢冰莹回忆，她的母亲个性很强，可以支配当地的男女老幼，唯独驾驭不了谢冰莹。母亲用《列女传》《女儿经》之类的传统女教书训导谢冰莹，并为她缠足，希望她未来能循规蹈矩地相夫教子。但谢冰莹自幼像个男孩子，秉性倔强，曾以唯一的女弟子身份念了两年私塾。为了进入正规女校读书，她绝食三天来抗议母亲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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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笔下的父亲形象显然比母亲开明些。父亲担任当地中学校长30年，他见谢冰莹喜欢读书，便翻出《随园女弟子诗集》《唐诗三百首》来教她。如前章所揭，随园主人袁枚是一位敢于向男尊女卑的性别偏见挑战的思想先驱。《随园女弟子诗集》正是袁枚推崇女子诗歌才华的代表成果。459谢冰莹的父亲用此诗集来教育女儿，足见其对女子才华的认可，并不以性别因素压制女儿求学上进之心。谢冰莹在父亲暗暗的支持下，自觉地反抗礼教中的性别偏见，并为自己的新女性身份自豪：“亲爱的母亲哟！我虽作了你们的逆子，礼教的叛徒，但究竟我是旧社会的破坏者，新社会的创造者。”她儿时的记忆中并未产生对于“女儿身份”的自卑感，因受了母亲头脑中的性别偏见的伤害，她的性别意识过早地成熟了。她写道：“母亲，我不像平常的女子，在你以为不幸，生出了这么一个怪物……但是，这怪物出在我们偏僻的故乡，尤其出在我们诗书礼义之家里，母亲，我是感谢上帝，感谢他使我降生于你的怀中。你，母亲哟，你有一个这样别人没有的女儿，应该很骄傲很快活呀！”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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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的哥哥由于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也非常支持谢冰莹读书。父兄成了她的同盟军，而母亲固守礼教阻挠女儿的“越轨”行为。借用谢冰莹的话，母亲“为了维持封建家庭，宁肯牺牲儿女的性命，而不让‘自由’玷辱了家门”。谢冰莹此番话与巴金在他的小说《家》里的描述如出一辙。这里的母亲显然被描绘成新女性的“反对党”。在谢冰莹看来，性别偏见更多的不是来自异性的压迫，而是来自封建礼教：“母亲，我不能归来，任你如何热望，不是我残忍，乃是万恶的封建势力阻止了我。”在20世纪20年代，消除性别偏见的斗争不是在两性中间开战，而是新旧文化阵营间的交锋。谢冰莹在父兄的帮助下向母亲证明：新女性可以冲破礼教偏见的束缚，“女”字是可以大写的，是值得骄傲的。从谢冰莹身上可以看出，传统礼教所塑造的性别角色正在启蒙思想的冲击下变得难以立足，受新文化启蒙的女儿与固守旧文化的母亲之间发生性别认同的背离。母亲不再是女儿的模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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