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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第八章 知识女性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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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世纪之交，戊戌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束缚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礼教桎梏，将平等、自由的理念输入知识青年的头脑中。个人主义思潮勃兴，封建家长制解体，两性关系的矛盾突显。自19世纪60年代始，近代早期启蒙思想逐渐形成，其特点主要是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自强求富。两性关系问题并不是这一时期启蒙思想的中心，但此时一些妇女也有机会走出国门看世界。1887年，状元洪钧被任命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赛金花（约1872-1936）随之出洋。赛金花以妾的卑微身份出现在西方外交场合，是平等、公开的社交活动中不平等的阴影。正因此，赛金花的出洋只留下几段轶闻，并没有真正促进两性关系的进步。与此相对照，单士厘（1856-1943）于1899年随丈夫赴日。闺秀单士厘在国外广泛接触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化，并和外国知识妇女广交朋友。单氏所著《癸卯旅行记》是近代女子唯一的国外游记。她还比较中外妇女的优长，自觉从事启蒙女性的工作。单士厘是晚清时期一位重要的知识女性。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改良、保守、革命的思潮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进行着生死较量，反清革命召唤着热血青年投身时代洪流。经过戊戌启蒙的先进妇女，出于对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以“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相号召。她们在革命的进程中，发展自我。明清才女著作中所见的责任感、使命感逐渐唤醒了更多妇女的权利意识，妇女参政成为辛亥时期妇女运动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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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前，妇女参政主要是从义务层面进行的，如女子暗杀团、女子铁血团。妇女在尽“女国民”义务的同时，也逐渐摆脱相夫教子的“国民之母”的角色，要求与其义务相对等的权利。秋瑾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无论其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归国后领导大通学堂的起义，秋瑾的革命实践与同时期的男革命家相比毫不逊色。秋瑾曾有诗云：“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然而，她对女权的奔走呼吁，远不及她投身革命活动的影响力。秋瑾在革命生涯中，常着男服，一方面表现出她冲破性别束缚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她认同于男性性别的愿望。秋瑾留给历史的，更多的是革命家的形象，而不是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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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总代表——清王朝统治，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领袖唐群英，就是妇女权利意识觉醒的有力代表。以她为代表的一些妇女，为恢复女权“披发裂喉”奔走呼号，大有“女权不复，勿宁死”之势。民国初立，男性革命家无视曾并肩战斗过的女性伙伴的权利要求，非但不在国家大法上规定男女平等，还把革命团体章程中已有的男女平等的条文取消。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妇女，以男性为斗争对象，把斗争的目标对准争取权利，即革命团体中的政治地位、国家法律中的社会地位。妇女参政是一个历史问题，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它不是某几个男性政治家对女性权利的予夺，因而简单地对男性议员施以拳脚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引起社会的误解，令支持妇女运动的先进男性扼腕。妇女参政虽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但妇女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秋瑾等女革命家的突出贡献，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对两性关系与妇女运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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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所倡导的妇女解放，着眼于打破封建桎梏，争取自由平等的人权。他们把妇女解放与男子解放看成是同步的，号召两性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相互协助，共同谋求个性的解放。这种思想一方面受到了西方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承袭了中国本土明清之际的妇女解放思想，即反对封建纲常礼教，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以及解放妇女与解放人性的相结合。20世纪20年代，男女同校、自由婚恋的思潮与实践，给现代知识女性性别角色赋予了新的内容：（1）男女教育平等，拥有职业理想；（2）摆脱贤妻良母窠臼，提倡夫妻平等；（3）男女共同解放，投身社会变革洪流。这些新内容的实现，推动着知识女性性别角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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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讨论明清才女的后继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的自传作品，以审视一般社会生活材料的眼光来发掘女作家作品中传递出的其本人生活状况。将新文学作品作为女性在历史舞台上的独白文本，分析现代女作家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轨迹，从而探讨历史上影响知识女性性别角色现代转型的利弊因素。所谓“性别角色社会化”，即指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学会按照自己的性别角色规范行事的过程。“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是性别角色，指由于人们的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符合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思想方式和一定的行为模式。性别角色的特征与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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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教育：现代转型之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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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始于家庭，其机制是性别期望、性别认同和模仿。女作家冰心曾指出：童年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她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其一生。儿童性别观念的萌发，与父母亲的思想观念有很大关联。20世纪初，为人父母者的性别观念多少都受到传统性别偏见的影响，只有少数接受外来文化熏陶的先进人物才能以平等精神对待子女。如，梁启超之对梁思顺，康有为之对康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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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性化”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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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1900-1999）生于庚子之役的动乱年月。1901年春，才五个月大的冰心跟随父母移居上海。1903年，冰心的父亲筹办烟台海军学校。因母亲多病，冰心整天跟在父亲身边，目睹了他的种种工作，“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了方便起见，她总是身着男装，父母叫她“阿哥”，弟弟们称她“哥哥”，弄得她自己也忘其所以了。据冰心自述，她的童年没有丝毫少女气息，没有同龄女伴，没玩过娃娃，没学过针线，没有脂粉，没戴过花。冰心儿时的理想是像父亲那样，做“裘带歌壶，翩翩儒将”，“并不曾想到我的‘性’阻止了我作他们的追随者”。11岁时，冰心回到故乡福州。因为这个转变，她才从父亲的身边回到母亲的怀抱，开始了她的少女时期。她说，若继续以前的生活，“我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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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的父母对待女儿的态度是20世纪初的特例。冰心的父亲谢葆章（1866-1940）服役于洋务运动的产物——晚清海军，曾亲历中日甲午海战。他曾到英、日、法、意等国访问，并与深谙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交往甚多。因为有一个在教会书院里执教的兄弟，谢葆章的四个孩子都是他亲自请教会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偏见并未占据谢葆章的头脑，他对子女的培养方式，如衣服、玩具、行为，并没有因性别不同而刻意区别。冰心在宽松的男人世界中超越了性别偏见对女性成长的负面影响。她所说的“男性化”趋势，是指缺少“娃娃、脂粉、女红”之类的女性外部气息，而这恰是传统性别期望赋予女性的特征。冰心“翩翩儒将”的梦想也说明其性别认同不同于一般女孩子，她更多地模仿父亲。而她11岁以后回到母亲身边所产生的归属感，则标志着其性别认同的变化：由模仿父亲转向模仿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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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抗母亲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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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冰心得到的宽厚父爱，谢冰莹（1906-2000）则在能干的母亲的压制下顽强地与性别偏见抗争着。据谢冰莹回忆，她的母亲个性很强，可以支配当地的男女老幼，唯独驾驭不了谢冰莹。母亲用《列女传》《女儿经》之类的传统女教书训导谢冰莹，并为她缠足，希望她未来能循规蹈矩地相夫教子。但谢冰莹自幼像个男孩子，秉性倔强，曾以唯一的女弟子身份念了两年私塾。为了进入正规女校读书，她绝食三天来抗议母亲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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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笔下的父亲形象显然比母亲开明些。父亲担任当地中学校长30年，他见谢冰莹喜欢读书，便翻出《随园女弟子诗集》《唐诗三百首》来教她。如前章所揭，随园主人袁枚是一位敢于向男尊女卑的性别偏见挑战的思想先驱。《随园女弟子诗集》正是袁枚推崇女子诗歌才华的代表成果。459谢冰莹的父亲用此诗集来教育女儿，足见其对女子才华的认可，并不以性别因素压制女儿求学上进之心。谢冰莹在父亲暗暗的支持下，自觉地反抗礼教中的性别偏见，并为自己的新女性身份自豪：“亲爱的母亲哟！我虽作了你们的逆子，礼教的叛徒，但究竟我是旧社会的破坏者，新社会的创造者。”她儿时的记忆中并未产生对于“女儿身份”的自卑感，因受了母亲头脑中的性别偏见的伤害，她的性别意识过早地成熟了。她写道：“母亲，我不像平常的女子，在你以为不幸，生出了这么一个怪物……但是，这怪物出在我们偏僻的故乡，尤其出在我们诗书礼义之家里，母亲，我是感谢上帝，感谢他使我降生于你的怀中。你，母亲哟，你有一个这样别人没有的女儿，应该很骄傲很快活呀！”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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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的哥哥由于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也非常支持谢冰莹读书。父兄成了她的同盟军，而母亲固守礼教阻挠女儿的“越轨”行为。借用谢冰莹的话，母亲“为了维持封建家庭，宁肯牺牲儿女的性命，而不让‘自由’玷辱了家门”。谢冰莹此番话与巴金在他的小说《家》里的描述如出一辙。这里的母亲显然被描绘成新女性的“反对党”。在谢冰莹看来，性别偏见更多的不是来自异性的压迫，而是来自封建礼教：“母亲，我不能归来，任你如何热望，不是我残忍，乃是万恶的封建势力阻止了我。”在20世纪20年代，消除性别偏见的斗争不是在两性中间开战，而是新旧文化阵营间的交锋。谢冰莹在父兄的帮助下向母亲证明：新女性可以冲破礼教偏见的束缚，“女”字是可以大写的，是值得骄傲的。从谢冰莹身上可以看出，传统礼教所塑造的性别角色正在启蒙思想的冲击下变得难以立足，受新文化启蒙的女儿与固守旧文化的母亲之间发生性别认同的背离。母亲不再是女儿的模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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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童养媳的命运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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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04-1986）在4岁时丧父。1909年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在丈夫去世后，毅然携子女离开夫家。1911年余曼贞尝试进入湖南常德女学堂，以30岁寡妇的身份上现代新学堂，追求自己的前途。她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先觉以兴女学来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余曼贞全力投入社会工作，参与组织妇女俭德会，筹备成立平民工读女校。年幼的丁玲觉得自己像个童养媳似的被寄养在舅舅家中。在童年丁玲的眼中，父亲是一个意志消沉、没出息的大家子弟，甚至是个败家子；舅舅虽不像老夫子，口头上讲些“民权”，但打起佣人来则非常凶狠；舅妈是个想充男人的怪女人。丁玲少年时坚信，舅舅就是土豪劣绅恶霸，没有他的被打倒，就没有她自己的解放。失去母爱的阴影笼罩着丁玲，她笔下的那个病态的莎菲女士，不少素材就源于童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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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弟弟夭折了，母亲痛不欲生，姨妈说：“要是冰之461死了也好一点……”要她女儿家又有何用呢！这给丁玲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创伤。她总想替代母亲心中留给弟弟的位置，怕辜负母亲的期望，以致她的恋人胡也频也以“你的一个新弟弟”来取悦于她。丁玲对异性的认知过程很复杂，其中既有对像父亲、舅舅那样男性的排斥心理，又有对死去弟弟的补偿心理。丁玲在反抗舅舅给她的童养媳似的性别期望，与渴望模仿母亲上女学堂的性别认同的夹缝中生存。她愈是想模仿母亲，愈是痛恨舅舅给她的教育方式，以至于十几岁的丁玲“处处与一个男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她在自传中记载了她在1919年五四之后，与舅舅抗争而剪了短发，又进而批评舅妈的小脚是封建束缚。462母亲顺应社会变革成为新女性的楷模，也号召着自己的女儿反抗礼教束缚下的性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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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类学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性别角色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同文化中经过系统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形成的。绝大多数儿童并不能区分两性特征，只是从家长那里得到男女的朦胧概念。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所表现出的性别期望，及子女对父母的模仿所表现出的性别认同，是儿童性别社会化的机制。因而，父母的性别观念在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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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作家正如谢冰莹所言，幸运地生在诗书之家。在20世纪初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碰撞、融合的间隙，她们得到了沐浴新风的机遇，这是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但由于各个家庭对新文化的态度不同，如冰心的家庭是新式的，谢冰莹的家庭是新旧斗争结合的，丁玲虽然有位新女性的母亲，但仍在舅舅的旧式管教下——所以，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也因之不同，其性别观念的萌发也就多样纷呈，但不容忽视的共同之处就是礼教束缚下的性别偏见在她们幼小的心里已无立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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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女同校：现代转型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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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1897-1999）在追忆其早年为求学与家庭抗争的经历时说：她当时吃不下，喝不进，进退两难之际，几次想投水自尽。多年以后，她分析那时的心理道：既不是求一时之名声，也不为将来在社会上谋个职位，享受荣华富贵。那是一种盲目的抗争，像枝条破土，隐泉喷吐，似乎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力量在身体中支持着自己，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要么扑灭火，要么自己被烧死。她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朝前走，追求光明的未来。463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把“强国强种”的希望寄托在新式女子教育上，“兴女学”成为强国的火种。年轻女子违背礼教闺训走出家门求学，正像苏雪林所言，是意识深处做人的本能使然。对于女性而言，走出家庭步入学校，重要而又艰难。但她们所要面对的学校教育是如何看待性别差异的，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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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高等小学以上均男女分校。女子教育的方针是培养贤妻良母。1914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强调，女子教育以使女子修养其心性，“以致密之理想、耐劳之习惯指导儿童”。女子职业教育要“以家政为重，兼及手工、图画、刺绣、造花各科”464。当时的女校管理如同监狱，女生不准会男客。有的女校直到1920年还在检查女学生的信件，不准女生往学校外面打电话。有的女校还规定男教师须满50岁，应留胡须，讲课时不准看女学生，应双目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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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庐隐（1898-1934）曾自述她在女校的经历：“在这个中学时期中，本来是我的黄金时代，谁知我的活泼快乐的童年，竟销灭于这如牢狱似的学校生活中，至今想来，对于当时那种专门以压迫手段的学校教育，犹觉不寒而栗了。”“除了教科书以外，什么都不许看，小说尤其在严禁之列。”学校的生活实难“使我满足”，许多人竟不知不觉发生了同性爱，于是一对一对的假夫妻，便充满于校园与寝室里了。“我也曾被人拖过一次。”465严格的女校教育本意是防止男女越轨，培养贤妻良母，结果适得其反地造成年轻女子由于过分压抑而发生性别意识偏差，竟至产生“同性爱、假夫妻”。这种情况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校中屡有发生。据丁玲回忆，她就读的湖南桃源女师，全是女孩子，把男孩子隔得太远，同性恋之风传染得很厉害。她们常像男女之间那样因误会闹别扭，又相抱痛哭。甚至在某些女教师的倡导下，女校的学生私下结社搞独身协会，严惩违约出嫁者。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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