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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募捐——“在水底为码头修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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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的建设让司徒雷登感觉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实现，但也让他“逐渐懂得了梦想的实现是需要花费金钱的”。尽管卢斯博士出任副校长之后就立刻动身前往美国募捐，但是收效甚微。他写信给司徒雷登说，他正在为一个完全不知名的甚至连修建校舍都还没有地皮的机构卖力，这是他最大的不利条件。“我们似乎是在水底为码头修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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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陪同卢斯一起在美国募捐、后来出任燕大教务长的史学家洪业在晚年这样回忆当年和卢斯募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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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鲁斯（即亨利·卢斯，笔者注）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圣经》里有个故事，关于一个叫纳丹尼尔(6)的人。有一天，纳丹尼尔来找耶稣，耶稣看到他就说：“来了一个完全无诡计的真正的以色列人。”我每逢读《圣经》看到这里，就想到鲁斯。他长得很高，比我高一点，端正的脸上总是和蔼地微笑着。他那么认真，那么虔诚，又那么天真，有时看过去像个老童子。我演讲完了，他便站起来说：“我代表一个在国际人士管理下很好的大学，这所大学设在全世界最新的共和国，也是人数最多的国家的首都里。你们若捐钱给这所大学，便在这大学有股份。”听众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很显然是个诚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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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旅途中，他为了替燕大省钱，总是只在旅馆订一个房间，我们分睡两张床。我一定带了一大堆书，看半个小时才睡觉；鲁斯则早睡，他用我不看的书筑成个小墙挡住了我的灯光入睡。他一早就醒了，因为怕吵醒我所以不起床，从床边纸盒子里拿出一些五英寸长三英寸宽的卡片慢慢整理。那些卡片可能是捐款人的档案，他把这些叫“我亲爱的老太太们”（因为捐款人大多是老太太）。他把卡片分成一堆一堆，这一堆是匹兹堡的，那一堆是宾城的；今天要见这些人，明天要见那些人。他每天早晨都费一个半小时的光景静悄悄地整理这些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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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2年开始，司徒雷登开始亲自出马回国筹款，“十五年内往返十次”，“当他不在国内时，他的位置由戴乐仁教授代理”。募集资金，则难免遭逢尴尬，但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和对方成为朋友，以便燕大之后的道路走得更加顺畅。但其内心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以至于他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而洪业在回忆当年和卢斯募捐的情况时，也说到了类似的话：“换句话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鲁斯是摇着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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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未名湖岛上的岛亭是由原副校长亨利·卢斯家人捐建，又名思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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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燕大迁址西郊新址之前，司徒雷登一方面忙于募捐，另一方面又要为依然在盔甲厂的旧滩头阵地招兵买马，改善原有的小摊子，简直恨不得能有分身之术。1923年6月20日，司徒雷登的母亲从北京给美国的朋友写信时提到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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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大学里人人兴奋，因为雷登于6月2日从美国回来了。他从横滨上岸，然后经朝鲜而归，省了几天时间，而且避开土匪横行的区域。去年11月他离开我们而去，如今披了6月的光辉归来。那时学校虽在上课，还是有一些教员和学生去车站接他，火车准时进站。学生们的三声欢呼口号足以补偿一切别离的惆怅。雷登回家只打了一转便去学校了。学生们放鞭炮欢迎他，等着听他演讲。午饭没有回来吃，因为有个欢迎“泛太平洋教育会议”代表的宴会，他须出席。晚餐参加“浙江省同乡会”的聚会。以后便忙着办公、开会、陪美国托事部的秘书去海甸（海淀的旧称，笔者注）监工，样样都需要他照顾。……星期一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教职员和学生依次坐在台上的约500人，雷登分用中文和英文致辞。……毕业生共69名，袍帽俱备……这次的毕业典礼显示燕京大学的创业艰险已过，前途无量。目下的问题，只是一切的发展受环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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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奔波和劳碌是有成效的。海甸的新事业已经起步，而盔甲厂的燕京大学也正在蒸蒸日上。1928年加州大学出版了一本关于远东各大学的调查统计，以各校毕业生升学美国各院校的成绩为标准，其中有评定在中国的13所基督教大学的记载：只有金陵大学和1925年以后的燕京大学与另7所国立大学同列甲级；乙级空悬；1925年以前，燕京大学和另7所基督教大学同列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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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改组最晚，但名副其实地后来居上。这一切，一是得益于在司徒雷登、卢斯以及洪业等人的努力之下，募捐有了成果，为燕大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二是在司徒雷登的主导下，合并之后的燕京大学成功地转变了办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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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募捐。在燕园校舍的建设时期，燕京大学的经费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而来自教会的则逐年减少。与之相应的，是学校对教会的依赖也越来越小。据资料记载，卢斯和洪业在美国的募捐以及司徒雷登在1922年至1936年间的十次赴美，共募集资金2000万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被用来建设了美丽的燕园校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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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司徒雷登在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之后不久就发现，在中国，一所大学能够长足发展，结交中国知名人士也非常必要，一来可以借此使燕京大学得到他们的承认，二来还可以请他们为学校捐款。在这方面，给了司徒雷登决定性帮助的是傅泾波(8)，当时他是燕大三年级的学生。尽管傅泾波没有在燕大完成学业就被迫退学，但在司徒雷登的生涯中，自他们结识之后，傅泾波的帮助和支持便再也没有中断过。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司徒雷登这样写到傅泾波：“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如此评价两个人的关系：“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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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燕京大学制订了一个发展中国资助人的计划，司徒雷登原本计划从北京开始，但傅泾波主张从其他城市开始，因为“在外地，即使失败也不会对燕京产生太大影响”。在活动开展之前，傅泾波向司徒雷登提出三个条件：（一）他只与司徒雷登接触；（二）他只接受旅费，不接受薪水；（三）不能干扰他的学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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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的结果，就像燕京大学后来一样成功，众多中国政商两界的人士加入到支持燕京的行列里来。(10)1936年，在校董会成员尤其是颜惠庆、周贻春等人的帮助下，组成了一个募捐委员会，成员包括北京所有的银行家和主要官员。作为12年不懈努力的结果，学校建立起了第5栋男生宿舍，并且修建了长长的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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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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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解决了，资金也解决了，司徒雷登的梦想，看起来正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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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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