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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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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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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解决了，资金也解决了，司徒雷登的梦想，看起来正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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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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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卢斯之后，司徒雷登相中的第一个人选，是他在金陵神学院的朋友兼同事——刘廷芳(11)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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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刘廷芳早有渊源，刘廷芳在圣约翰读书时，曾在上海《通闻报》上撰文批评教会学校，得到当时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的赏识，并请《通闻报》主笔陈春生安排他与刘在上海晤谈，从此与刘建立友谊。后来刘廷芳赴美留学，司徒曾居中安排，为其争取奖学金。从《联董档案》186卷的相关信函我们得知，当时刘曾应允回国后到金陵神学院服务，以报答司徒雷登的知遇之恩。1919年司徒雷登执掌燕京大学，刘廷芳无须赴金陵履约，经过司徒一番邀请，刘廷芳决定赴京辅佐司徒。据司徒雷登给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麦吉弗特（A. R. McGiffert）的信函，刘廷芳1920年从美国坐船返国，甫抵上海便得东南大学所下的心理学系主任之聘书。此后其他聘书纷至沓来，其中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和国立北京大学，也都争相延揽刘出任同一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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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徒雷登之所以延揽刘廷芳，还在于选择刘廷芳能巧妙地避免他和理事会之间的激烈冲突：刘廷芳是第三代基督徒，在信仰问题上不至于遭到理事会太多的排斥；在学历上，早年刘廷芳曾经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赴美，先后入乔治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转学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和耶鲁大学神学院，1918年获得耶鲁神学学士学位，最后于192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和心理学博士学位。自1919年起，他便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担任宗教教育权威乔治·A. 柯（George A. Coe）教授的助教，据说此荣誉在过去从未给过一位非协和神学院出身的学者。因此，在学术水平上刘廷芳也不存在争议。而在对于差会的态度上，刘廷芳则与司徒雷登志同道合，他自称从中学起便对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发生兴趣，一直对“一般西教士持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12)而司徒雷登在差会的眼中，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异教徒，甚至被教会里的保守派认为必须赶出教会。选择刘廷芳，不仅能为燕大的学术带来发展，同时也让司徒雷登在与教会保守派的斗争上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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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为延聘刘廷芳许下了优厚的条件，包括由合办燕大的美以美会任命刘为该会驻燕大代表，在燕大的薪金、住房与西方传教士相同。据《联董档案》记载，尽管差会内部对此颇有微词，学校当局还是特批刘在校外兼职。因此，刘廷芳到燕京之后，还兼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与教育系及北京高等师范教育研究科讲席。而这依然没有影响燕京在美托事部分别于1922年4月11日和1923年4月12日批准学校对刘廷芳副教授和教授的任命，使其成为当时燕京仅有的四名教授之一。据赵紫宸(13)称，20世纪20年代初刘还曾被邀担任北京高等师范校长，但刘坚辞不就，离京三周以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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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芳到燕京之后，果然不负众望，使燕大神科逐步由一所神学职业训练机构向神学研究机构过渡，并跻身于当时国内一流神学院行列。1925年，燕大神科改称宗教学院，以示其在提供神学教育的主旨之外，兼负全校宗教教育和研究之责。与司徒雷登一样，刘廷芳知道延揽人才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在其就任神科科长当日的演讲中，刘廷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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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一个宗教学院要在中国为整个教会作恒久的贡献，必得要自身成功为一个先知导师应募的场所、出发的地点。不仅国内的先知导师能来此间广播他们所得的天启，并且使世界各国的导师先知也能闻风来此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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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廷芳任院长开始宗教学院的用人政策，后来被赵紫宸批评为“名师主义”，刘在当时自称“教会广涵主义”，徐以骅则认为“这显然是北大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治校方针的教会版”，并据此评价，“为燕京建立一支以中国教员为主的、颇有研究气象的神学教员队伍，这也许是刘廷芳对燕京宗教学院最大的贡献”。司徒雷登对刘廷芳评价极高，在致亨利·卢斯的信函中，他认为：“如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他也许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并且是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教徒之一。他也许比任何其他的中国教徒更为杰出，对当前事务较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更具洞察力和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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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芳长袖善舞，在教会内外乃至留美学界交游广阔。他自称不善筹款，却深谙罗致人才之道。为燕京大学文史奠基的洪业，就是由刘廷芳招募到燕大的，燕大其他名师如陈垣、简又文以及赵紫宸的到来，也全赖刘廷芳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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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司徒雷登的自传写成之后，请胡适作序，胡适在序言中专门提到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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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煨莲）先生（1893—1980），燕大文理科长、历史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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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芳先生（1891—1947），燕大神学院院长、宗教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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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我在北京大学既与燕京大学为邻，对他的成长一向非常关心，我相信司徒雷登领导燕大成绩那么可观，主要有两个原由。第一，因他与同人建立这伟大的学府一切有机会从头做起，包括校舍的设计建筑，让这中国十三个基督教大学中规模最大的学府，享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第二，因燕大成为一个中国本色的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燕大的本国学术表现得尤其优越，这是在基督教大学中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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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了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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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洪业与刘廷芳相识于美国，相同的志趣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二人成为朋友。刘廷芳受聘燕大之后便致信还在美国的洪业，告诉洪业他正在一所创立不久的基督教大学任教，该校的校长司徒雷登将到美国去，并且亲自拜访洪业，聘他做该校教员。刘廷芳劝说洪业回到中国与他一起把大学搞好。不久之后，司徒雷登来到美国，与洪业一见如故。洪业当即答应受聘燕大，担任燕大的教会历史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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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燕京大学的发展史上，有无数的人士为她付出了太多的努力，但司徒雷登、刘廷芳和洪业，可以说是三个最为关键的人物，尤其是在燕京发展的初期。陈毓贤在《洪业传》中也曾经说到：“1923年到1926年燕大主要是由司徒、刘、洪三人主持。”这是相当准确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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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燕大的财政情况，请参考艾德敷《燕京大学》一书。另据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回忆，当时的资金情况是4个布道团的管理委员会各自提供了5万美元，全部用在了购置和修建准备用作校址的零散地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