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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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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出任大使，离开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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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成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与司徒雷登决绝翻脸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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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全面战败，8月14日，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当天，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请毛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明确答复，蒋介石又分别于8月20日和23日发电敦促毛赴重庆会谈。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急迫地敦促毛泽东赴渝，是因为认定毛不会赴约谈判，所以才假戏真做，想造成共产党放弃和平的真相。不想中共在8月25日发表《对日前时局的宣言》后三天，毛泽东、周恩来与王若飞等人飞至重庆，并在机场向中外记者申明中共要求和平、民主的主张，令蒋介石一时措手不及。由于双方在有关国民大会、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以及停止武装冲突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所以尽管达成了《双十协定》，但重庆谈判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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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本来可以实行宪政民主的机会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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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的状况，美国政府开始出面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以确保美国的在华利益以及维持东亚的稳定以遏制苏联。马歇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杜鲁门的私人代表来到中国的。尽管有马歇尔居中调停，中国局势依然不断恶化。马歇尔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国共双方都完全缺乏诚意而且互不信任，每一方在对方的所有建议后面都看到邪恶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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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马歇尔为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备感苦恼之时，在美国休养了一段时间的司徒雷登于1946年4月28日回到上海。就在司徒雷登准备从上海返回燕大之前，特地赶到上海来迎接他的傅泾波建议他趁机去南京拜访一下老朋友蒋介石。正是在南京，他在蒋介石夫妇的鼓动和安排之下结识了马歇尔。蒋介石之所以热心于司徒雷登和马歇尔的会晤，是因为当时蒋和马歇尔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老朋友司徒雷登如果与马歇尔发生联系，不仅可以为其美言，而且可以成为日后他与马歇尔沟通的一个渠道。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一职自赫尔利辞职之后一直空缺，“马歇尔本属意获得蒋氏信任的魏德迈作为赫尔利的继承人”(6)，蒋介石也对这项任命极为期待，但是因中共的激烈反对而迟迟没有正式任命。正是司徒雷登与马歇尔的会面，让马歇尔在两个月后作出了建议国务院任命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决定。尽管日后中共对司徒雷登有种种批评和批判，但是在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都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雷登“极其尊重”，并“热烈欢迎其任命”。而蒋介石方面，却不得不“强颜欢笑”，明明十分失望，却要装作万分欢迎。正如董显光所说：“由于司徒雷登的任命，将魏德迈这样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排除在美国大使馆之外，实乃中共之真正胜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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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在给美国国务院推荐司徒雷登为大使的电文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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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面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五十年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他七十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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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英雄马歇尔当时在美国的声望是无以复加的，他几乎“可以从美国人民那里获得他需要的一切”。他的推荐很快得到了国会批准和总统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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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马歇尔的意料，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国各界对于这项任命好评如潮，上海的《文汇报》和《联合晚报》以及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等媒体纷纷发表社论盛赞这一任命。北平的《华北日报》更是绘声绘色地报道了公众对于这一任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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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这一天间，至少在北平，我们在任何集会中，谈话的资料集中于司徒雷登博士。这里没有阶级，当然更没有党派，每一个人都表示着衷心的欢迎。即使不是公众集会，而是私人的会晤，几乎“您知道司徒先生出任驻华大使吗”这一问候语代表了通常的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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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30年6月17日，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学校颁布的褒奖词曾这样写道：“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他出生在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从小就受到它那种富于人情世故的知识文化的熏陶。他后来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继续深造。返回中国后，他在远东的基督教教育运动中获得了广泛公认的领导地位。他通过与中国领导人长期交往，正在有效地帮助那个年轻的共和国解决其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只是，司徒雷登没有料到的是，接下来的大使生涯，远远比掌管一所大学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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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本人又是如何看待出任大使这件事的呢？任命下达之后，在司徒雷登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一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司徒雷登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即席发言中，司徒雷登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那么，除了马歇尔的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促使司徒雷登接受这项任命呢？1946年7月12日，也就是任命公布的当天，司徒雷登向燕大校务委员会递交了辞呈。在辞呈中，司徒雷登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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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考虑突然放弃我对燕京大学所承担的责任，即使另有高就的机遇来临时。我之被任命为大使和我本人接受这一使命，都说明了目前中国内部、中美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纷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从任何一种个人角度来说，我都宁可选择继续留下来，过一种相对稳定并为我所热爱的生活。但是你们自己已充分警觉到目前的危机，并意识到除非这种危机能够转化为国家统一和内部和平，否则燕京大学也好，其他我们关心的事业也好，都是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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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马歇尔将军同意，现在要求我暂时离开燕京大学，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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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下午全校职工为他举办的茶话会上，司徒雷登再次表示：“今日燕京的问题，实在与中国不可分割，能出去帮忙使中国渡过今日的难关，实际上仍是为燕京工作。”第二天，在接受《燕大双周刊》采访之时，司徒雷登又说：“……今日中国之政治局面相当复杂，而其影响于校内学生生活者尤为明显，明年在学生中间因不同之政治思潮所引起之冲突，将在想象之中。……此外燕京之将来，系于中国之将来。国内不安定，燕京之困难亦愈增加。余已将明年学校困难及建议解决办法草成一建议书，寄交给纽约托事部。其中余提出两大原则：（一）无论如何困难，校内同人须得足以维持生活之薪水；（二）无论如何困难，我校之学术水准须尽力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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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上午，司徒雷登出席学生大会，与200多名燕大学生话别。在司徒雷登讲话之后，学生们争相发言，除了话别的依依之情，学生们还向他们尊敬的校务长提出了三点希望：制止美国因片面援华而助长中国的内战；要做中美大多数人民的代表，不要做少数人的代表；促成中美、中苏、美苏的友好关系。面对学生们这样的要求，司徒雷登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希望燕大能够保持固有的自由民主作风，假若他能在南京听到燕大的好消息，那将是他“最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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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江苏南京，蒋介石与美国援华计划执行人、旧金山市市长莱普汉握手。中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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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司徒雷登之所以应允出任大使，也并非全无自信。长期的教育生涯，让司徒雷登可谓桃李满天下，其门生遍布当时各大政治势力当中：国民党方面有沈昌焕(8)，民盟有叶笃义(9)，中共方面则有龚澍(10)和黄华。司徒雷登就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叶笃义说：“各党各派都有我的学生。”这样的人际关系，使他对于调停各方的关系不免会增加几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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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15日，司徒雷登告别燕园，到南京走马上任，与他同行的，是傅泾波。令司徒雷登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政治远远没有像对教育那样得心应手，其大使生涯不仅使其再没能回到燕园，而且也永远地离开了中国。面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关系这一出乎预料的变化，燕京大学需要迅速采取措施来保证领导的连续性。从1946年8月到秋季季中，学校领导的义务和职责落到了由校长陆志韦担任主席，蔡一谔、夏仁德、赵承信、吴淑芳和苏路得（Ruth Stahl）担任委员的行政委员会身上。但到了这年年底，化学系的窦威廉（William H. Adolph）被任命为代理校务长，接过了行政委员会的工作。他的任命只有6个月，但其实际任期却长达18个月之久。后来，陆志韦担任主席的行政委员会再次接管学校工作。艾德敷在继续担任联合中国服务前方主任的同时，也拿出一半时间来担任行政委员会的执行干事。在两年的时间里，“最高领导问题一直在代理校务长和行政委员会之间来回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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