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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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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第八章 战争中的燕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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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孤岛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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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标题灵感，来自饶佳荣兄的译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在此谨致谢意。本章先叙述战争中的燕京大学，革命中的燕京大学则留待下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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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七七事变，正式拉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争日本侵略者的序幕。而在此前的六年，日本军队已经巩固了他们在东北、热河、河北东北部以及内蒙古的统治，构成了一道防御俄国的屏障，接下来的一步便是扩展他们所谓的“共荣圈”。为此，就要消灭蒋介石和国民党，或者将其作为傀儡。当国民党拒绝放弃任何中国主权时，日本人决定公开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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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发生之时，燕京正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西面一英里是日本的大本营，士兵们不时地从燕京周围的路上走过，东面半英里是日本人控制的京张铁路。”在侵略开始之后的几天里，有2000多人涌入校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而在当时，国立大学和其他官办学校已被关闭，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天津私立南开大学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由于燕京具有美国和英国背景，尽管燕京的师生都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多次抗议示威，“校长和校务长有一次甚至还带头上街游行”，尽管日本人把燕京视为他们前进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但是并没有准备接收燕京，同样没有受到干扰的还有中法大学和美国天主教创建的辅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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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日军的侵略行为还是在燕园里引起了慌乱。那时正逢司徒雷登不在学校，群龙无首。文彬如在《燕大两次“校难”亲历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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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大家懒懒散散。没几天煤气断了，大家开始着了慌，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电也断了，那时就要影响生活了。有一天想不起是谁召集的留校人员会。会上先由法学院院长陈其田先生就英文报上的消息，给大家讲了讲形势。然后他以急促的口吻向大家征求意见，想想怎样保住水塔吧！他眼大，戴深度眼镜，嗓音洪大稍带沙哑，此时的气氛格外紧张、凄凉，大家似乎未曾意识到水塔的重要性，因此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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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很快回到了学校，他迅速在燕园里升起了星条旗，并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当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学是美国财产，并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爱国进步学生。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燕京大学不会逃离包围着它的危险，它要在北平继续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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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司徒雷登就预料北京迟早会落在日本人的手中，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燕大的去留问题。那一年年底，司徒雷登赴美国为燕大筹款时，就与纽约托事部同人会商，初步作出了燕大不南迁的决定，并致电燕大师生对他们留在燕园表示信任。电文指出：“托事部对燕京此后所采取之行动，将给予完满之合作与扶助。对司徒校务长在美时与托事部诸君所得之燕京决不南迁之决定，已经全体赞同。”同时《燕京新闻》也专门对此公开报道以稳定人心。然而，一旦中日开战，燕大留在沦陷区的这一决定还是引起了争议，燕大的去留问题再一次摆在司徒雷登面前。有相当一部分燕大师生对于这一决定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抵制，一些中国籍教师和进步学生陆续离开学校，前往非沦陷区或投奔了抗日根据地。1933年毕业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当时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得知燕大还将继续在沦陷区办学的消息后，立即从伦敦致信司徒雷登，对其提出批评。费孝通指出，燕大的不关闭政策违背了中国政府关于阻止日本势力在中国生根的原则，日伪政权将会利用这件事宣传中日友好，从而断送燕大的美名。在成都的校友甚至联名写信，对燕大今后是否还能坚持其办学宗旨提出质疑，并要求燕大迁往成都。司徒雷登为此安抚校友们说，燕大不会背叛中国，也不会接受任何一项使燕大毕业生蒙羞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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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本人也并非没有对自己的决定发生过动摇。1938年6月4日，他在写给董事会的长信中提到，尽管日伪政权还没有对燕大采取措施，限制它的活动，但仍然存在着扼杀其学术自由的危险，他建议除了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研究和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外，其他学科都应停办，并且还向董事会反映了中国籍教师不愿留在日占区工作，以及燕大的许多学生和校友也都反对燕大留在北京的决定等问题。同时，他还曾经致信成都西南联大，探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燕大搬到成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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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去留争执不下的当口，高厚德的一番理论，坚定了司徒雷登将燕大留在北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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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行政上，高虽然没有属于校一级领导的、公开的、正式的头衔，但事实上，除司徒雷登以外，他在全校安稳地坐着第二把交椅。司徒雷登经常出差到美国或国内其他各地筹款和处理一些重要行政事务。每当司徒雷登外出，都是由高代理校务长职务。而司徒雷登的出差非常频繁，每年有三五次甚至六七次。一旦由高代理，学校一切法规、行政事务手续等，都得一成不变地遵照执行，不像司徒雷登在校时那样可以灵活变通。他处理问题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对学校一切现行立法如数家珍。有一次代理司徒的职务时，他用两个桌子办公，一个是校务长桌，一个是教育系系主任桌。他正在校务长桌办公时，遇到一个来访者，谈的是教育系的问题，他就移到另一个桌子上才开始和他交谈。在行政领导上，他和司徒雷登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经常有些出入，但在重大问题上，一贯尊重司徒的意见，一经司徒决定，他就坚决执行。在各种会议上，只要有所决定，不管他赞成与否，第一个执行决议的就是他，而且总是十分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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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厚德认为，在看待燕大的去留问题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到燕大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单纯为某一个政治势力或某一种政府服务。由于“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利益和要求，而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燕大必须留在北平，为华北的年轻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高厚德不同意司徒雷登把是否自由视为燕大去留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真理和献身才更具有价值，基督教精神要高于燕大精神，而为人类献身要比为国家献身更具有意义。他甚至希望司徒雷登扩大教育项目，接纳日本学生和日本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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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厚德的一番话令司徒雷登有茅塞顿开之感，之前他只是觉得在美日没有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北大、清华等几所一流大学的南迁给日本占领区留下了一个高等教育空白，而没有想到在此之上还有着如此丰富的含义。正如他在后来写给托事部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坦白地说，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实验性的一年，但已经形成了一种充满希望和建设性的一年，这就是：燕京的方针十分简单明确，我们将尽可能地友好和合作，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刺激或者误解，除非我们的原则遭到侵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选择关闭学校并且承担后果……正处于战争之中的两个国家必须设法找到一种一起生存的方式。军事的胜利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种可能的方式，看看是否能把日本人不断增长的影响引导到教学人员和课程方面……这将会充实我们的学术，扩大国际视野，为应该已经开始的复原和重建进程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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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徒雷登之所以坚持把燕大留在北平，除以上因素之外，还在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希望燕大能继续在北平办学，以便为华北广大青年提供一片自由求学的净土。据冰心回忆，因为不愿滞留在沦陷区，他们夫妇两人选择去大后方，但冰心当时怀有身孕，所以延至1938年才离开燕园。在他们向司徒雷登辞行的时候，司徒雷登再三挽留，并说他曾到过武汉，见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再三敦嘱他说：“燕大一定要在华北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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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燕京大学留在北平，也确实为沦陷区的“学生免受奴化教育提供了一片绿洲”。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生前曾经向笔者如此口述当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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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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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给周汝昌开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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