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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运动的时代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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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来叙述一下发生在燕园里的学生运动了。在以往诸多关于北大清华的校史著作中，均把当年的学生运动作专章叙述，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之所以采取这一选择，并非因为这样的叙述符合当下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当年发生在燕园中的学生运动视为抗争强权争取自由的举动。一个不争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会易时而变，但追求自由的精神却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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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在参与运动的学生当中，也并非对这一形式没有争议。这种争议发生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当时，在那一时期涌现的积极分子，后来被选拔为党、团、民先(1)和学生会的干部甚至领导，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元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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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派”认为，自运动爆发以来，热心的人工作越来越多，干一个时期可以，干久了就感到疲劳，没有时间读书。学理科是需要做实验的，不做实验就跟不上班，有些学理科的“元老派”就只好转到文法学院，但仍然招架不住。进步学生之所以在全体学生中有号召力，是由于他们平日品学兼优，如今月考、季考不及格，则在群众中丧失威望，讲话渐渐不灵了。当时燕大有一个党员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被校方开除，在参加学生运动的人当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另外，“元老派”认为，他们在学生总数中占据1/8这样的比例已经暂时达到了一个饱和点，学校中除去一小部分有坚决反共思想的对立面以外，还有大量的中立派。而民先队认为“自己进步，别人落后”，“聚在校园中一起唱歌、做体操，开全体学生大会时操纵会场，实际已脱离群众”。燕大的民先大队长麦隽曾甚至认为民先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结果遭到了罢免。还有一个担任学生会重要职务的民先队员，公然在《燕京新闻》上刊登启事，声明退出民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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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种争论并非只存在于燕京大学之内，与燕京大学毗邻的清华园内争论得更热闹。到1936年3月，清华大学民先队大队长吴之光被撤销职务时，清华园内的“少壮派”和“元老派”之间已经正式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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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乾的回忆录中曾经提起他与杨刚（当时叫杨缤）一段很著名的谈话。杨刚那时是燕大英文系的学生，萧乾和她是同作为燕大英文教师包贵思的学生，在包贵思家中的读诗会上相遇的。在萧乾的印象里，“杨缤这个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姑娘，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并没有影响她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爱好。她一向坐在包贵思身边，有时感情饱满地接着朗读，有时用唯物主义观点反驳包老师的阐述”。“杨刚得悉我曾于1926年因参加C. Y.（即共青团，笔者注）被捕，就主动同我接近。当时燕京学生会的交通部有一种校内邮政，并发行一种简易邮票。我住男生二楼，她住女校三院。为了引导我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她给我写了上百封信。每封信开头都称我作‘弟弟’，接着不是正面宣传革命大道理，就是驳斥我的某些荒谬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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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次在圆明园散步，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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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嫌那译文的句子太长，内容太抽象。我赌气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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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道：“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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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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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警告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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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她，我决心做个不带地图的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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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真是残酷，1957年，一生都带着地图的杨刚自杀，不带地图的旅人萧乾被打成右派。这是后话。不过，这段对话至少表明，在一二·九运动之前，在燕园之内已经存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的争论。这段对话之前虽然也曾经被人征引，但是其内在蕴含的意味还没有被研究学生运动的诸多史家所注意。尽管在当时，热衷于运动的学生几乎与“时代进步”互为代名词，之后的意识形态再一次巩固了这一点，以至于当年的当事人回忆起来，从头到尾都是关于学生运动的记忆，个人的痕迹似乎只有在风风火火的学生运动这个时代洪流中才有记忆，其他的好像不复存在。但一旦回到历史情境，却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学生当中，主流的依旧是以学业为主。(2)在当年笔者进行燕大人物口述的过程中，燕大校友贺宝善的叙述为笔者这一判断也提供了佐证，她的叙述给了我另外一种印象。她能够记得几十年前老师的衣着神态，但是问及当时的学生运动，她却很少能说出什么来。我问她：“当时在燕京像你这样情况的学生是多数还是少数？”她肯定地说：“大多数。大多数学生还是比较看重学业的。”这一情况在过往关于学生运动的研究中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学生运动的反对面以及当时的贺宝善们记忆的缺失也影响了学术界的研究。为此，本节将当年发生在燕园中的学生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生自发阶段，在此阶段学生运动处于自觉与半自觉状态，运动的发生过程无政党的介入与指导；第二阶段为自觉阶段，在此阶段，学生运动明显表现出其政党性与组织性，甚至成为当时各方政治势力博弈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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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燕园之内，甚至在当时的各大校园之内，学生运动的自发与自觉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甚至在后来政党争斗日益激烈之时，这两种性质的学生运动依然是相互交织。若以此视角来考察燕园里发生的学生运动，则两个阶段学生运动的首要因素均是当时的时代风潮；不同之处则在于，第一阶段的学生运动更多的是与司徒雷登息息相关，而第二阶段的学生运动则是与逐渐崛起并在日后掌握中国政权的共产党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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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北洋时期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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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在第二章开篇叙述的那样，司徒雷登在燕大走马上任之时，恰逢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位新校长一上任就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尴尬。不过，正是这初上任的尴尬，奠定了日后司徒雷登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6月16日，他在给美国托事部的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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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方停，日本便重蹈德国的覆辙。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必在中国。除非目前的局势发展及时予以遏制，恐怕美国必得派遣军队跨过太平洋作战，正如不久前远征大西洋彼岸一样。……我亲眼目睹南京、天津、北京三地的学生示威，他们的态度热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百姓为之动容，军警受其感化。这样的事情只能在中国发生。……这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燕京大学和南京神学院的学生参加学生运动，跟政府学校的学生一样积极。……使中国自救，并免于为人鱼肉，便是造福全球。全中国的百姓追随学生，而北京是各地学生运动的中心。此时此刻正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燕京大学何幸生逢如此意义深远的报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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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这一事件对于自己和燕京大学的影响：“第二天上午，当我真的与他们相见时，我表示衷心同情他们的爱国行动。以后，在所有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每当学生们要去参加类似的示威游行时，他们对我的态度了如指掌。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相互理解的关系。当时，这种关系对燕京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六年之后，五卅惨案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英国的运动随之而起，燕京大学也没有置身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中国、美国、英国、瑞士等国籍的燕大教职员起草宣言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英国籍的教授戴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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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不久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燕大学生更是身先士卒，据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徐英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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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不只学生请愿，还有当地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在未出发前，主席台上宣读了当时京畿警备司令李鸣钟的信，内容是他的大刀队会保护去铁狮子胡同国务院请愿的团体，然后全体人员由天安门出发步行到国务院呼口号请愿。我校举校旗的有两人，其一是位女同学魏士毅，我就靠着旗后随行。到了国务院，也是执政府，先由主席团各主席们进内声明学生请愿来意。尚未见有任何正式交代，忽闻枪声，见前面有些骚动，有些维持秩序的同学大声呼唤：“大家不要乱动，这是示威空枪，我们必要得到当局答复的。”我们也就不敢乱动。再看看不对，前面有火星，并有人倒下，于是发觉并非空枪，乃正式屠杀爱国学生，大家只好纷纷退走。我人矮，夹在人群中，连气都透不出。忽见不远有个要人停车的马号，似乎平静一点，即快走进去。谁知一进去就有四个卫兵由号顶跳下，向人群开枪。我看见是对我开枪，我也倒了下去，周身血迹淋淋，但无疼痛。同时忽然发现我的眼镜离我飞去，我这个两千度的近视眼，无眼镜如何逃生？随手向外一抓，居然把眼镜抓了回来，遂马上高一脚低一脚地由人堆中向门口走动。到门口，有位高大的男生在那里站着，见走不出的人，就举手向外抛，我就是这样被抛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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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段祺瑞执政府开始派出军警镇压游行队伍，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在当天死亡的北平高校学生之中，除了鲁迅文章中提到的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君”，还有燕京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魏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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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司徒雷登派燕大男部主任博晨光领回了魏士毅的遗体，并在燕大校园里为魏士毅举行了由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追悼会。燕大迁到海淀新址之后，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学生自治会在新校址的化学楼附近为魏士毅立碑，以示永久的纪念，并经校行政委员会决议，于每年三一八当天全天停课，在魏士毅纪念碑旁种树。1938年初，已经占领了北平的日本人要求燕大拆除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理由是不利于东亚共荣。“司徒雷登一夜未眠，和校董们商量，决定宁可冒学校关门的危险也要坚持原则。”他向日本人指出，碑是在1926年树立的，和现在宣传抗日毫无关系，结果顶住了日本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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