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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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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北洋时期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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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在第二章开篇叙述的那样，司徒雷登在燕大走马上任之时，恰逢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位新校长一上任就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尴尬。不过，正是这初上任的尴尬，奠定了日后司徒雷登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6月16日，他在给美国托事部的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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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方停，日本便重蹈德国的覆辙。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必在中国。除非目前的局势发展及时予以遏制，恐怕美国必得派遣军队跨过太平洋作战，正如不久前远征大西洋彼岸一样。……我亲眼目睹南京、天津、北京三地的学生示威，他们的态度热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百姓为之动容，军警受其感化。这样的事情只能在中国发生。……这是全世界民主运动的一环。……学生是中国的希望。……燕京大学和南京神学院的学生参加学生运动，跟政府学校的学生一样积极。……使中国自救，并免于为人鱼肉，便是造福全球。全中国的百姓追随学生，而北京是各地学生运动的中心。此时此刻正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燕京大学何幸生逢如此意义深远的报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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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这一事件对于自己和燕京大学的影响：“第二天上午，当我真的与他们相见时，我表示衷心同情他们的爱国行动。以后，在所有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每当学生们要去参加类似的示威游行时，他们对我的态度了如指掌。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相互理解的关系。当时，这种关系对燕京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六年之后，五卅惨案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英国的运动随之而起，燕京大学也没有置身事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中国、美国、英国、瑞士等国籍的燕大教职员起草宣言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英国籍的教授戴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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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不久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燕大学生更是身先士卒，据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徐英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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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不只学生请愿，还有当地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在未出发前，主席台上宣读了当时京畿警备司令李鸣钟的信，内容是他的大刀队会保护去铁狮子胡同国务院请愿的团体，然后全体人员由天安门出发步行到国务院呼口号请愿。我校举校旗的有两人，其一是位女同学魏士毅，我就靠着旗后随行。到了国务院，也是执政府，先由主席团各主席们进内声明学生请愿来意。尚未见有任何正式交代，忽闻枪声，见前面有些骚动，有些维持秩序的同学大声呼唤：“大家不要乱动，这是示威空枪，我们必要得到当局答复的。”我们也就不敢乱动。再看看不对，前面有火星，并有人倒下，于是发觉并非空枪，乃正式屠杀爱国学生，大家只好纷纷退走。我人矮，夹在人群中，连气都透不出。忽见不远有个要人停车的马号，似乎平静一点，即快走进去。谁知一进去就有四个卫兵由号顶跳下，向人群开枪。我看见是对我开枪，我也倒了下去，周身血迹淋淋，但无疼痛。同时忽然发现我的眼镜离我飞去，我这个两千度的近视眼，无眼镜如何逃生？随手向外一抓，居然把眼镜抓了回来，遂马上高一脚低一脚地由人堆中向门口走动。到门口，有位高大的男生在那里站着，见走不出的人，就举手向外抛，我就是这样被抛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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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段祺瑞执政府开始派出军警镇压游行队伍，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在当天死亡的北平高校学生之中，除了鲁迅文章中提到的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君”，还有燕京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魏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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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司徒雷登派燕大男部主任博晨光领回了魏士毅的遗体，并在燕大校园里为魏士毅举行了由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追悼会。燕大迁到海淀新址之后，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学生自治会在新校址的化学楼附近为魏士毅立碑，以示永久的纪念，并经校行政委员会决议，于每年三一八当天全天停课，在魏士毅纪念碑旁种树。1938年初，已经占领了北平的日本人要求燕大拆除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理由是不利于东亚共荣。“司徒雷登一夜未眠，和校董们商量，决定宁可冒学校关门的危险也要坚持原则。”他向日本人指出，碑是在1926年树立的，和现在宣传抗日毫无关系，结果顶住了日本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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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燕大图书馆旁的魏士毅女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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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932年，入学不久的新生侯仁之从图书馆出来后，在附近一处山环水绕的僻静地方，发现一座纪念三一八烈士魏士毅的石碑。如今，当年的新生已经是百岁老人，2004年12月，笔者为了解燕大往事拜访侯先生，发现纪念碑的碑文如同铭刻在侯先生心上一般。他不顾九十五岁高龄，执意要带笔者去看魏士毅的纪念碑，然后用他那抑扬顿挫又不失慷慨激昂的声音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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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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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岁月里，这纪念碑和碑文化为燕园里爱国主义的象征，激励着一代代燕大学子在时代洪流中唱出慷慨激昂的时代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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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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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民族主义兴起中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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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年之后，燕京大学就开始出现了共产党员。最初是燕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经常到北京大学参加活动，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了接触。1923年，燕大文科的戎之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燕大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戎之桐的介绍人可能是北大党员刘仁静。(3)1924年，刘仁静与戎之桐发展了燕大学生章克入团，同年6月，北大党员范鸿劼与北京艺专毕业的党员发展了燕大文科学生刘德元入团。1925年，刘仁静与戎之桐发展章克入党。在此期间，燕大中文系学生郭灿然也被介绍入党，燕大已经有了三个党员。1925年，燕大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戎之桐为支部书记。这些材料在一份名为《中共燕京大学地下党概况（1928年—1937年7月）》的未刊稿中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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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卅运动与三一八惨案发生之际，燕大党支部的力量还很薄弱，尽管没有资料表明这两场运动在燕京大学是由地下党主导的，但当时的党支部依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五卅运动中在燕大发起罢课联合行动的负责人刘德元、董斯秋均为地下党成员，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严重的郭灿然也是地下党成员之一。从1925年到1927年7月，根据目前了解到的资料，燕大校园内的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达到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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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时，地下党还不是学生运动的主流。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一党专政还没有建立起来，北洋政府的控制力远远不如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再加上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缺乏认同，学生运动一旦发动，往往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但是这种情况进入30年代之后有了不同，尽管学生运动的手段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他们的对手此时已经换为一个有着雄厚实力的党派，尤其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学生们的抗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与他们存在对立关系的南京政府。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支持抵抗运动而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并且与许多学生活动分子建立了融洽的感情，而国民党则与青年知识分子渐行渐远。这种情形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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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为了进一步控制国内的思想舆论，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这样的思想控制令国立大学不能不产生忌惮，却为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在民族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讽刺的是，燕京大学所表现出来的有利条件，恰恰是其备受诟病的“享有半治外法权”。在九一八事变之际，燕京学生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出版《平西报》。在国民党严密的言论控制之下，《平西报》连篇累牍报道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对内施暴的新闻，北京政府“不准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成群演讲”的决议，就是通过《平西报》发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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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的陷落加深了学生的失望，燕京学生决定加入去南京请愿的浪潮中。尽管燕京当局在一开始对此表示了反对，但是并没能阻挡学生们请愿的步伐，130人乘上了去首都的火车。(4)但是远征南京无功而返，蒋介石已经开始阻止学生拥入南京，并且拒绝接见学生，学生们带着一无所成的心情回到了北平。反倒是此时，校长吴雷川和司徒雷登率领了近700名学生在学校附近举行了游行示威，以表示燕大的爱国抗敌之心。不仅如此，燕大还同意接收30名东北流亡学生入学，这些东北学生被迫背井离乡，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深仇大恨。在日后的一二·九运动中，正是这批东北学生成了运动中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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