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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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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民族主义兴起中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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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显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年之后，燕京大学就开始出现了共产党员。最初是燕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经常到北京大学参加活动，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了接触。1923年，燕大文科的戎之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燕大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戎之桐的介绍人可能是北大党员刘仁静。(3)1924年，刘仁静与戎之桐发展了燕大学生章克入团，同年6月，北大党员范鸿劼与北京艺专毕业的党员发展了燕大文科学生刘德元入团。1925年，刘仁静与戎之桐发展章克入党。在此期间，燕大中文系学生郭灿然也被介绍入党，燕大已经有了三个党员。1925年，燕大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戎之桐为支部书记。这些材料在一份名为《中共燕京大学地下党概况（1928年—1937年7月）》的未刊稿中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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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卅运动与三一八惨案发生之际，燕大党支部的力量还很薄弱，尽管没有资料表明这两场运动在燕京大学是由地下党主导的，但当时的党支部依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五卅运动中在燕大发起罢课联合行动的负责人刘德元、董斯秋均为地下党成员，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严重的郭灿然也是地下党成员之一。从1925年到1927年7月，根据目前了解到的资料，燕大校园内的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达到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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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时，地下党还不是学生运动的主流。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一党专政还没有建立起来，北洋政府的控制力远远不如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再加上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缺乏认同，学生运动一旦发动，往往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但是这种情况进入30年代之后有了不同，尽管学生运动的手段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他们的对手此时已经换为一个有着雄厚实力的党派，尤其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学生们的抗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于与他们存在对立关系的南京政府。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支持抵抗运动而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并且与许多学生活动分子建立了融洽的感情，而国民党则与青年知识分子渐行渐远。这种情形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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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为了进一步控制国内的思想舆论，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这样的思想控制令国立大学不能不产生忌惮，却为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在民族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提供了有利条件。讽刺的是，燕京大学所表现出来的有利条件，恰恰是其备受诟病的“享有半治外法权”。在九一八事变之际，燕京学生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出版《平西报》。在国民党严密的言论控制之下，《平西报》连篇累牍报道国民政府对外妥协、对内施暴的新闻，北京政府“不准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成群演讲”的决议，就是通过《平西报》发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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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的陷落加深了学生的失望，燕京学生决定加入去南京请愿的浪潮中。尽管燕京当局在一开始对此表示了反对，但是并没能阻挡学生们请愿的步伐，130人乘上了去首都的火车。(4)但是远征南京无功而返，蒋介石已经开始阻止学生拥入南京，并且拒绝接见学生，学生们带着一无所成的心情回到了北平。反倒是此时，校长吴雷川和司徒雷登率领了近700名学生在学校附近举行了游行示威，以表示燕大的爱国抗敌之心。不仅如此，燕大还同意接收30名东北流亡学生入学，这些东北学生被迫背井离乡，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深仇大恨。在日后的一二·九运动中，正是这批东北学生成了运动中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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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筹划华北自治政府的举措引起了国内学生的极大愤慨。1935年的秋天，燕京大学的学生开始把口头抗议变为公开示威。那年秋季开学之后，燕大学生会几次召开全体大会，800多人聚集一堂，一次比一次热烈地谈论华北垂危的形势，愤怒批评蒋介石丧权卖国的行为。在10月22日的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上他们提议：“我们要以燕京大学全体学生的名义，打电报给南京正在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呼吁政府，请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这个议案提出之后，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应，除浙江嘉兴人卜锐新发言反对外，其余同学一致赞成通过。决议授权学生会草拟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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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学生会请原社联的成员高名凯起草文稿。高名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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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30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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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会的名义发此通电，不免显得有些人单势孤，于是燕大学生会去其他学校串联，请9个学校的自治会与燕大学生自治会共同联署，并向全国各报馆、大学、著名中学发出。发宣言的那一天，正是北平学联成立之前的18天，也就是在一二·九游行之前的一个月。高名凯撰写的宣言，等于为即将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放出第一颗信号弹，在黑暗无声的中国响起第一声震天动地的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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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二·九运动，海伦·斯诺也有一段回忆。她说当时关于公众示威的第一轮重要讨论是在她家里举行的，那时她的丈夫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参加的人有燕大报纸的编辑陈翰伯，燕大学生团体主席张兆麟、副主席王汝梅（即黄华，笔者注），以及她的丈夫斯诺。而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在《燕大周刊》周围，已经形成了一支由王汝梅、王孝风、李源等进步学生组成的撰稿人队伍，这些人虽然还没有进入党组织，但是已经成为党组织的核心外围人员。其中的王汝梅与张兆麟，正是燕京大学在九一八事变中接收的东北流亡学生中的佼佼者。据当年参加一二·九的燕大学生王元美回忆：12月9日的前一天，学生会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当时学生会主席是张兆麟，学生会其他负责人还有王汝梅和陈翰伯、刘克夷等，王汝梅是执委会主席，陈翰伯、刘克夷是执委……那天大会是由张兆麟主持的。他说：“北平已经岌岌可危，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要成立了，我们就要做亡国奴了。我们青年学生不能再沉默，要起来呼吁！”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燕大学生黄华对此事件也有回忆，且可与海伦的回忆相互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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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学联成立后不久，我们考虑应迅速采取行动，表示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态度。一天，我们在盔甲厂13号斯诺先生的客厅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重的革命者宋庆龄，请她指点我们应该怎么办。12月初，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转来宋庆龄的答复，明确建议我们采取行动，说最重要的是行动起来！这对平、津学生于12月9日开始发动的一系列行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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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学联开了几次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请愿和游行。……8日，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民国大学、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学校代表来到政治气氛较轻松的燕京大学开会。……由女一中的郭明秋主持。她是中共党员，同北平市委联系密切。大家讨论了如何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布置了口号、行动策略和请愿的六条纲领，对游行时间、地点和路线都做了部署。会后，各校代表回校分头动员。燕大学生会大会在张兆麟主席的主持下，一致拥护次日到北平城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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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价一二·九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但是其发源于燕京大学这一事实，在日后随着燕京大学的撤销几被忽略。如今重新考察这一历史事实，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源于燕京大学？第一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而不容忽视的因素还有燕京大学教会大学这一身份。那时的燕京大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自身的“中国化”，燕京学生不但不再像过去那样担心被谴责为丧失民族性的外国人的“走狗”，而且有机会好好表现自己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当时，并非所有的国立学校都能像燕京那样自由——自1931年以来，政府就开始在国立学校对学生组织进行严密的监视，并且经常发生持不同政见的学生遭到逮捕的事件。历来在学生运动中居于领袖地位的北京大学在1935年也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学生自治会了，而燕京与国外的密切关系成了抵抗政府干预的缓冲器。国民党可能对教会大学的课程加以控制，但是对行政领导及课外活动却没有什么影响。另外，司徒雷登过去的种种言行，也让燕京的学生组织有理由相信学校领导是同情自己的。一年前的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日，学生们正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在当天召开的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据当时的燕大学生马绍强回忆，在那次大会上，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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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一二·九运动结束之后，同样是在大礼堂，司徒雷登面对参加运动的全体学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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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见诸君，颇足欣慰，对诸君言行，认为足以自豪，对中国也觉其有远大之希望。在此严重国难时期，学生苟不谋尽其责任，则救国自少希望。据余所知，此次华北学生运动，实有实质之效果，其努力并非虚掷。在美时有人谓中国学生宜潜心学业，不当干预政治为言者。余则请其翻阅美国革命史，苟令今日之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中而不谋救国之道者，则国家也至无希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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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图为西直门外燕大学生参加当时群众聚会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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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需要指出的是，此一阶段的学生运动，尽管有正在兴起的共产党居间作用，但是依然处于自发与自觉相互交织的状态中，使其相互交织的，正是在外族入侵之际兴起的民族主义。也正是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参加运动的学生开始出现了分野，一部分学生左转走向革命之路，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沉潜下来开始专注于学业。令司徒雷登没有想到的是，在抗战胜利之后随之而来的内战中，美国成了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的焦点，而他自己，有时也难以免于成为他昔日的学生们反对对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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