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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陆志韦的选择与“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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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国共博弈接近尾声，局势已经非常明朗，当时平津两地的大学就南迁问题议论纷纷，陆志韦则明确表示燕京大学要留下来。《陆志韦先生传略》一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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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说服了燕大主张南迁的人。他说，燕大留下来有三个原因：（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会过得更好些；（二）要撤退，退到哪里去？无处可去，全国都会解放；（三）学生必须留下来，他们的前途在此地，我要跟他们同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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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陆志韦已经明确表达了燕大不南迁的决定。1948年春天，陆志韦的老朋友胡适及胡夫人偕一位美国老人来到了他们家。陆志韦自然知道这位长者兼老友的意图，未等老朋友开口就让儿子陆卓明带领胡适去游燕园。陆卓明多年后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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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忙说：“燕园早游够了，你带他（指美国老人）去吧。”我带美国人在校园里慢慢走了一圈，回到燕东园时，胡适夫妇已在我家院门外告别。胡先生说：“这次回来（从南京官场回来）只有四天，特地来看看你，明天就走，不知以后何时再见。”他的语气并不高兴，父亲也板着脸。母亲调和说：“你们一见面就吵，分别还要吵！”他们走后，父亲叹口气说：“他也劝我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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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上，陆志韦远没有他的搭档司徒雷登那样左右逢源。早在抗战之前，陆志韦就曾经婉言谢绝国民党要他参加庐山会议的邀请，战后的庐山会议虽然没有再邀请陆参加，但是在会后依然送给陆一枚“胜利勋章”。据陆卓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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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家中楼上收到这个奖牌，就把它抛到楼下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还发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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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卓明还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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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燕大校友在近年回忆说：校长在海淀区的一个座谈会上引用当时的顺口溜来表达民情——“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1947年美国特使魏德迈邀请他座谈中国国事，他在会后给魏德迈写信说：“中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并赞同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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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胜利在望的共产党对于燕大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1948年12月13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攻下沙河车站后，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将近中午，当部队进入万寿山圆明园遗址之间的平川地带时突遭国民党军队的猛烈炮击。国民党军企图利用周围的名胜古迹和燕京、清华两座著名的学府作为掩护，阻挡解放军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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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太原前线野战军截获阎锡山部队的一份谍报，中称：“今（元）午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坐镇后方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2月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并以军委名义急电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电文指示：“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前方军队在接到电文命令后表示，在此地区作战不适用炮击，而只用步枪、刺刀。当天，解放军全部占领海淀，燕园被解放。毛泽东得知此消息非常高兴，又于12月17日下午6时以军委名义致电林彪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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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前线指战员关于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和市郊名胜古迹的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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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林、罗、刘，并告程、黄：（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五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二）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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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十七日十八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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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陆志韦明确表示了不走的态度，但据陆卓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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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究竟怎样走革命之路，燕园怎样迎接解放，父亲心中并不清楚。他在晚间从储藏室架上拿出叶剑英送给他的崭新的平装书《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读着，想着。两本书说的大原则谁都看得懂，但是具体到燕大该怎样，仍想不出个头绪。他自言自语地像是在问我，我自然更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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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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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前夕，他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未名湖一湖秋水激荡地漫过了石拱桥下的闸板，前面却还有一段漫长曲折的路，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走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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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影响陆志韦在12月16日召开的全校教职员会议上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解放了。”也是在那次大会上，他对全校师生说：“这是个伟大的变革，是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或是革命都要伟大的变革。”当天的燕大西校门内张贴了以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署名的安民布告，特别写明为了保持正常的教学工作，任何军人不得进入校园。第二天下午，刘道生还专门来到燕大为全体师生员工作报告。他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把革命进行到底，举农夫救活了冻僵的蛇反而被蛇咬死的希腊故事为例，提出不能怜惜毒蛇一样的敌人；另一个是要把美帝与美国人民分开。他说，美帝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是我们的敌人，但是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据当年听报告的燕大校友董天民回忆：“听报告的人数之多，是燕大历史上所罕见的，连地板上、门口外都坐满了人。”“他的讲话使许多人心明眼亮，消除了对党的疑虑。会后，校务长窦威廉等几位美国教授宴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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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天覆地的时代，令陆志韦难以选择的，不是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而是要在中美之间做到平衡。由于担任燕大校长，陆志韦与燕园里的不少外籍教授成为挚友，与远在纽约的托事部也有诸多联系，而托事部也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1948年2月，托事部给燕大总务长范天祥和文学院院长梅贻宝发来调查提纲，其中涉及以下几个问题：“如果铁幕一旦落下，基督教大学属于共产党怎么办？”“你想如何应付共产党政权？”“已经有多少明确的计划？什么计划？”“对共产党没来之前离校的人和共产党来了也不走的人，你们做好了什么准备？做了什么工作？”这些调查表明，远在纽约的托事部不仅密切注意中国局势的发展，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他们对未来燕京大学的命运已经有了隐约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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