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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邦新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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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2日，托事部秘书麦默伦在写给陆志韦的信中通知了他托事部的决定，并且附了年会记录。信中说：“经过考虑，大家都支持这些学校只要它们允许有充分的宗教和学术自由，并起着基督教大学的作用。”“如确能在共产党的国家办基督教大学，则联合托事部准备在经济上尽可能地支持燕京，我们知道你请求和本年度一样的一年2万美金的津贴，我想只要把明确的用途说明，毫无问题是可以得到的。”不过，在第二年的6月2日，麦默伦在致中国各基督教大学校长的信里，明确地申明了托事部支持资助他们的条件。在他寄来的托事部1950年年会的“决定”里明确指出，托事部只有在获悉他们提出的目的能够达到时，才肯出钱维持各大学。托事部年会“决定”里提出的目的是：“各校应仍属在华基督教团体指导的私立学校，而不应该改为国立学校。”麦默伦在这封信里还强调了“学术自由”，即中外教师不但应能决定课程，还应有“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见讲授的自由”。托事部反对在中国基督教大学里开设政治课，但无法有效地加以阻止，于是站在捐款人的立场上声明：“如果他们负担了这些课程的费用，那就违背了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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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在这一问题上与托事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1950年6月28日，他在给麦默伦的回信中表示了对托事部继续拨款的感谢，但是，他谈到了燕京大学正在稳步前进的课程改革，认为这项改革是根据“政府方面肯定的指示”展开的，其中最重要的恰恰是添设政治教育的课程，“必修的政治教育课程与公立学校同”，“容许宗教课为选修课”，但要“在教学中避免宗教情绪”。陆志韦在信中表明他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科学和文化水平”，并且告诉麦默伦，开设政治课的经费由收入的学费解决，不用托事部的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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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政治课，张宗麟曾经征询过陆志韦的意见，并有私立大学不设政治课的设想。但陆志韦认为私立大学应该把政治课设为必修课。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在1949年10月之前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规定：“除公共必修课外，有些系（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增加马、恩、列、斯著作选读。”随后，燕大社会学系率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各选修课程。在陆志韦的坚持下，1949年10月11日，校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政治课委员会，赵承信为主席，委员有沈志远、严景耀、路念苏、沈家驹和学生代表3人。陆志韦还聘请严景耀、翁独健、赵靖、翦伯赞、沈志远为教师，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革命史》。1951年4月，在陆志韦的主持下，燕大成立“时事学习委员会”，每月向全校师生作一次时事报告。根据中央宣传会议“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宣传马列主义的精神，于10月5日成立了“教员政治学习委员会”，每周三晚为各小组固定学习的时间，陆志韦自任主席，常务委员有侯仁之、佟明达、蒋荫恩、童晓礼，为在全校范围内掀起政治学习的高潮，并对广大师生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证。1951年，燕大教务委员会在报告中如此宣称：本学期正在可能范围内增加新课程，并将原课程内容加以适当改革，务期与新民主主义精神相结合，教学方面大都用了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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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命，燕园里的知识分子也在发生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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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燕京大学已经出现了追随新学术取向的迹象。当年10月，齐思和在囊括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燕京社会科学》发表了长文《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说：“近100年来，西洋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改变了整个人生，一切学术思想皆发生剧烈变化，而史学所受影响尤大。……历史的范围扩大了，历史的基础雄厚了，历史民主化了。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使西洋由中古式的农村经济社会踏进了近代工商社会。马克思看出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文化进展的重要性，创唯物史观学说，指出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渐渐放弃以前专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历史而以经济的发展为主要脉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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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翼》一书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奠定了学术地位的林耀华，在新的形势之下，也改变了自己过去的治学方式，这位美国最权威的体质人类学家胡敦（E. A. Hooton）的高足过去认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但是如今不同了。1949年10月以后，林耀华就开始考虑如何运用在国外学到的专业知识为新社会服务的问题，认识到以什么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人民服务的关键。他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史。他在《从猿到人的研究》中写道：“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头就是从猿到人。恩格斯的劳动观点，给予我一个极大的刺激，使我觉悟到过去虽然收集了不少具体材料，但忽视了问题的实质。”为配合建政初期的社会发展史教育，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出这本书，于1951年由北京耕耘出版社出版。这是林耀华1949年后的第一篇著作，标志着他开始脱离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窠臼，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民族学方向发展。翦伯赞为这本小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其中说：“林耀华教授能够用新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由来的问题，我以为不论理论应用的正确性达到怎样的程度，他的研究总是转向了新的方向。”对此，《林耀华传略》的作者祁庆富如此写道：“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林耀华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发生了根本变化。20世纪50年代，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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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院长赵承信可以算是这一潮流中的出类拔萃者。据曾在燕大有过半年求学经历的余英时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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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政治大课上常常鼓励我们去建立工、农的阶级观点和感情。他最爱举下面这个例子：工、农一见到毛主席，好像便情不自禁地发生“热爱”，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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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赵承信，1947年毕业于燕大研究院社会学部的陈永龄有更为详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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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身为燕大法学院院长的承信先生主持全校政治大课。虽然他在解放前由于进步教授和同学的影响，政治上早已站在革命一边，但他深知自己过去学的是西方的社会学，远不能满足新中国社会科学的需要。所以那时他几乎是日夜攻读马列主义，虚心检查过去所学的专业，力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讲授新课程。这在解放初期的老教授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承信先生认真努力、虚心求教，他在主持燕大政治课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政治课委员会曾特邀许多从老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和老党员给全校师生作大报告，对于燕大师生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承信先生也曾亲自上台讲授专题，结合同学思想和个人体会作了亲切而精辟的演讲，博得了同学们的赞扬。我就看到过同学们给政治课委员会写的表扬承信先生的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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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信先生不仅热烈追求马列真理，而且勇于剖析自己。课余，他在办公室里常常同我们这些学生晚辈的青年教师促膝谈心，联系自己的出身、历史、经历，表示决心自我改造。他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表态，而且见诸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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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和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的转变并不是出自偶然，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背景。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到1950年下半年，全国展开了以大学教师为主要对象、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学习内容、组织形式，特别是普遍进行以自我检讨和群众批评为特点的思想总结的学习方法表明，“它是中国共产党把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改造党内知识分子的理论、政策与方法运用于党外知识分子的开端，是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政治运动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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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8年6月20日，在国共战争中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之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发出了《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指示中原局对当地学校，要“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在巩固地区，要帮助原有一切学校开学，“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当时的“改良”仅限于取消反动的“公民”课程，清除极个别的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其余全部教职员要留下来“继续教书”，因误会而逃走的要争取他们回来。这个文件确定了维持现有教育机关和争取留用全部教师的基本政策，尚未涉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7月3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份文件，明确提出了解放后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和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具体办法。其一是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转发的新华社负责人陈克寒从中原发回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其中明确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地办，目的在（于）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其二是中共中央《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的指示》。这个文件规定，对于学生、教员和知识分子，除号召其中的特务分子坦白登记、禁止反革命组织活动与阴谋破坏活动、禁止讲授“党义”之类的有法西斯内容的课程之外，“即可令他们继续教学”。“对他们的一些反动思想言论，则不必操之过急，也不要用法律去禁止他们这些思想言论，要认识到他们有些是为环境所迫而失足的，或是被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教育所欺骗蒙蔽的，对我们则完全不了解。对于这些仅仅是思想上反动的人，我们应该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办法可利用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可以具体生动的事实，启发他们认清解放区与蒋占区之光明与黑暗及真理之所在，说明蒋必败我必胜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出路，争取他们开始转变，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改造他们。”“为了指导旧有教员在今后如何去进行教育，可用暑期讲习所或教育会议等形式去集训教员。”（相关文件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此文件中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以及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的方式与步骤，成为后来政治学习运动所遵循的法则。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以及中央宣传部所发出的同一主题的其他几个文件，都贯彻着同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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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半年，京津沪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当时，形势尚未完全稳定，各地党委的宣传部门、军管会的文教机关立即引导以北平、上海各大学的教师为主体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展政治学习运动。这一活动兴起的初期是分散的，并不是全国性的统一运动。当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详细规定了政治与思想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这就表明，在当时，中共的文教与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已经从保持原有学校与人员的稳定转向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全国教育行政已经完全统一的情况下，政治学习在此次会议之后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迅速掀起高潮。尽管在当时也并非没有人对于组织教师学习政治存在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民主教授们的倡导下，这个实际上由共产党设计和发起的运动表现出知识分子群体自发行动的表象。(2)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那时已经意识到，不接受改造，就没有他们在新社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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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批判旧学术，建设新学术，是共产党进城后就提出来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学术的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之际，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之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精神，陈伯达忠告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们：“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30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9月23日，在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时，陈伯达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并提出“思想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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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大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同样地需要一个大革命……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认为我们同样地必须在这一个人民大革命中重新学习，进行自己的思想大革命，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抛弃各种错误的东西，接受正确的东西，同时联合自然科学界和文艺界，贡献我们的全部能力，来帮助全国人民和全国学术界进行这个思想大革命，贯彻这个思想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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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和他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已给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的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方向，来从事开垦中国许许多多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还未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人民革命过程中，对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摧毁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他反动的思想阵地，是做过不少工作的。但是应当指出，如果比起其他革命战线来，我们显然是太惭愧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仍然大大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与人民的需要。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来填补这个重大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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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讲话，代表了当时中共对学术界的要求。在那一段时间，如何批判旧学术、建立新学术，成为各大报刊集中讨论的话题，许多重量级的大知识分子纷纷表态响应。甚至在中共建政过程中，“学术是有阶级性的、学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样的观点，就已经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只有认识这些深刻的政治背景，才会理解在翻天覆地的时刻燕园之内的那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为何会有如此惊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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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二、在适应与不适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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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发生了转变，或者那么容易转变。林永俣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在朱勇、潘屹的《逐日：记我国当代研究社会保障第一人林永俣》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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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曾在燕大政治学系读书的林永俣以十字军学者的身份奔赴美国，他是中国第一个赴美学习社会保障的人，在美国也属于早期的学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林永俣读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立法等有关科目，刚读了两个学期，就得到了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颁发的金钥匙奖。然后他去哈佛大学法律学院当特别生，跟国际法学权威庞德学习，主攻宪法与社会立法的关系。有一次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赵承信到美国考察，来到芝加哥，问林永俣社会保障是什么，林永俣一一作了回答，赵承信当时就向林永俣说：社会保障很有用，燕大将来要设这个专业。他告诉林永俣学成后，回到燕大开这门课。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的地下党计苏华和丁瓒也非常关注林永俣的这一专业，三人商定，趁国内内战，在国外抓紧学习，一旦祖国需要，一起回程。1948年，丁瓒归国筹备中国科学院，林永俣与朋友一起踏上回国的征程，放弃了眼看到手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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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俣回来了，结果和这个热血青年想的并不十分吻合。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准备开设社会保障专业，由林永俣讲授，但是在1949年之后不久，燕大社会学系就取消了；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重点是自然科学，根本没有社会保障这一专业的一席之地；上海科学院有历史、经济，但不见社会保障。当时中国沿用苏联的一套国家保障，而不是西方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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