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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三、思想改造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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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是如何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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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Philip West在《燕京大学与中西方关系》（Yenching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一书中认为：朝鲜战争以前，教会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调整和适应的问题，而朝鲜战争后则是教会学校能否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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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仔细考察中共在教育领域一系列文件的发布时间和朝鲜战争发生的时间，便会发现，朝鲜战争只是加剧了燕大及其他一系列教会大学消失的进程，但对于教会大学在中国消失这一结果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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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共建政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第五章中明确规定了之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该纲领还指出：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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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追根溯源，这种思想的出现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1946年11月26日，《解放日报》就曾发表社论，公开指责国民党允许美国人在华经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烈抨击了“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并且着重点了10所教会大学的名，燕京大学首当其冲。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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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1844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105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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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由新华社播发的针对美国的社论，是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给教会大学送去的再明白不过的信息。具体应该怎么办？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后再去解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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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教育进行改造的号角是从《人民教育》吹响的。1950年5月，这本反映领导层教育意图的杂志的发刊词如此写道：“我们从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许多原有的课程上，许多旧教育的论著上，以及今天新区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对新教育的怀疑态度，和不易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方面，都看到它的反映。这一思想体系甚至也曾影响到老解放区某些教育工作者，以致使他们在某些具体教育实施上保有旧教育的观点。”“全国教育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用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新教育思想体系去代替旧教育思想体系，这就必须从各方面去拆毁这个顽固堡垒。”“过去一年来，也有人在自我批评与批评中，做了对旧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揭发，但一般说还是笼统的、片面的，不够具体和缺乏系统性的。现在我们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来对支配旧中国教育的各派思想、各种教育制度和各种旧课程、旧教法，作科学的批评。”这一发刊词本来是为即将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推行改造旧大学的方针作铺垫，但是，令领导层没有想到的是，在当年6月召开的该会议上，院系调整、课程改革等四个议题(5)遭到了教育界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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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清华大学教授和燕京大学的教授，比如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高名凯教授就反对把一些大学改为专门学校或者通过课程调整实际改为专门学校。在发表于1950年6月6日《光明日报》、题为《谈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一文中，他认为大学的任务在于“继往开来”，传授全面的知识，培养程度比较高的“通才”。“这种教育本质上就是慢性的，所谓的‘百年大计’。如果毕生的学习和经验都不容易制造出多少‘通才’的话，那末，一个‘准通才’之不能够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制造出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了。所以，从原则上来说，大学校没有在短时期里培植一般专门职业人才的责任。”“我们绝不能够允许一个现代的国家没有大学。”“没有了大学的教育，这个国家就是不健全的。”即使是翦伯赞这样一直与中共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尽管对于此次会议的方针表示了支持，但在表达自己观点时也还是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本色：“有些朋友担心大学会改成专科学校，或者取消学院制度，我以为是不会的。”因为尽管目前大学不得不在培养急用人才方面分担专科学校的部分任务，但是，“既然是大学，在原则上就必须维持大学的水准，使它名副其实，不要弄得‘两不像’。所谓大学的水准，就是要给予青年以这样的教育或者知识，既不仅是为了现在，而且为了将来；不仅为了应用，而且为了创造”。这篇题为《大学与专科的任务不同》的文章发表于《文汇报》，发表时间与高名凯上文是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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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批知识分子的抵制，这次高等教育会议没有取得领导层预期的成果，这使他们非常不满甚至于愤怒，当时实际主持教育部工作的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甚至把教授们的不同意见上升到了阶级的高度：“不容否认，我们全体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点现在还是极不一致的，他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不同立场和观点。”他在会议总结中狠狠地批评了“顽固不化”的教授们，再次表示了领导层坚定不移地推进高等教育模式转换的决心。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也发表了讲话，他的说法与钱俊瑞的报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没有强调教师的思想改造，而是强调了教育工作者的团结。尽管在会议结束之后依然有知识分子对钱俊瑞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在此时，教育领导层已经非常清楚，中国逐步实现高等教育模式的转换已成定局，同这些充满了资产阶级精神的教授们就教育谈教育是谈不拢的，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他们痛加批判，打掉他们的自信与威风，才能从根本上粉碎他们的抵抗，清除转换教育模式的障碍。其方式便是通过批判《武训传》、批判陶行知、批判陈鹤琴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彻底否定过去的教育，肃清旧有教育残留在旧知识分子身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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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运动中，中国教育的实际执行人钱俊瑞对教育工作者的划分。钱氏把当时的教育工作者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国民党反动教育政策的坚决执行者”，这是反动分子，应受到人民的反对或“镇压”；第二类是“各种各样的改良派，他们提倡和推行改良主义的教育，基本上为反动统治服务”，这些人应受到“中国人民的批评”，他们应当“努力清算自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第三类是“为着个人的生活，而为人师”，这类人是绝大多数，他们应该改造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其他错误思想；第四类是“革命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是“旧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真正的光荣”。按照这个分类，除了过去在根据地、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其他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人都是需要镇压、批评或改造的。他把在高等教育会议上积攒的对知识分子的恶气，在此时狠狠地释放出来。而这，不过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先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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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共决定改造旧教育的同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参战。为了动员群众支持战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广泛地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这个运动波及了有美国教育背景的教会学校和身处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燕京大学亦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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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把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说成是“中美人民的友谊”，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全国规模的抗议示威。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并发表于1950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在报告的开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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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在很长时期中，尤其注重文化侵略的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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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数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6)之后，“为了肃清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影响，维护中国人民文化、教育、宗教事业等的自主权利，以及彻底制止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来进行反动活动，政府对于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上述机关和团体亟应有适当的处理，兹特根据上述情况拟定处理方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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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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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美国津贴之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情况或由政府予以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之事业，其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而在经费上确有困难者，得由政府予以适当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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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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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美国津贴之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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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被誉为“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历史性文献”于1951年1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不久，中国政府于1951年2月12日接办了燕京大学，随后，各教会学校开始陆续脱离同美国教会的关系。教育界特别是教会大学随之掀起声讨美国文化侵略的高潮。陆志韦对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认识和揭露，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燕京大学被接收之前的1月16日，陆志韦作为燕京大学的校长参加了九三学社邀集的接受美国津贴学校教育家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谈及这一问题时，陆志韦还不忘首先表扬燕大学生“不管是爱国运动或抗日救国运动”“都是站在前线的”，之后谈到“文化侵略”问题，也只是蜻蜓点水地说自己“和美国人发生关系也有四十四年的历史，我应承认我也中了他们的毒”。甚至在此之后他还在《新观察》上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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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在美国人的面前低头，也从不丝毫怀疑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我只是有点顽固，不能把自己的痛苦跟人民的痛苦打成一片，也就不能完全看透美帝的文化侵略对于中国人民是何等危险。我轻视美帝，可不痛恨美帝，因为从来不恨任何人、任何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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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他还觉得，“平心而论，三十年前的司徒雷登也不全然是跟美国国务院表里为奸的特务头子”，燕大的主要问题，不是美国利用文化教育进行政治与经济侵略，而是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燕大的美国教授也有进步分子，要分清美帝与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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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几天之后，陆志韦却在向《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讲话中加大了对美帝国主义批判的力度。这一次，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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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部长和副部长的报告（指中央教育部召开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报告，笔者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先处理美国人所津贴的学校。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间的恶霸。小恩小惠买不了中国人的灵魂。拿燕大全体师生来说，我们早就提防到这一步暗算，早已表明我们的态度，不愿意再吃外国人的饭了。何况今天三位部长又提醒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已经站起来的民族，我们瞧不起那一点小恩小惠。政务院的决议表明，人民政府把在教会学校服务的中国人抱在自己的怀里当亲人看待。从此，我们应当格外努力，格外警惕，一切为人民，也就是一切为自己。我个人的快乐是说不出来的，美帝让我把一件长满了虱子的衣裳脱下来了，比我从日军监狱出来的那一天还觉得轻松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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