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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170475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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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四、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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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们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和对旧教育的改造，成立不久的新政权采取了两种方式，其一是土地改革，其二是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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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至1951年底，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下，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员，亲身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始于北京。1949年12月中旬，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发起，北京高校700名师生分赴京郊参加土改，燕京大学有70多人参加。这些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分布在京郊8区65个工作队，利用寒假工作两个月，协助完成了100多个行政村的土地改革。这一做法得到了充分肯定，被认为是“向广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改造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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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教育部决定，北京四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法学院部分教师，和1951年度的二、三、四年级学生，自1951年9月起，参加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目的是使大学法学院师生在社会实践中经受锻炼，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水平。7月22日，燕京大学校领导、党总支和经济学系负责人——翁独健、张世龙和郑林庄——对法学院师生下达了参加土改的任务，作了动员。当时北京四个大学法学院有860多人参加中南区土改工作。北京大学与辅仁大学是第一分团，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是第二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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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至9月3日，燕大经济学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的部分教师和48级、49级、50级的学生，与北大、清华、辅仁参加土改的师生一道在北大沙滩参加了土改前的集中学习。当时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教育部长马叙伦、内务部副部长武新宇、政法委员会秘书长陶希晋和《人民日报》社长邓拓都亲临讲话，教育部张勃川司长还传达了周总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当时的亲历者刘文兰多年后撰文回忆：记得马叙伦部长还介绍了毛主席说的一句话，“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勉励大家珍惜这个锻炼的好机会。当时组成了“北京四大学法学院中南地区土改工作团”，第一分团由北大、辅仁两校师生组成，第二分团由清华、燕京两校师生组成。第二分团团长是清华领队吴景超教授，副团长是燕京领队陈芳芝教授（政治系主任）。四大学共有860人参加广西土改，燕京参加此次土改的人员共有165人，其中教师10人，学生155人。总领队是陈芳芝教授，副领队是经济系48级学生刘文兰（党小组长），一共只有3个学生党员。参与土改的教师有政治系的吴东之、张锡彤、张雁深、王庆源、夏吉生，经济系的史道源、王俊彦、唐秀芬、金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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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5日，第一批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土改队回到南京市。1月5日至16日在党校进行了工作总结和思想小结。此时，全国政协派来了土改工作团，燕京大学新闻系49级有20来位学生也随同一道来广西参加土改。全国政协委员千家驹、茅以新、张震寰、田汉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胡绳等也参加了此次土改试点的总结会议。之后，土改队调整了组织，仍以地方干部为主，加上政协土改团成员和燕京、清华两校师生，分别组成土改队，把土地改革工作从一个区铺开到七个区。1952年1月18日出发，燕京师生所在的土改队分别到了邕宁县潭洛乡（壮族地区）和贵县，进行了更大范围地区的土改工作。据参加了此次土改的燕大校友刘文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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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土改、打倒地主阶级、建设新农村的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师生们的思想收获的确是十分巨大的。首先，最主要的是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更加热爱新中国。……事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同学们体会到：“中国人民的90％是农民，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过去嫌农民脏，不讲卫生，没有文化，现在才懂得，正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才造成的。”从而觉悟到：“我们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他们服务”，“让广大中国人民解放出来，翻身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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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2日晚，燕京参加土改的师生乘火车离开了南宁，6月4日晚到达武汉。次日杜润生同志又一次向师生作了报告，感谢大家为广西土改作的贡献，充分肯定大家思想上的进步。6月6日上午9点36分，师生们离开武汉，踏上返京的列车，6月7日晚上7点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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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后，许多同学入党（如郭务本、刘以德、赵德强等）、入团（如洪君彦、周元、黎世静等）。许多同学表示，土改让自己“坚定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是自己一生的重要转折”，“改变了一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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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新闻系学生参与土改，向农村小孩讲解保家卫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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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在土改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激烈的情况，外文系教师黄继忠是其中一例。据黄继忠的好友周绍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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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忠为我师，是1949年秋季开学后，他以刚毕业于本校的西语系助教（身份），给我们上大一英语课。……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校园见到继忠时，他仍较谦和，只是换穿了灰色干部服。再后，他和我们系的高名凯先生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思想激进，十分积极，曾在当地的批斗会上沉痛地揭发、控诉他在江西吉安老家的继母，称她是剥削者、地主婆，表示要与抚养他成人的她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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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论者分析的那样，参加土地改革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意义，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实际上，1949年至1957年间一连串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这是最成功的一次。革命胜利之初，知识分子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正确和自己政治上的短视，但是这种认识不能不是笼统的，即“胜利者皆对，失败者皆错”。在政治学习运动中，他们学习理论，反省历史，开始从政治上、思想上否定自我，达到的实际效果主要是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而土地改革运动真正触及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承认自己确属毛泽东所说的“半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因而确需进行艰苦的自我改造；承认马克思主义确是科学的理论，产生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愿望，这是参加土改促成的知识分子的两大变化。知识分子真正接受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接受被教育被改造的地位，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可以说，是从土改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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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1919-1952 五、悲情校长陆志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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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土改的“润物细无声”，思想改造从一开始就透露出“暴风骤雨”的气息。中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傅鹰曾在五四时期进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57年夏，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言谈起思想改造运动。他说：“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个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叶冈在《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一文中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潘光旦的思想检查12次不被通过，也算得是个重点人物。为了整他的思想‘暗流’，最后甚至动员到他的家属，想用儿女之情去逼一个学者承认不甘心承认的错误。方法用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前几年，大学里的萁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当年燕大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夏自强也曾回忆燕大思想改造的情况：“在运动中，启用了不少宣传工具，如出版《新燕京》刊物外，还有《三反快报》，举办‘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以造声势，提高认识。在运动中，由于群众的义愤，也出现了过火斗争的情况，如砸毁了燕大各主要建筑的匾额，在大会上让一些总务行政部门负责人下跪。在会上，有人揭发因辱骂领袖被称之为‘骂人团’的成员，被‘群众专政’，实行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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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的手段分为两种，其中之一是通过“三反”“五反”：凡是公家财务部门、金融机构的主管以及私营企业主、资本家，差不多都成了贪污犯、“大老虎”（大贪污犯的代称）的嫌疑犯，很多都被“隔离审查”，此种手段开了解放后无需任何实证、无需司法部门批准，单位或“工作组”即可非法拘留公民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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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沾经济的大学教师，无法使用“三反”“五反”的帽子，便使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工具。具体做法是按系划分，由青年助教开始，逐渐上升到老教授，人人“洗澡”。就是每人讲自己的基本经历和思想历程，并作自我批判，被称为“自我教育”。同时还有学生参加，帮助分析，其实就是批判。直到大家没有多少意见，算是“通过”了。事实上一切“帮助”和批判都已由单位领导事先安排好了（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但那时的党、团员，进步分子占学生群众的大多数，其中绝大多数又自觉地服从党领导的安排）。对于进步教师或民主人士的帮助实以表扬为主，很快就过关。而对“落后者”则“组织火力”大加鞭笞，并且总“不满意”，多方刁难，不予“通过”，直至最后还可以“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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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令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触及灵魂”的大事件是从哪一天开始的，至今仍没有清晰的界定。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就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在知识界开展自我改造的教育运动。在第二年10月23日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7)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教会大学一时成为重灾区。当年燕大学生会主席夏自强曾经告诉笔者：“抗美援朝之后，美籍的教授就不被允许在燕大讲课了。西语系的教授柯安西走的时候，西语系有的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这件事情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拿来作为那些学生‘认贼作父’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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