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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读《过去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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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傅国涌先生在赠给我的书上，题了元稹的诗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阅毕全书，终于明白了傅先生“此花开尽更无花”的感慨，只因为在喧嚣枯燥拧紧难熬的今日，你几乎不敢相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如此幸福的旧日子，而那些过去的中学，实在令人悠然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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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田大作问汤因比最想生活在哪个时代，汤因比答曰希望出生在“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1〕——因为当时的新疆，汉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交汇，光彩纷呈。若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而前提是你必须依旧做一个不幸的中国人，那么我只愿生活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即《过去的中学》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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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自选与教学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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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过去的中学，究竟是怎样的中学，孩子们读的是什么书？的确，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教材是极重要的部分。细读全书四十七则回忆录，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让当时的学生终身难以忘却的国文教材，大多是国文教师自己编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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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老师杨笏斋（湖州中学）：“杨老师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左太冲咏史和白居易的《慈乌夜啼》、《道州民》、《有木》八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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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的老师张苏（北京三中）：“此外，他还教我们《阿Q正传》、《狂人日记》以及《药》等。这几篇课文里没有选入，但是他还是让我们自己阅读而且辅导我们学习。在他的讲授中，鲁迅的作品占到很大的比重。他讲这些作品时带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使我明显地感到他把我们这些少年的思想引向深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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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的老师仇焕香、浦克刚、闫振盖：“当时我敬爱的几位国文老师，可能自备教案，但显然没有依照什么教学大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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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子岩的老师夏丏尊（春晖中学）：“课文所选入的全部是语体文，而先生认为中学生也应养成阅读古书的能力，所以也选印了一些文言教材，如庄子《逍遥游》、墨子的《兼爱》、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陶渊明的田园诗……末了，他总要结合课文，把世界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复返自然说和《民约论》，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等，言简意赅地介绍给我们。文学方面，他常提及的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易卜生的《娜拉》等。这些讲述不仅使学生开阔了思想境界，而且富有吸引人的魅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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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的孟志荪老师更是此间翘楚，朱永福在《激情孟夫子》中写道：“国文课，从初一到高三，全是学校自编的，孟老师是主编者之一。对比当时的其他国文教材及以后屡经改变的语文教材，依小子愚见，是最好的一套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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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文之外的教材呢，不少学校直接采用英文教材，原版教材熏陶出来的学生，都是赫赫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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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1927年就读天津新学书院，“中国教师主要教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地理。英籍教师都是真诚虔信的基督徒，都获得过大学学位。他们除了教英文外还教物理、化学、数学、世界地理和历史，用的是英文课本，直接用英语讲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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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家吴征镒1931—1933年在江苏扬州中学读高中，“那时老师阵容非常强，比较偏重数理化。我们那是数理化课本采用的全部是外文原版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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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的母校天津耀华中学：“其他课有条件的也用英文教，我的‘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就是用的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的，果然无形中对我们提高英语很有帮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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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博士马大猷1936—1932年就读北师大附中，说自己“附中六年，受益终生”，“印象最深的还有两位数学老师，傅种孙先生和程春台先生两位先生……是中学直接使用国外课本的倡导者，他们组织了国外课本的影印工作，影响很广，范氏大代数几乎全国使用多年，大大提高了数学水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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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天津耀华中学赵君达校长（哈佛法学博士），还是北师大附中的傅种孙和程春台，他们倡导使用原版教材，是极具远见的。人的心智都是相似的，后天的学习决定了今后发展的可能，落后地区的孩子，使用与发达地区同样的教材，是最为高明有效的移植，一面掌握了该课程的最新系统，另一面提高了外语水平。正如保罗·弗雷勒极力主张底层社会的孩子学习标准句法与语调，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消除他们为生存而奋斗过程中的不利因素”，“获得为反抗针对他们的不公正与歧视而必须发动斗争的基本工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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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充分地说明了当时的中学教师，教材自选与教学自由的状况的，是蓝英年的回忆，他于1947年就读于晋察冀边区联中（北京101中学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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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课本除边区作家丁玲、艾青、赵树理、孔厥等人的作品外，还有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和陈白尘等作家的作品……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竟给我们讲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我们就是在西黄泥村背的。2004年我同两位同学去看国文老师，我问他怎么会给我们讲李后主的词？他说你们应当知道中国文化的精华。但选李后主的词他当时是有顾虑的，最后还是大胆地选了。我问他郝校长知道吗？他说知道，但并没有批评他……历史老师讲到洪秀全的时候，口气颇为不敬，与传统的评价不完全相同。英文每周四节，课文是英文老师自己编的……音乐老师更奇怪，教我们唱的歌多半不是革命歌曲，而是欧洲古典歌曲。记得一首歌词里有这样两句：‘那牧女在羊群中奔跑欢笑，祈祷上帝永远赐她平安！’总之，郝校长信任教师，让他们自己选教材，编讲义，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干涉他们的教学，颇有蔡元培先生的遗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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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息表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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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7日，网上直播《教育部介绍学校安全工作和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新京报一记者问基础教育司某位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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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学学校安全的问题，现在很多学校都在组织春游活动，但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情况是，有一些学校为了杜绝因春游而出现安全问题，就杜绝学生出去春游，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学生希望出去，另外一方面，安全管理校长负责制导致有一些校长不准备组织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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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副司长的回答，王顾左右而言他。有意思的是，回答中出现了“春游禁忌”的用词，这个词语的出现，恰恰说明了问题的存在。正是因为用教育的国家性取代了教育的公益性，本应享有完全自由的学校，成了政府设置的一个机构，它的功能不再是打开与舒展，而是封闭与限制；公民完整的受教育权，降格为一种意识形态下的被灌输权。所以目前的任何一所中学，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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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现实对照下，我读到《过去的中学》中茅盾的回忆，不禁疑为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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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中学的第二年，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刚到校，就看见校长的布告：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者即报名，交费十元，五天后出发。我当时高兴极了，马上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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