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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三章 从“高贵的罗马人”到帝国的官僚：无所作为的体制内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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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家奥托·基弗在讨论古罗马的教育时说：“古罗马的教育是在象征权力意志的鞭子下实施的。在人类的任何一个社会里，对这个社会起决定性影响的理想，与其教育儿童的方法永远联系在一起，因为教育儿童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一理想。一个以权力意志为座右铭的民族，培养儿童的方法必然受权力意志的影响——不考虑每个儿童各自天生的性格，千篇一律，严酷无情。孩子的意志如果转向别的目标，必定受到压制。若是温和的告诫不起作用，必然采取严厉的、甚至野蛮的惩罚。”基弗提醒道：“不要把严厉的教育理解为仅仅是以惩罚为手段的教育，它还包含另一层意思：为了按照国家的需求培养和锻炼儿童，过早地引导他们参与最有利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活动。（罗马）国家需要坚定的斗士和强壮的农民，其他不仅不需要，甚至被认为对社会有害。这至少是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后期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教育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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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弗强调古罗马教育中的“权力意志”，将它与严厉甚至野蛮的惩罚联系起来。他特别为这一评判的适用度设立了一个时期范围，那就是罗马的“后期”。我们知道，古罗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王政时代的罗马、罗马共和、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又经常把罗马共和称为早期罗马，而把罗马帝国称为后期罗马。在早期罗马的时候，它的强盛在于这个国家的优秀者——他们是罗马真正的贵族——能够把他们的意志贯彻到公共生活中去，并引导其他的成员，这就是他们展现权力意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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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罗马，这种权力意志发生了变化。就在共和变成帝国的时候，权力变成了赤裸裸的强制暴力，驱动权力的只剩下了权力欲。专制权力统治的效能，尽管有时候会相当高明，但只能表现为一种腐败权力的残暴，而不是优秀的政治素质。后期罗马的权力腐败是一种前现代的腐败，与人们在20世纪所熟悉的现代极权主义权力有所不同。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控制和党化统治的权力意志，而是具有典型的君主专制和寡头统治的权力特征。它依靠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力量，而不是发明某种新的“主义”。这种传统的世界观和秩序观使人们知道自己应当以什么角色行立于天地之间（“行本分”）。教育的结果就是学会“行本分”，农夫就是农夫，士兵就是士兵。随着罗马从共和变为帝国，“行本分”的也就从“罗马人”和“公民”转变成为“臣民”和“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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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的教育也发生了从传统家庭教育到国家推行学校教育的重要转折。以个人品质为主要目的的教育被为国家目的服务的教育所代替，个人的德行教育虽然没有完全消失（就像在今天的一些国家一样），但已经不再能够对帝国政体造成的社会腐败产生匡正的作用。罗马帝国灭亡前的专制帝国教育是为国家服务的，在专制政体中，教育分成“初等”和“高等”两个层次：在初等的层次上，底层阶级接受的是奴化教育；在高等的层次上，特权阶级接受的是精英教育。奴化教育产生的是臣民，精英教育产生的是官吏，而这样的教育机制正是维持和再生专制政体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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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罗马虽然有像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公元35-约100）这样杰出的教育思想家，而昆体良也确实怀抱着以道德拯救世道的理想，但是，他是在一个腐败的政体内部，试图利用体制内的教育改革来发挥作用，这样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对于今天期待以教育改革来达到政治和社会整体文化改造理想的教育人士来说，昆体良留下的不只是一部教育学的巨著《演说术原理》，而更是一个关于体制内教改的失败教训：不要对教改的成果给予过高的期待，因为教育解决不了政体的问题，也无力匡正因政体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失范和道德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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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和的品德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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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主要类型。“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人执政，但遵守既有的和确立了的法律的政体；“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人按其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孟德斯鸠的政治洞见在于看到“政体精神”对于政体的决定意义。政体精神是一种政体的实际构成，除了规定政体性质的具体要素之外，还实际推动这一政体按其性质要求运作。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另一个是使政体运作的人类感情。例如，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贵族政体的原则是以品德为基础的节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的原则则是恐怖。任何政体只有在其固有的原则指导下，才能得到与其性质相适应的实际运作，否则就会发生变异，乃至解体。由此他又进一步引申出两个政制原则。其一是教育的目的应该和政体的性质原则相适应，例如，在君主国里教育的目的是训导人们崇尚荣誉，在共和国里则应教导人民爱祖国、爱平等。其二，立法应与政体原则相适应，因为法律和政体原则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在民主政体下，法律应该激励平等和简朴，各种平等的原则也要用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才能维持平等的精神和风尚。相反地，在法律没有预防的地方，不平等就会乘隙而入，那样的话，共和国就完了。因此，他始终强调立法者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制定能够与其政府相适应并支持政体原则的各种法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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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时代的罗马政体精神结合了君主政体的“荣誉”和民主政体的“品德”，造就了一种被称为“高贵”的罗马精神。罗马共和时期担任行政长官的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公元前42）为维护共和而刺杀恺撒，被许多后世的来人赞誉为“最高贵的罗马人”。3但不要忘记，是因为其他罗马人也高贵或相当高贵，那才有布鲁图斯的“最高贵”。罗马共和能够结合荣誉和品德，这是由它的共和政体所成就的。但是，仅仅有共和政体，还不足以使得国民具有这样的品格。只有在共和政体能够健康存在，可以有效防止和避免腐败堕落的时候，这样的国民品格才能得以塑造。相反，一旦共和沦为实质的专制，制度性的腐败便会不可避免地对全体国民起到败坏和腐蚀的作用，使得他们变得普遍地道德沦丧和品格低下。罗马共和，尤其是在前期，因其体制健康而国民高贵，也正因如此，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罗马共和一直为世人所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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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10年，罗马人驱逐了国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公元前496），结束了罗马王政时代，建立了罗马共和国，国家实行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Comitia Tributa）三权分立。掌握国家实权的元老院由贵族组成，执政官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最高行政权力，部族会议由平民和贵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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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国王之后的最初16年，罗马陷入了长期的骚乱之中。公元前494年，当时罗马同邻近部落发生战争，而罗马平民拒绝作战，携带武器离开罗马，史称“平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贵族被迫承认了平民选举护民官和召开平民大会的权利，平民所选的护民官，负责保护平民的权利不受贵族侵犯。公元前471年，平民大会获得特里布斯会议称号，但其决议仅对平民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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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54年，罗马成立了一个由贵族和平民构成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公元前451年，十人立法委员会颁布了一部法典，并刻在12个铜表上，被称为“十二铜表法”。铜表法废除了平民与贵族不能通婚的限制，这也标志着罗马法的诞生。公元前367年李奇尼亚·塞克斯提亚法（lex Licinia Sextia）规定每年必须有一位执政官由平民担任。这一事件标志着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被打破，因而有了真正的罗马共和。共和，顾名思义，乃是多元并立、有差异的统一。无多元便无所谓“共”，无差异则无所谓“和”。多元但能够统一，承认差异但能够合作，这就是共和精神，共和精神在罗马的政治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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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成为后世崇尚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有一种结合了“品德”和“荣誉”的高贵，这是一种来自优秀品格的气质，一种被称作为“贵族精神”的与众不同。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一贯的、内在的高尚和道德情操，而不是地位的高下，地位的高下是可以改变的，而高尚和道德的内涵则必须要能够持之以恒。这种贵族精神在辛辛那提（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公元前519-前430）那里有传奇般的体现。辛辛那提是一位成为古典主义美德化身的古罗马政治家，他是一位贵族，但是他喜欢像农夫一样在田野里劳动。在罗马受到了攻击的紧要关头，根据罗马宪法，他被任命为一位独裁者。独裁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但最多只可以任职六个月。辛辛那提以卓越的战绩，迅速赢得了胜利。就在回到罗马的那一天，远在任期结束之前，他就立即辞掉了独裁者的权位，走回到城外的农场。对以荣誉和品格为傲的辛辛那提来说，是一个农夫，还是一个独裁者，这并不重要，身份可以改变，但高尚的道德内涵却一如既往。罗马人把辛辛那提视为共和国政治领袖的理想典范，因为他体现的是最高贵的罗马精神。辛辛那提对罗马人有一种能使他们高尚起来、变得更优秀的教育示范作用，这是罗马传统教育的生动体现。他后来对美国人也起到了同样的教育作用，成为美国共和主义者心目中那种不恋权势的领袖典范，他们甚至把华盛顿总统称为“美国的辛辛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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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辛辛那提为典范的罗马人，他们既是尼采所说的那种贵族（具有坚强生存“美德”之人，意志力贵族），同时也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所说的那种“自然贵族”（自我成就的“人”）。4文艺复兴的先知但丁，他设想的国家必须由一位贤明的君主统治，他以为，此人必须来自罗马，但却不是教皇。其理由是：罗马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但丁接着指出美德的重要性：“人们一致公认，人是因为具备美德才显得高贵。”5基弗认为，尼采对古代贵族统治的描绘“完全适用于罗马国家的产生”。6尼采在《善恶之彼岸》中说：“贵族统治的国家是那些靠自己的人组成的团体，他们力求其族人繁衍不绝，主要因为他们必须保持其为族群，否则就有灭绝的危险。……作为一个族群由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通过与邻国的战争和平息臣民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叛乱，就能够繁衍不绝，从而确立其地位。他们从自身丰富的经验中懂得了哪些特性使他们在天灾人祸面前依然能生存下来，而且永远是胜利者。他们称这些特性为美德。他们十分严格地培养这些美德。”强壮、好战、精明、矜持寡言，这些“美德”被公认为是使得罗马人变得坚强起来的公民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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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谁是罗马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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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自然的贵族”（真贵族）和“人为的贵族”（假贵族）的区别可以从一个比较现代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罗马共和的“贵族”品质。杰斐逊认为，贵族意味着“优秀”，这是一种人自我成就的优秀，而不是由出生的门庭、财富、血统带来的“优越”。因为具备这样的优秀，优秀者才配获得荣誉和特权。在古代罗马，贵族先是一些享有特权的古罗马公民。他们属于特权阶级，地位高于平民，是古罗马社会中最富有的成员。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他们曾垄断全部官职，并且免服兵役。罗马皇帝必须是贵族出身。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贵族逐步演变为非世袭的荣誉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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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政体使得罗马统治阶级的成分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前5世纪，195名牙座官全部出自贵族氏族。到公元前4世纪，虽然牙座官中仍有110名为贵族，但已有43名为平民。公元前3世纪，高级官吏中贵族成分下降，平民成分上升的速度加快。例如，从公元前312年至前216年，贵族牙座官只有73名，而平民牙座官有75名，数量上超过了贵族。提供牙座官的贵族氏族只有15个，而平民氏族为28个。牙座官是罗马共和的高级官员：执政官和裁判官。裁判官的职位和权力最初设立于公元前376年，它是根据罗马统治发展的需要，从执政官的职权中分离出来的，地位仅次于执政官。裁判官作为两名执政官的助手，后来侧重于行使司法权，他们与执政官在内的其他一些长官，是国家内独立行使职权的高级官吏。高级官吏有资格坐镶有象牙的折凳，故又称为“牙座官”，退职后可任元老院中第一等级的元老，是享有特权的阶级。7公元前3世纪，平民上层成为罗马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与旧贵族结合，形成了罗马的政治精英统治阶层，被称为“显贵”（nobili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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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平民显贵”与现代社会中的“精英”有相似之处，这种精英正是杰斐逊在他的民主思想中一再强调的“自然贵族”，他也一直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努力推动产生这种非继嗣的“自然贵族”。他先后提出了废除限定嗣续法和废除长子继承法的法案，并得到议会通过。杰斐逊认为，在整个独立革命中，没有任何改革比弗吉尼亚之废除限定嗣续法及长子继承制更为重要的了，他同时认为，当代美国贵族是以门第和财富为基础的，是“人为的贵族”，他们的存在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通过以上两个法案可以从经济上打击“人为的贵族”，“砍掉贵族的根”。在铲除“人为的贵族”之后，他主张另外培养“自然的贵族”来代替它，所谓“自然的贵族”便是指德才兼备的人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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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自然贵族”比尼采的“唯意志贵族”更能说明罗马共和政体对于现代宪政的意义。例如，在英国的宪政体制中有“非世袭贵族”，又称“一代贵族”，他们是因为对国家或社会有特殊贡献才获得爵位的。在英国的“上院”中，由世袭贵族们互选产生的代表因传统贵族政治惯有的见识、能力、荣誉感，大致也具有“一代贵族”的“贤达”能力。托克维尔说过：“我不知道过去有哪个国家的贵族政体曾像英国的贵族政体那样自由，那样对政府不断提供如此高尚和如此贤明的人才。”10即便如此，英国上院成员的主体今天也是以实际成就被社会认可的“一代贵族”。英国上院因优秀贵族政治传统而具有强大、有效的“精英”凝聚力。与此同时，下院则因为有直接民选合法性而代表同样强大、有效的普通国民共识。任何一个有效的共和民主制度都必须同时包括精英和大众这两种不同的共识，而这两种不同的共识是在同一个议会机制（尽管分成两个部分）中互动、协议、妥协的。古罗马的显贵通过担任公职提高家族地位，赢得荣誉和特权，这种荣誉和特权来自公共职务和对公共的贡献，而不是单纯由世袭、财富、血统决定。显贵既有出自旧贵族的，也有出自平民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比旧的贵族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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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高贵对罗马的敌人有一种震慑力，使远在罗马之外的人们也能感觉到罗马的那种令人敬畏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气质和品格意义上的“贵族气概”。历史记载中有两件逸事可以说明罗马人的这种高贵气质。第一件是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皮洛士传》中记载的。这是公元前3世纪的事，当时是罗马共和最鼎盛，也是罗马精神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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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士（Pyrrhus，希腊语“棕发者”）是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97-前272年在位），他是罗马称霸亚平宁半岛的主要敌人之一。皮洛士于公元前319年出生，年少时崇拜亚历山大大帝，勇敢而有野心。他醉心于帝王功业，企图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大帝国。他曾在阿斯库路姆战役中战败罗马军队，但因损失大量有生力量，于公元前280年派遣齐纳斯（Cineas）前往罗马向罗马元老院议和。齐纳斯可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帝尼（Demosthenes）的学生，也是国王皮洛士的好友，他的演说几乎与他老师一样雄辩而有力。皮洛士很器重齐纳斯，称赞他说话比自己用兵还要厉害。齐纳斯来到罗马，但无法说动高傲的罗马参议员们，因为他们认为，罗马虽然输掉了几场战斗，但决不可能输掉整个战役。齐纳斯在罗马逗留了一些时日，考察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对高贵的罗马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回去对国王皮洛士说，罗马的参议院简直就是“国王们的议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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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说过公元2世纪的一件罗马参议员出使外国的事，叙利亚王国国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准备起兵入侵埃及，罗马不愿看到这一地区燃起战火，于是派遣参议员波庇利乌斯·莱那斯（Popilius Laenas）去说服安条克罢兵。安条克曾经在罗马充当人质，在罗马生活过十三年。波庇利乌斯与安条克互相问候、寒暄一番后向他说明来意，告诉他罗马的意思。安条克说，他需要考虑一下才能答复。波庇利乌斯用手中的藤杖在站着的安条克身子周围画了一个圈子，说：“在你踏出这个圈子之前，请给我一个回答。”安条克思考片刻后答道：“我退兵。”12一个罗马的参议员，手无寸铁，却能像对待孩子似的对一个国王说话，并让他作出退兵这样的重大决定，他所代表的国家一定是具有广为认可的威严，而这位参议员本人的高贵气质也一定十分令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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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马人的“品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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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罗马人有一种被称作庄敬自重（gravitas）的素质，一种显示罗马人特殊品格的高贵，而罗马的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这种品格。如尼采所说，这种品格因为对罗马人的集体有用，被他们共同当作德性。罗马诗人荷拉斯说：“教育的理想是训练人对神、对国家、对家庭尽责任。”13西塞罗说过，教育是让儿童从小“有自制力，孝敬父母，善待族人”。14以生活俭朴而著称于世的罗马人，是辛勤的农夫和坚强的战士。即使是像西庇阿这样的将军，也亲自耕作，居所简陋：“这位令迦太基人闻风丧胆、把入侵者永远赶出罗马的人物，在田间干活干累了就来这么一个角落洗澡。干活对他来说就是锻炼身体。古代的人都亲自耕作，他也不例外。他住的房子屋顶简陋，路面低劣，凹凸不平。”15傅勒（Warde Fowler）认为早期罗马人的教育是品格的教育，“要获得的是尽责任和行公正的意志，对一切恶和非正义交易有一种本能的憎恨”。16威尔金斯（A.S. Wilkins）写道：“罗马人对儿童的教育只是为了培养日常生活中被承认的美德和能力。如果一个男孩的心灵和身体都能健康、强壮、敬畏神、敬畏父母、敬畏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他熟悉传统的农耕方法，有一些知识能在和平时期从事公共事务，在战争时期上战场为国家服务；如果一个女孩子能够从她母亲那里学得谦逊、有德、勤勉、善于操持家务，只需要让儿童能按照他们父母的愿望长大成人，这就够了。”17罗马要培育的是一种能够传承罗马品格的教育。罗马是一个建立在农耕文化根基上的国家，这也是罗马品格的根基。傅勒认为，罗马的教育“是一种家庭美德，后来才被用来要求对国家的服务”，传统罗马的教育“不是骑士的教育，它是农民的教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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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教育是在传统中传承，在家庭中进行的。一旦传统和家庭的作用发生变化，这种教育也就自然不能继续维持。另一方面，在这种教育还有条件维持的时候，它的力量确实是非常强大的，是任何学校制度所难以企及的。早期罗马教育的格言是“祖先的规矩”（mos maiorum）。遵循祖先的规矩便是有德，否则就是败德。西塞罗说：“罗马的力量蕴藏在它古老的传统和子孙的力量之中。”19一部罗马文献这样写道：“我们祖先，赞扬一个好人的时候，就称颂他是一个好种田人，一个好农民。凡是受到这样称颂的人，认为是获得了无上光荣。”20罗马学者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7）写道：“调教得好的男孩们经常唱古老的歌曲，赞美他们的祖先。”21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记载到，一个英勇的罗马人去世后，他的家人就会聚在一起颂扬他和他的祖先，“还有什么比这是更应该做的呢？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因此受到激励，为共同的福祉去承担所有的艰苦，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获得属于勇者的光荣”。22美德和荣誉是罗马人所追求的，而美德和荣誉则来自群体所共同认可的纯朴、勇敢、诚实、爱国行为和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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