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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第九章 “成人儿童”将成为怎样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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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初，湖北武汉一名13岁少年的“少年官样儿”成为舆论的热议话题。网上有他佩戴五条杠臂章在“阅读文件”的照片。这位少年从2岁起收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至今已发表100多篇文章，拥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全国百名优秀少年”等称号。报道还详细描述他作为“政治天才”的种种表现：上网只看时政新闻，从不打玩游戏；十分关注时政和民生，不时向学校提出改善管理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参加官方活动，发表政论；在网上开博客写文章，用词造句十分豪气，如同成熟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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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新学期开学，济南大、中、小学开设廉洁教育课程。课堂在小学五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以及大中专学校全面推开，每学年上足18节课。贪官郑筱萸受贿案被作为反面典型选入《廉洁教育读本》初中教材。对此，有家长质疑，廉洁教育不对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开展，对小孩子搞廉洁教育是搞错了对象。一时间，“廉洁教育是否应从娃娃抓起”成为社会热议话题1，引起了人们对“成人化儿童”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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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儿童的“成人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成人化的儿童将成为怎样的成人。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化史的研究者们担心，由于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变得模糊，儿童和成人在兴趣、语言、服装、行为或性知识等方面的区别已经或者正在消失。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由于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诸多区别消失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变得模糊。研究者们并不只是在描述客观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描述同时也包含着一种与好坏、对错有关的判断，以及一些涉及规范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相信儿童的“成人化”是一件不好的，甚至是有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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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童成人化担忧的人们，他们往往在没有被“成人化”侵扰的“童年”中，看到了某种“内在的善”（intrinsic goods）——天真、纯洁、单纯。这些“内在的善”可能只是产生于对童年的浪漫想象，但毕竟代表着某种对抗“败坏”的人性理想。如果“成人”代表的是一种自觉抵制败坏的状态，一种以美德和理性来取得的成就，一种可以称作为是“文明”的、只有大写的“人”才能到达的精神和心灵境界，那么儿童成为这样的成人，儿童的成人化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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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成人化之所以值得我们担忧，乃是因为，儿童成为的那种成人本身有太多的不善，甚至邪恶。那种成人自己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成人”，他们是各种最原始欲望的奴隶，既缺乏道德感又没有羞耻心，他们也缺乏基本的理性思想和判断能力，他们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为实现一己的目的不惜损人利己、无所不为。成为这样的成人才是儿童成人化真正可怕的原因。在这样一个儿童与成人界限变得模糊的世界里，越来越趋同的不只是服装、游戏、语言、兴趣，而且更是赤裸裸的、不受羞耻心约束的各种欲望：性欲、利欲、物质欲、控制欲、权力欲和金钱欲。在这样的儿童成人化中，儿童变成了与“不良大人”没有太大区别的微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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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人秘密和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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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成人化”是一个自然而必须的过程，教育工作者称之为“社会化”。儿童在成人化的过程中，逐渐学会成为成人社会的成员，这个教育过程应当循序渐进，应当符合儿童的生理、心理和认知特征。这也是儿童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原则。人们所忧虑的“儿童成人化”指的是与这个儿童教育原则不符的社会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也因此被称为“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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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暴力一向被公认为是对儿童最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有的国家对影像作品有等级的规定，限制儿童接触有不宜内容的作品，家长和学校也会对儿童的文字读物有所督导。而且，有涉成人消费的商店也必须远离学校或儿童游乐场所。2010年底，《成人版格林童话》在中国遭取缔，此书被称为“色情格林童话”。就《成人版格林童话》而言，对儿童的不良影响主要是指“性”内容的影响，当然也有关于“暴力”、“恐怖”等的附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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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认为，“性”应当是一种成人对儿童保守的“秘密”，是这样的成人秘密维持了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应有的界限。成人的秘密除了性之外，他引用一位文化研究者的话说，“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甚至还发展出语言秘密，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社会关系”是我在下面要着重讨论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利用、操纵、讨好、谄媚、权术、阴谋等。对于波兹曼来说，在所有这些可能的不良影响中，性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性行为与羞耻和尴尬（紧密相连），需要在行为上相对克制的概念在整个社会较均衡地传播开来。唯有当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距离加大，‘性启蒙’才会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2这也就是说，不仅性行为需要相当克制，而且关于性欲发泄的知识传播也应有所节制。就算儿童成人后，这样的克制和节制也是需要的，而当他们还是儿童时，只有在维持成人与儿童的界限的情况下，成人才能为儿童性启蒙提供有效教育，而不至于把他们一下子无保护地抛入成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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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成人的性秘密一览无遗地暴露给儿童，毫不考虑儿童性启蒙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波兹曼说，后果会是相当严重的，这远不只是意味着童年“纯真”的失落，而更会因此使得儿童从童年起就“冲淡（人的）羞耻概念”，以致他们在成年后也在行为上不受羞耻观的道德约束。英国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说：“一切健康的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在东方还是西方，都知道性里面包含着某种怒意，谁也不敢肆意煽风点火。如果我们要保持清醒，就必须对它保持一种神秘感和敬畏的态度。”3“怒意”指的是“欲火”，它具有暴力倾向，是非常难以控制的欲望。欲望是自然的冲动，本身无所谓好或不好，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不加克制，一个人的欲望就有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则经常是弱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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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是人控制自己原始欲望和纵欲行为的机制，羞耻使人能够超越自己的自然本能，从自然进入文明和道德的境界。波兹曼说：“即使去除神学的内涵，羞耻心仍然是人类文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羞耻是征服我们本性所要付出的代价。”他还说：“如果对各种冲动没有控制，尤其是对意在侵犯和即时满足的冲动的控制，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经常处在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的危险中，包括被暴力、兽欲、本能和自我。羞耻是野蛮行为得以控制的机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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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起羞耻，人们一般想到的是性。的确，性冲动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欲望，性冲动及其可能造成的伤害和侵犯对儿童尤其危险，因为儿童尚不具备足够的自制力，也不具有必要的自我保护能力。成人对儿童保守性秘密，将这个秘密以逐渐的“性启蒙”透露给他们，运用的不是禁止的力量，而是羞耻感的影响，“羞耻感的无可估量的价值构成了儿童正规或非正规教育中珍贵而微妙的一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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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具有比“性启蒙”更广大的道德规范作用，儿童教育的“社会化”或“成人化”就是要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波兹曼说：“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羞耻心给予成人力量和权威。因为成人知道，而儿童却不知道，哪些话是可耻的，哪些话题是可耻的，哪些行为被认定必须在私底下进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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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中国，成人世界本身呈现的是欲望强烈而羞耻心淡薄的景象。人们对许多可耻之事的羞耻感正在或已经消失，如一些官员的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少人笑贫不笑娼、有钱有势包二奶、为富不仁、仗势欺人、攀附权贵、趋炎附势、欺贫爱富，许多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体面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这些可耻的事情都属于波兹曼提到的那种于儿童有害的“社会关系”。成人谈论这些事情，从来也不避讳孩子，甚至在学校里公然以这些成人行为影响和教育儿童。儿童因此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这些“做人”的成人秘密并不比性秘密较少地暴露在儿童的面前，也并不比性秘密较少地对儿童的“成人化”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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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儿童，早已没有多少他们不知道的“做人”秘密了。甚至连成人“厚黑”的那一套也不例外。有一篇讲“幼儿贿赂”的文章，说的是一位才4岁的女孩在教师节临近的时候，要给幼儿园老师送贺卡。她对父母说，她那个班有三位老师，“贺卡里还要夹带购物卡，那才是老师真正想要的东西”。她还说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都给老师准备了礼物，班里哪个小朋友送给老师的购物卡是300元，哪个小朋友送给老师的购物卡是500元，说她一定不能“落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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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用钱就能贿赂讨好那些有权控制她，能对她好或对她不好的人，还有多少成人惯于耍弄的鬼把戏秘密，是她完全不知道的呢？有一篇题为《痴迷当“官”背后的思考——低年级儿童热衷于当班干部的原因分析及引导策略》的文章显示，不少儿童小小年纪便有了“官意识”。2010年12月24日，成都12家小学举行“天府小城”公务员“虚拟”招聘笔试，1200名小学生参加，竞争“天府小城”市长、警察局长、教育局长、卫生局长、记者等“稀缺岗位”。满分100分的笔试试卷，最终被统一回收到成都青少年活动中心。在开放式问答题环节中，“举例说一说为什么节水迫在眉睫？”“你为什么要参加本次‘天府小城’公务员招聘？”有的小学生答：“现在社会上最Good的工作就是公务员，为了体验一下被人们夸赞和羨慕得眼睛发亮的职业。”有的小学生答：“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我能有一个自己管理的地方，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到骄傲。”还有的说：“我想过一把当官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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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虚拟”其实就是模仿，模仿他们实际生活中周围的成人。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成人行为都是应该让儿童模仿的。对许多成人来说，功利与名誉的区别是不重要的。但对儿童不能这样，因为培养儿童的羞耻心必须是一种荣誉心而不是功利心的教育。没有羞耻心的儿童日后是不可教育的，长大后，最多也就是成为一个无耻的成人。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劝导家长说：“尊重和羞耻之心，一旦令幼童体味到它们的真义，比之其他种种方式，会对心灵产生最为有力的一种刺激。您一旦让幼童从心里珍惜名誉，并害怕羞耻和羞辱，您便把真正的原则注入了他们的内心，这些原则将持续发挥作用，使他们走上正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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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最容易自然模仿的往往是成人功利的而非荣誉的行为，所谓“学坏比学好容易”，放任这种自然模仿是教育的失败。儿童之间互相攀比、炫耀父母的财富和权势、追求虚荣时尚、欺凌弱小、说谎欺诈、势利谄媚，模仿的当然是成人。但是，那些并不是具有良好成人品格、道德、正义感或社会责任心的“成熟”之人。他们本身就是还没有真正长大的成人。儿童以这样的成人为模仿对象，也将成为这样的成人，那才是当前“儿童成人化”的真正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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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化的儿童”是长不大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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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化的儿童”常常被理解为早熟的儿童，由于这种“早熟”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以没有真正成人的成人来作为“成熟”的标准，“成熟”指的不外乎是人的自然欲望：性冲动、占有欲、自私、贪婪、自我中心、暴力侵犯和侵害。一句话，没有羞耻心约束的、非文明的“野蛮”欲望。波兹曼因此对“成人化的儿童”有一个不同的定义：“成人化的儿童可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样的成年人古往今来始终存在。”9并不是所有的成人社会都把存在这种“不成熟的成人”视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的时候成人社会甚至是鼓励和故意制造这样的不成熟性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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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成人化的儿童是一种常态，从一个传媒研究者的特殊角度，波兹曼将原因归结为成年人缺乏适当书写文字教育，“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因此对一个成人也没有特别的训练和知识。出于类似的原因，成年化的儿童在我们的文化中正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他所说的“我们的文化”，指的是当今大众电子传媒时代的电视文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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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认为，电视传媒传递信息具有简单化、图像化和情绪化的特征，看电视和理解电视所传递的信息，足以使“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变得迟钝”，成年人的文字接受方式与儿童的非文字接受方式之间的界限被泯灭了，成年人变得像儿童，他们的行为也出现了“成年萎缩化”的现象。以商业行为为例，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购买者和行销者都能够清楚地思考和判断自己的经济利益，经过理性的考虑后达成交易。因此儿童进行交易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但是，“电视商业广告完全不要求成人和儿童之间需要有区别。电视广告不使用文字语言进行说服，而是使用视觉形象来达到效果……电视广告所使用的语言高度情绪化，很少需要核实……不易受逻辑分析影响、不可辩驳，当然也不要求用复杂的成人判断进行评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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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把“成年萎缩化”归结为“文字能力萎缩化”的结果，受到伤害的不止是成年人的商业判断，更是他们的政治判断。他引证道，在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美国建国之父就假定，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具备相当高层次的识字能力和相应的发言技能。出于这个原因，通常限定年龄在21岁以下的人被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因为人们进一步假定说，获得复杂识字能力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波兹曼认为，“这些假定在18世纪完全合适，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围绕着印刷文字来组构的，政治话语大多是通过书籍、报纸、小册子和受印刷影响极大的演说来进行的。因此，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说，美国的政治是印刷在纸张上的政治。”成人能够阅读，而儿童则不能，这使得成人和儿童在智力上有所不同，前者成熟，而后者不成熟。而这一区别的政治意义则在于，成人有，而儿童则没有“作政治判断所需要的资源”。12但是，接受权力的宣传就不同了，只要上面怎么说，下面的人跟着怎么说，机械重复，鹦鹉学舌就可以了，在这个智力层次上，成人与儿童是没有多少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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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是个技术决定论者，他把能够读写和理解文字的能力当成了成人能够成熟，尤其是在政治上成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当信息不仅被控制，而且用以宣传洗脑的时候，文字知识——能够读写和理解文字——是可以用来阻碍人变得成熟的。“文革”中，很多中国家庭都有不止一套的“雄文四卷”，“红宝书”更是人手一册、随身携带，不仅要阅读、学习、讨论，而且还要反复领会，熟练背诵。结果是变得更能具有成人的思考，还是变得更不能具有成人的政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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