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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校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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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的旋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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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佐治亚州纽南的烟雾路(Smokey Road)中学校长的第一天,劳丽·巴伦(Laurie Barron)博士就在想,如果她的学生和同事能为她的办公室特制一扇旋转门,自己或许能原谅他们。毕竟这所开办5年的学校已经换过4任校长了。“这不是说前任领导者软弱无能,”巴伦告诉我,“事实上,在我之前的大多数领导者都是非常成功的老校长,其中3个还成了督查。但频繁更换校长导致这所学校缺乏稳定的领导,校长们也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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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烟雾路中学类似的所有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学校并不一定会乐于透露。位于亚特兰大之外大约60公里处的纽南市,有近2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60%的烟雾路中学学生家庭经济贫困。当巴伦2004年进入这所中学任职时,学校的成绩指标始终位于本学区5所中学的最后一名。同样,烟雾路中学的逃课人数、违纪人数、青少年受司法指控人数,以及因纪律问题不得不接受特殊教育的人数都位列榜首。烟雾路中学需要各个方面的帮助,但巴伦下定决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稳定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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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任的第一年几乎都在拍桌子吵架。人们会问我,我有什么样的数据能表明我的成绩。我告诉他们,我才不管那些表格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数据。我本来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性且重视数据的人,但当我翻看自己9年来的笔记本时才意识到,我在这所中学的第一年没有记一丁点儿笔记。我第一年唯一尝试的事情就是建立安全感。在存有各种各样冲突的学校中,没有学生会觉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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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在第一年里花了大量的时间相互隔离孩子们,将他们送回家稍作休息。她意识到:当学生总是在打架或酝酿着一场打斗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可能投入学习。第一年年底,她已经建立起了有关行为规范的基本规则,让学生了解什么样的行为是被期望的。最重要的是,巴伦没有离开,校长办公室的旋转门也停止了旋转,学校能够开始制订富有成效的长期计划,而这些计划打破了该校根深蒂固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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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不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学校,但这只是道听途说。没有人对我们的成绩失望,就好像说:‘嘿,你们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到此止步也未尝不可。第二年,我们真正开始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需要让孩子达到他们想要的程度。我们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来确定我们的使命和愿景,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孩子。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教师到学生,从业务合作伙伴到社区成员都需要参与其中。我们成立了一个“家长-教师组织”。我相信很多教师是相信孩子的,但学校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信任孩子,社区也是如此。我之所以确信一些教师相信孩子,是因为有些非常尽职的教师至今依然在岗。但我们以前是没有宏大使命与愿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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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一愿景演变成了一个有着四个步骤的计划:第一步是确保孩子从学龄开始就入学。烟雾路中学有着非常糟糕的入学记录,巴伦意识到,学校没有创造出一种让孩子觉得上学非常重要的文化氛围,她坦承自己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我让斗殴的孩子回家,”她说,“所以我一定没有让他们觉得,我希望他们留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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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让学生在学校里感到安全。烟雾路中学很少有斗殴真的导致有人被重伤,但即使是一般的冲突也应该加以制止,以便让学生感受到安全与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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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第三步是让学生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体被尊重。当巴伦和她的同事意识到,他们需要根据每个学生的需要和利益对待他们时,转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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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是教授学生在未来取得成功所需的合适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巴伦认为这是四个关键步骤的最后一步。课程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当其他目标都实现时,它才能实现。评估教师的方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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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教学,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教学。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教师不知道如何教,而是存在太多教授课程的障碍。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给教师和学生75分钟,他们可以和学生一起完成一些事情。只有在其他的事情都安排妥当的前提下,我们才会考察老师。在那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老师是否努力,因为问题可能出在安全、课堂管理或与孩子建立关系等方面。我和两个助理校长每周都会去每个教室观察,与每个老师进行座谈。而如果校长办公室每天有70个存在纪律问题的小孩进进出出,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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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当巴伦开始考虑对于孩子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时,烟雾路中学的状况才开始发生改变。“什么对学生来说最重要,什么就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比如足球、乐队、数学、英语。我们不会告诉学生,足球不重要,数学重要。我们的方法是:如果足球对你是最重要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你踢足球。当我们开始采取这种方法,孩子就会看到我们重视他们所看重的价值,他们也开始回馈给我们价值。一旦我们与孩子建立起关系,他们就会因为让我们失望而感到愧疚。他们可能不喜欢数学,但不会让数学老师失望。自那以后,老师们就可以开展教学,而不是一直写通报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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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教师并不关心足球,但是他们会去看足球比赛并为鲍比欢呼,第二天在科学课上使用鲍比举例。鲍比学科学纯粹是为了这位科学老师。”这种方法要求巴伦放弃她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学来的模型,并抛弃“我们一直是都这么做的”这种残留的固化思维方式。这种方法对很多学生而言效果非常显著。有个学生是很棒的运动员,但他在六年级时成绩不达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收到了33条纪律通报。当巴伦让他看到,自己认同体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时,他的纪律问题就得到了改善。“他在七年级和八年级只有两次通报,还通过了每一次标准化考试。他接受的是特殊教育,是免费午餐的受益者,这些特征表明他似乎是一个潜在的坏孩子。我们需要承认足球比他做的其他事情更重要,我们必须帮助他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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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还给我举了另一个例子。“我们合唱团有一个白人女学生,接受特殊教育,家庭经济情况不佳。她的父亲在她四年级时去世了。自那以后她开始拒绝所有人,不想做任何事,最终在六年级的时候无法升级。后来我们合唱团的教师发现了她的优点,安排给她一个独唱。这一场11月的独唱让她在这一年年末的表现全部获得了优秀成绩。如果不是教师发现她唯一想做的就是唱歌,她可能永远得不到优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倾听和理解对孩子而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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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师不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说:‘你们必须全部通过数学考试。’他们会跟每个孩子说:‘嘿,如果你想要玩乐团,想要当老大的话,学好数学会有帮助的。’你可以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给你台阶,而不是让所有人都遵守你的旨意。”烟雾路中学每个人的改变都显而易见,统计数据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每个群体的考试成绩都提升了,特殊教育学生群体的数学和阅读成绩提高了60%,而且考勤记录大幅提高,纪律通报量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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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路中学的改变实在太惊人了,还被授予了“佐治亚州杰出学校”称号,而且因为它为大量贫困学生服务并获得突出成绩,被授予了2011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全美突飞猛进学校奖(MetLife Foundation-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Breakthrough Schools program)”。劳丽·巴伦也荣获了2013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全美优秀校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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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丽·巴伦洞悉到了烟雾路中学急迫的改革需求,不是按照州政府或联邦标准进行的改革,而是只有真正了解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之后才能完成的改革。巴伦在她的学校实现了恰当的改革。但你要知道,“改革”对不同的人而言有着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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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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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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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全球的标准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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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追问意义是什么、应该教什么以及应该怎么教。但现在不同了,现代的标准化运动是全球性的。著名的国际教育趋势评论员帕思·萨尔伯格(Pasi Sahlberg)巧妙地称之为“全球教育改革运动(Global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缩写GERM与“细菌”相同)”。这种改革也是会传染的,你看看有多少国家正在酝酿改革就知道了。国家教育政策一直都是各国的内政事务。如今,各国政府都在紧盯着其他国家的教育系统,其谨慎态度不亚于国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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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也有着很高的政治风险。1992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表示,希望自己被称为“教育的总统”。乔治·布什也是如此,他曾将教育改革作为自己第一个总统任期的首要任务。2002年1月,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前夜,布什总统发表演说表示,他相信教育是公民权利。他说:“我们已经消除了马丁·路德·金所抗争的制度化偏见……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确保每个孩子都拥有获得成功人生的公平机会。”奥巴马总统也将改革教育作为他任期的优先议程之一。中国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并以此作为国家转型的核心之一。巴西的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则把教育作为她领导的政府改革的核心策略。总之,无论在哪里,教育都成了各个国家政府的重要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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