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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教育：教育的另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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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在洛杉矶举行的“非主流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项目的会议。这些项目旨在让那些学习不合格或已完全辍学的学生重新回归。会议上提出的项目包括技术、艺术、工程、社区工作和商业职业等内容。虽然这些项目各有不同，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特征：服务于那些在传统教育中表现不良的学生，如成绩差的、被孤立的、自尊感低和对前途感到茫然的学生。这些项目为这些愤怒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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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轻人常常参与实践项目或在社区中帮助别人，或是参加一些艺术和表演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在团队中进行的。在导师的带领下，他们与来自其他领域的导师和杰出人士一起工作，比如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艺术家、音乐家、商界领袖等。通常情况下，这些“非主流”的项目都会产生不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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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项目，那些在学校一直颓靡的学生终于醒来了。原本认为自己呆笨的学生发现自己其实很聪明，原本担心自己一事无成的学生发掘出了自己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了更强的使命感和自尊感，学习成绩往往也会出现巨大改善。自认为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孩子发现他们可以做到了，而那些不想上大学的孩子也发现还有其他通向成功的人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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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吃惊的是，这些项目被称为“非主流教育”，如果所有教育都能有这样的效果，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非主流。当然，Minddrive等“非主流教育”项目的成功并非自动的和必然的，它要求参与其中的成年人要保持关注、热情和足够专业，要对学生有信任、意愿和承诺。每个项目、每一种关系都要像Minddrive学生改装汽车一样，精心细致地雕琢。同时，这些项目生动地突出了那些无法学习，甚至注定失败的学生，他们是被原本的教育系统疏离、边缘化了。还有很多人也曾遭遇过相同的处境，包括很多尚在教育系统之中的人，而造成这种现象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大众教育截然不同的操作原则。那么，这些原则是什么呢？而公共教育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变成这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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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催生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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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5岁就应该上学，然后按部就班地完成12年义务教育。上学就像是一种自然属性，就像开车要靠道路右侧或左侧行驶一样。但大规模的公共教育系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产物，大多出现在19世纪中叶，作为工业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教育系统在大约100年前就开始在欧洲被酝酿。而在更早期，绝大多数人都住在农村，以干农活为生，城市主要是贸易和商业聚集的小型中心。在16世纪的欧洲，只有大约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农村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工作遵循着封建旧贵族的规则，他们的生活由季节更替和信仰仪式所决定，且大多是文盲，除了学习手艺和谋生的手段外，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只有富人和教会人员才能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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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发生改变了这一切。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传统的商品与材料生产方式，尤其是羊毛和棉花，从而也产生了全新的用钢铁制成的商品。机床和蒸汽机革命性地改变了客运与货运方式，让运输的距离和速度都大大提升，如铁路、桥梁和越洋船只。工业化带来了对煤炭和天然气能源的巨大需求，随之而来的是原材料开采和冶炼等全新行业。大量的人潮从农村涌向城市中的工厂、造船厂和制造厂，还有些人在地下挖掘那些工厂赖以生产的煤炭和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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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革命进入19世纪，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开始形成，在它的底部是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的男性、女性和儿童，他们会出售自己的体力劳动来运作那些巨大的工业机械。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往往极度贫困、极度肮脏，存在着持续的物理伤害和意外死亡风险。他们可谓是工业化时代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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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阶级和旧贵族之间还出现了一个在新经济体中繁荣起来的人群，即“中产阶级”，包括业主、行业大亨、律师、医生、会计师、企业家，以及他们所依赖的投资者和金融家。一些中产阶级是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决心从贫困人群中脱颖而出的。总的来说，这些中产阶级对自己和他们的家庭都抱有很高的期望，也有实现这些期望的金钱和手段。基于各种原因，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开始敦促统治阶级赋予他们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与此同时，封建旧贵族的权力开始松动，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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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许多机构开始遍布欧洲和北美，致力于促进商业、贸易、技术、艺术和科学思想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新生的慈善机构通过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慈善项目，开始致力于改善工人阶级恶劣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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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如此动荡的情况下，对有组织的大众教育系统的需求日益增长，税收收入和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也让教育系统有了资金。所以我们可以说，当前被普遍诟病的教育系统是许多因素共同酝酿而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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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矿山、工厂、铁路和造船厂需要不停重复辛苦劳动的“体力”劳动大军，需要更多具备工程、焊接、贸易、采矿、制造、建筑等能力的熟练“技术”工人，需要文书和行政人员来管理贸易和制造业产生的新官僚机构，还需要较少的“专业”阶层，如律师、医生、科学家和学者，以提供其他人能够负担的专家服务。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拥有广泛的殖民利益，特别是英国，因此他们还需要一个更小的“统治”阶级，那就是外交官、大使，以及维持国内外业务的帝国公务员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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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大众教育就具有很强的社会目的。在美国，大众教育的目的是创造一种维护健康民主的公民教育。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如果说一个国家希望变得无知和自由，那么一个文明的国家就是在期待一些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出现的东西。”一些人认为，大众教育是一种社会控制；对许多人来说，教育是一种推动社会机遇与公平的方式；还有一些人认为，去一所优质的学校，并与优秀的人相处，是培养中产阶级乃至上流社会后代的一个重要过程，并且如今依然如此。所有这些利益关系在大众教育的“结构和组织”中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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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需要更多的体力劳动者而非大学毕业生，这一需求比例大约是8∶2。所以大众教育的义务教育结构就像一个金字塔：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数量最多，接受中学教育的人口数量稍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稀少，处于金字塔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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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的重点是识字和计算能力。在大多数国家，至少有两种类型的中学：以学术课程为主的一类和更偏重实际操作的一类。以德国为例，普通学校孩子的目标一般是计划进入交易职场，而实科中学学生则以银行等白领工作为目标，大学预科学校的学生就是要去读大学。1944年，英国政府也设立了三种中学类型：选择性文法学校（selective grammer），主要是让一小部分学生为进入管理、职业领域和大学做准备；技术学校（technical schools），主要针对那些可能从事贸易的学生；而中等职业学校（secondary modern）的学生则会从事蓝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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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年轻人在14岁之前就会离开学校，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工作，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就是如此。还有一些人会从事神职工作、技术培训或贸易学徒。只有很少人会接受大学教育并找到合适的职业。1968年，我成了我们家进入大学的第一人。对于那些来自金字塔顶端家庭的人来说，去读了大学也就意味着在政府和殖民政府找到了他们的位置，但我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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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生产的目的，是产生统一版本的相同产品，那些“不合格”的产品会被扔掉或进行再加工。而大规模的教育系统则被用来塑造符合特定需求的学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这个系统，总有一些人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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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生产会“遵从”特定的规则和标准，而这一原则也适用于教育，标准化运动就是基于对标准课程、教学和评估的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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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过程是线性的，从原材料变成产品要经过一系列的连续步骤，每个步骤都有特定形式的测试作为进入下一步的关卡。大众教育也被设计成了从小学、中学再到高等教育的一系列步骤，学生们则根据他们的出生日期被系统地安排进不同的年级和进度阶段。不同国家的教育系统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都具有阶段性的测验来决定学生是升级还是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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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如果市场需求出现上涨或下跌，制造商就需要相应调整生产。而如果工业经济需要相对较少的行政和专业人员，进入大学的学生数量就需要得到严格控制。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对知识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及大学扩招，导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数量激增。强调STEM学科是市场原则被应用于教育的另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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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般的工厂一样，中学和大学也会按照“劳动分工”进行组织和安排。在中学，一天通常被划分为常规的模块时间，当铃声响起的时候，每个人就要改变任务和房间，转而开始做其他事情。教师则负责专攻特定的领域，每天都穿梭在不同的班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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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原则可能适用于制造产品，在教育人时却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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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从众”（conformity）问题在于：人们并非一开始就是符合标准等级的。需要强调的是，在挑战学校里的从众观念时，我并不是在挑唆反社会行为，所有的社会都基于行为的一致惯例，如果人们总是轻视这些惯例，社会就会崩溃。所谓的从众，就是指教育中用单一的能力标准来评价学生，从而判定其“不够好”或者“有缺陷”，将他们从正常人中区分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众的替代性选择不是宽容破坏，而是鼓励多样性。学生的天赋各种各样，应该对他们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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