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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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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未来学大师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出版了一部轰动世界的作品《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心理学家们早就熟知文化冲击的概念：如果人们置身于一个正常的参考点，包括语言、价值观、饮食、服饰、社会礼仪等全都消失的环境中，就会出现文化冲击。政治和经济移民搬到新国家之后可能会体验到这种状况。这种经历有可能会给人带来强烈的迷失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让人患上精神疾病。托夫勒认为，技术会使社会迅速发生变化，也会为之带来类似的全球性现象。他提出，太快被推入陌生的未来，有可能会给人造成同样的创伤效应。这个问题并不出自变化本身，而是出自变化的速度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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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我们释放出了一股全新的社会力量，“一股加速的变革激流，它影响着我们的时间感，彻底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以及我们感知周遭世界的方式。从此，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感知生活。正是这一终极差异，使真正的当代人有别于所有其他时代的人”。托夫勒相信，这种加速来自“渗透我们意识的无常性和短暂性，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与其他人、其他事物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观念、艺术和价值观这整个领域的关系”。有趣的是，当20世纪70年代托夫勒构思社会变化速度观的时候，个人计算机还未普及，互联网更是没影儿的事。你肯定不相信，他是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写出《未来的冲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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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造力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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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类面临着由技术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最艰巨的挑战。我们的最佳资源就是，培养我们独特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对这些能力不进行充分的投资就去迎接未来，将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而培养这些能力，各地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就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了。教育是未来的关键，这里押下的筹码可是高得不能再高了。1934年，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说：“只有教育能够将我们的社会从崩溃中拯救出来，不管这一崩溃是突然降临的还是缓慢而来的。”历史上有许多相似的例子。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整个文明体系经历了兴衰起落。我们现有的文明不只建立在前人的成就上，也建立在他们的废墟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小说家威尔斯更直白地重复了皮亚杰的观点，他说：“文明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场竞赛。”所有证据都证实了他和皮亚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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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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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维自由 Out of Our M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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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教育体制不是为了迎合当今挑战而设计的，而是为了满足上一时代的需求而发展出来的。然而，仅有改革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进行彻底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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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方向：培养更多高学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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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8年开始上大学，1972年毕业。那时候，我可不是现在这样子。我才不像你在网站上看到的那般圆滑世故。我当时沉迷于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一类的重金属摇滚乐队，至少在外形上，我走的是乐队主唱罗伯特·普兰特（Robert Plant）的路线：留着及肩长发，穿着牛仔裤和做旧的野战夹克，对姑娘们有着近乎危险的吸引力。这就是我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当时我22岁，正在计划未来。我应该去找份工作吗？不，暂时不，我还没那么着急。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几乎都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即使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专业（很多时候真的是呢），很多雇主都会抢着要他们。“你就说你的海盗语好了，”他们会说，“没关系，来我的工厂做管理吧，你的脑袋肯定特别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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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业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学位却没有工作，那大概是因为你还不想就业。我那时就不想就业，而是想“寻找自我”。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你就可以这么做。于是，我决定到有可能“找到自我”的印度去，结果没有去成，反而去了伦敦（说句公道话，伦敦有不少印度餐厅呢）。但我知道，只要我想找工作就能找得到，而且会很快。大学学位就是一本通往好工作的就业“护照”。如今，大学毕业生再没有了就业保障，找到工作的人也不期待在同一家公司干太长时间，甚至不指望公司能存在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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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学历有许多很充分的理由，这个过程本身是就有价值的，而且还能让学生了解优秀的课程。但学历同时也是一种货币：它们在职场上与就业或高等教育存在着某种兑换率。与所有的货币一样，学历的价值会根据市场情况以及流通量而有所起伏。大学学历在过去的职场中价值很高，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拥有者相对较少。如今，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专业性和行政性工作岗位的发展，大学的数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值。在20世纪70年代，老牌工业化国家里大约有1/20的人上过大学。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将之提升至1/3，而且很快就会上涨到1/2。于是，学历在职场中的价值必然暴跌。所以，我们若想领先于别人，就需获得更高的学历。同样，原来只需要学士学位的岗位，现在则要求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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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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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加入了一所大学的职位评审团。我问评审团的主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候选人。他提到了这份工作所必需的各种素质和资历，接着说：“我想我们还得找个有良好博士学位的人。”我问：“一个什么？”他说：“一个良好的博士学位。”“什么意思？”我问，“难道还有不好的博士学位吗？”原来，他的意思是说，要找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在过去，如果你有博士学位，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般的人物，所有博士都受人崇拜。而研究生则会被关在单间里输血（冷落），人们还会把孩子们带进来看你，并对自己的孩子说，如果只顾着闷头学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越来越挑剔，我们希望申请者能拥有良好的博士学位。那么，要求接下来会变成什么？诺贝尔奖吗？总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会看到诺贝尔奖获得者跑来申请文员工作，而面试官却说：“很好，你得过诺贝尔奖，很棒。那么，你可以操作Excel吗？我们需要有人来处理工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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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下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扩大教育范围、提高教育水平，一切都会好起来。等到所有人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市场就业率就会恢复。但是，这一幕永远不会出现。随着“货币汇率”的下降，市场会重新配置，雇主会转而寻找其他东西，他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学术水平的下降，而在于现行教育系统的根基正在我们脚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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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学院化，教育的两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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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建立起大众教育系统：大众教育系统的运作资金应该来自国库；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上学，直至年满16周岁；在年轻人中，大学生的比例应该得到相当大的提升。虽然这些看法如今显得平凡无奇，但其实却是近代才出现的。直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和美国的许多州才开始建立大规模的公共教育制度。每个国家的教育史都是一幅错综复杂的织锦：既基于实际的经济需要，又有个人的慈善情怀；它包括了不同的社会改革运动，还有大相径庭的哲学信念。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共同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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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19世纪的工业化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的面貌，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结构。前工业社会以旧贵族和教会的利益为主，他们统治着绝大多数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后者则基本上是文盲。19世纪60年代之前，欧洲人绝大多数都不识字。只有普鲁士、德国北部的其他几个州和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可以吹嘘自己的居民识字率较高。工业化的兴起造就了庞大的财富新源泉，也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力量：富人和志向高远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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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被视为社会进步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教育也是促成经济长期繁荣的重要条件。公共教育体系的发展是围绕中产阶级的利益而形成的，他们的雄心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自己出力创造的工业化社会。工业化为大众教育系统提供了足以负担它的财政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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