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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启蒙意味着为科学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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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社会，由于缺乏健全的思想，似乎一切观念都必须以哗众取宠的方式提出来，俗不可耐的大众媒体夹带着那些原本不打算以学术为志业却带了各类引人注目的头衔的教授们和院士们，拼力污染公共空间，竞相出卖我们悠久语言的真实涵义，只是为了在名利场上逗留几分钟而已。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可以拂袖而去的智者，他们不必留在尘世间，从充斥着言论市场的乌七八糟的杂烩中，挑选一些尚可驳斥的，给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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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直说吧，以目前关于“取消中医”的昏话为例，我们既不应以“科学”的名义鼓吹科学根本不能提供支持的知识，更不应以“科学”的名义批判这些根本不能从科学角度给予批判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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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看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以逻辑自洽为限制，于是他承认有逻辑自洽范围之外的知识。事实上，你不能把人类情感包容在人类的逻辑框架之内。例如，“爱恨交加”这样的情感，和“惆怅”、“厌倦”、“伤感”这样的情感一样，不能被逻辑地加以分析。但没有谁愚蠢到拒绝承认这些情感的真实性——除非他根本没有这些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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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得不对所谓“左的”和“右的”这两方面同时发生的实质相同的倾向实行批判。当“计划经济”和“精英治国”的思维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时，最危险的倾向是“科学精神”被庸俗化为“科学主义”——其实质是，试图让科学成为“信仰”或“意义”的来源的一切注定失败的努力，在失败之后使思想蜕变为僵化意识形态的过程。当“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思维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时，另一种倾向大行其道，即以“科学”的名义推销一切有利可图的东西——西医、中医、柏拉图和孔夫子、出土文物和梦幻冥想，都被列入“畅销排行榜”。鱼龙混杂，真正的中医瑰宝当然可以与江湖骗子同时存在。可是这并不能为“西医至上主义”提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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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理性，是西方理性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它源自古代希腊的逻各斯理性，但属于蜕化之后的逻各斯，或僵化了的逻各斯。逻各斯理性以“对话”为表达方式，僵化了的逻各斯则以“说教”为表达方式。理性的说教，我们称之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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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医为例，它能说的一切道理，首先，可以表达为一套被医学家们或多或少共同承认的逻辑无矛盾的关于人体内部和外部的事实的陈述。其次，在这套基本原理之外，医学研究每日每时努力求索的，是大量的与这套陈述冲突或无法由这套陈述来解释的人体经验。科学？如果科学仅仅承认逻辑自洽的事实陈述，那么医学家们努力求索的，大多不是科学的——他们只是相信求索的结果可以被表达为科学陈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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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领域，专业学者们每日每时苦苦求索的那些问题，大多是无法在现有数学解释的逻辑体系内得到解释的——他们只是相信他们的求索最终可能拓展数学和逻辑能够解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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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显然有比西医的哲学更优越之处。前者是整体论的，更适用于活生生的人的身体、情感和精神，后者是分析论的，更适用于死板板的物的世界。不足者，或许因为中医的整体，是嵌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内的，以传统的“天人感应”为自然状态，以“阴阳五行”为思维范式，以“体悟”和“内证”为推理依据，如此而丧失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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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可因中医在短期内的沉默，就否认它曾如此悠久和如此辉煌地存在过并仅仅因为在不过两百年西方话语的霸权时代它的相对沉默，就剥夺它生存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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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康德的立场，鲜明地表达在他的这样一句口号中：“排拒知识，为信仰留余地！”同样一番道理，用哈耶克的语言是这样表达的：保持警惕！因为对人类社会的永恒威胁，恰是理性自身的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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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何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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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中医论争引发的问题之一，我从旁观察，发现这场对话难以持续却仍无意义地持续着。因为，不论是“科学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各有一批发言者并未澄清也未必知道“科学”究竟是什么。当这样的对话者数量足够多时，“混淆”就完全遮蔽了“论证”。于是，我带着几分无奈，打算重新开始，从名词解释开始。当我Google关键词组“definition of science”的时候（大约15万项搜索结果），颇感惊讶，因为，最重要的定义来自一份理论杂志的编辑按语，不过这一片段是这样开始的：至今仍有如此多数目的学者，令人惊讶地，不知道科学或科学方法的真确涵义。指出这一事实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布里奇曼（2006年12月18日Google搜索上述关键词，搜索结果第1页第3项：“what is science？”《Journal of Theoretics》vol.1-3，1999 Aug/Sep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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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查阅权威词典，例如《American Heritag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你可以找到这样的定义：“The observation，identification，description，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scientific method]，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phenomena. Such activities restricted to a class of natural phenomena. Such activities applied to an object of inquiry or study.”——原文直译：“观察，辨识，描述，实验探究（科学方法），以及对现象的理论解释；或局限于某一类自然现象的此种活动；或应用于某一对象的探索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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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根据这样的定义，我们很难区分诸如西医与中医之间的重大的方法论差异和学术传统的差异。因为西医与中医都有观察、辨识、描述，并且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实验探究”和“对现象的理论解释”——依赖于我们对“实验”和“理论”给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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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与任何语言问题一样，定义要求更高层次的定义，所谓“元语言”的定义，后者要求更高层次的，所谓“元元语言”的定义……如此无限递归，而且，我们知道，语言和逻辑的这种无限递归问题既无法回避也无法解决。出路在于“实践逻辑”，即根据实践的需要，满足于某一抽象层次的定义，并以自明的（不要求定义的）“公理体系”来取代无限递归的定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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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重要的网站“About.com”的“无神论”条目下，有这样一篇短文“defining science”（这个标题的确切翻译是：为“科学”寻找定义），它远比权威词典的定义来得深刻。我摘译如下：“……每一个人似乎都对何为‘科学’有所知，但当真要给出一个定义，已被证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为要给出一个定义，必须理解什么是科学的并且必须理解什么是不科学的……在经典定义中，科学，仅指‘求知过程’——特别地，指称与实践知识相对的理论知识。在中世纪，‘科学’一词被等同于‘艺术’，成为实践知识，于是‘自由艺术’（liberal arts）与‘自由科学’（liberal sciences）有了大致相同的涵义……现代的词典给出了‘科学’的更特殊的定义……最终是带有误导性的……为使当代科学区分于其他类型的人类活动，必须特别考察科学方法，即它用以达到它的结果的手段。所以，根本而言，科学可被特征化为一种获取关于我们周围普遍现象的可靠知识的方法。”此处最重要的文字，为防止误读，我抄录英文如下：“……Distinguishing modern science from other endeavors requires focusing in particular on its methodology—the means by which it achieves results. Fundamentally，then，science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method of obtaining reliable—thought not infallible—knowledge about the universe around us. This knowledge includes both descriptions of what happens and explanations of why it hap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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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可靠知识”的后面，我故意没有翻译“thought not infallible”（被认为不可错）这一短语，理由是奈特在 1944年芝加哥大学公开演说里给出的“人类……在极大程度上不得不与这样两种最终非理性的信仰相依为命，对理性（reason）的信仰，我们知道那是可错的，以及对向往（inspiration）的信仰，我们知道那是任意的”（Frank Knight，1944，“the planful act: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collective rationality”，《Freedom and Reform》，Liberty Press，1947，1982，pp.398-439）。奈特这段文字极深思熟虑。我记得在东北财经大学演说时，我引此语。当时林毓生教授在场，曾专询此语出处并请我将这篇论文转发给他。毓生教授以“敏于思”而为学界称道，他的询问通常是“重要思想”的信号。奈特 1944年这段文字传递的重要信号，也是哈耶克在 1945年《通向奴役之路》中呼吁的，对“理性”保持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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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既然可错，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当然可错。故上述翻译中“不可错”之短语，可以略去。让我继续引述“About”的定义：“……知识是可靠的，因为它被连续地和反复地检验——科学知识大多严重地相互依存，这意味着对科学任何一部分知识的检验也是对其他相关知识的检验。……科学……是关于自然过程与自然事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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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15万项搜索结果中，当然有更详尽的定义，例如某作者专著一章，定义“科学”，它的过程、方法、假设、工作假设、检验和分析、科学范式，以及科学哲学的其他主题。让我在这里打住。这样，我们达到了一项基本结论：科学之区分于其他人类智慧，在于它的方法。那么，这方法的本质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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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可以简略概括为：在（1）一组不再进一步定义的基本假设（hypotheses）指导下，并且在（2）一组工作假设（assumptions）所规定的实验情境内，（3）根据基本假设逻辑地推演出的一组可检验命题（propositions），收集（4）由知识共同体认可的“客观数据”，并且（5）根据这些数据对工作假设进行可重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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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概括，读者可参阅波普的名著《科学发现的逻辑》，也可参阅经济学的任何一种足够权威的教科书关于方法论的章节，例如，E. Silberberg，《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s: A Mathematical Analysis》，McGraw-Hill，1978，Chapter 1，需要注意：波普阐释的科学方法更重于这一方法的批判性，即“可重复”检验这一无限过程意味着的对上列（2）和（1）陈述的假设的反思与否证。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论争中，与波普的立场相左，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数据只能否证上列（2）所陈述的假设而不能否证上列（1）所陈述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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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经济学方法论的“波普—弗里德曼”分歧延伸到经济学以外的领域，例如，延伸到物理学领域，那么，这一分歧将成为本质性的。仅举一例，物理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在宇宙中，基本物理定律处处适用。但这一假设的经验根据，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局部体验，未必经验地适用于宇宙整体。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凡基于这一基本假设推演而来的物理学（包括所谓“大爆炸宇宙学”），是“规范物理学”而不是“实证物理学”。经济学家很熟悉，这就是说，科学家们预先假设“宇宙应当是如何的”，然后逻辑地推演出一组关于宇宙应然状态的可检验命题，如果经验数据支持这些命题，则应然与实然相符合，理论在这一符合程度上被知识共同体接受。典型的例子是“广义相对论”，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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