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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之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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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是我国古代供占卜用的一部书，儒家尊奉它为“六经”之一，故又称《易经》。今本《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易传》是战国中后期到西汉时期之间的学者对《周易》经文进行研究解释的文字，犹如春秋三传对《春秋》的说明注释。《周易》编例与《周易》古经有关，我们需要论证《周易》古经的成书早于《春秋》，《易传》这里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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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包含卦画、卦辞和爻辞三项内容。卦画指八卦及其推演而成的六十四卦。《周易》古经是成书于春秋之前的一部古书。关于六十四卦的形成时间，有四种说法：（一）认为六十四卦是伏羲将八卦上下两两相配排列而成的，此说以三国王弼为代表。（二）认为六十四卦由周代文王演绎八卦而成，此说以西汉司马迁为代表。（三）认为六十四卦由神农氏将八卦重复排演而成，此说以汉代郑玄为代表。（四）认为六十四卦由夏禹重复排演而成，此说以晋代孙盛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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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卦辞、爻辞的创作年代亦有四种说法：（一）商末说。即卦辞、爻辞的创作年代是商末周文王，此说以司马迁为代表。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二）周初说。持此说者较多，有顾颉刚、高亨、杨伯峻等。顾颉刚在1929年《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利用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详细考述了《周易》经文中王亥丧牛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事迹，推定《周易》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杨伯峻认为：“卦辞、爻辞作于西周初年。因为它所载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代初年的史事，却没有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34)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琐语·周易古经的作者与时代》中说：“《周易》古经，大抵成于周初。其中故事，最晚者在文、武之世。”（三）西周末年说。此说以李镜池为代表，他认为卦辞、爻辞反映的阶级斗争情况相当激烈，略无周初成康时的生平景象，“在生产方面，说到懂得选用上好材料制弓，农业经验丰富，商业发达。在语言形式上，散文、韵文结合，引用和仿效民歌，都不是周初的水平，而应是西周末年的著作”(35)。（四）战国说。此说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周易之制作年代》一文中认为，《周易》非文王所作，孔子和《周易》也没有关系。他还根据《周易·复卦·六四》中“中行独复”和《周易·泰卦·九二》中“朋亡，得尚于中行”等语，推断卦辞、爻辞的作者应是战国中行氏荀林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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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作者与年代是易学史上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诸学者各执其说，迄无定论。但综观以上几种观点，可以发现，无论是六十四卦的形成时间，还是卦辞、爻辞的创作年代，除了郭沫若的战国说外，其余诸家关于《周易》的成书都在《春秋》之前。其实，郭沫若的立说根据中，“中行”为中途之意，“中行独复”即商人出门，半路独自回来；“朋亡，得尚于中行”即丢失了朋贝，中途得到别人的帮助。这里“朋”指货币，如果是战国人作，货币不应用“朋”而应用“黄金”。(36)此说被推翻之后，《周易》古经的成书必定早于春秋末期孔子的《春秋》。近代学者根据《周易》古经中文字的使用，以及出土的甲骨文、钟铭文、简帛文献的记载，也都认为《周易》古经的成书要早于《春秋》。那么《周易》古经有何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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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炎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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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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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全经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自己的符号和名称。卦的符号就是卦画，由六划组成，每一划为一爻；爻又有阴阳之分，阳用“－”表示，阴用“—”表示，阳称“九”，阴称“六”，全书阴、阳各192爻，均是如此，所以“九”、“六”之称为全书通用之例。此编例之一。爻辞是对每卦含义进行解释的文字，每卦之中的每一爻均有对应的爻辞，因此六十四卦中每卦都有6句爻辞。但乾卦中另有“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一条爻辞，坤卦中另有“用六，利永贞”一条爻辞。这二卦是六爻皆同的纯阳卦和纯阴卦，故“用九”、“用六”可以贯通于全卦各爻；乾、坤二卦的“用九”、“用六”之文道出了全书用阳、用阴之道，蕴含了六十四卦阴阳转化之理，也是适用全书的通例，故其余“六十二卦全体变者可推而知也”(38)。此全书编例之二。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对《周易》凡例作了概括性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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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著作之有凡例，殆始于《易》之爻辞。《易》卦皆六爻，爻象阴阳，曰九曰六，此全书之通例也。而乾、坤二卦六爻之后，各加一则，以示用九、用六之例，此非群书凡例之始乎？且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而《文言》释之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天则者，天之大例，即后世所谓之则例也。坤卦“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一书之体，有始有终，虽在开篇，必已包括。故吾以为著述之有凡例，始于《易》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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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春秋》之编例有对前代史书的承袭和借鉴，而成书年代早于《春秋》的《尚书》、《诗经》、《易经》等图书亦有自身编例，故图书编例不自《春秋》始，在其之前就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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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例自产生之后就不断发展，至明清达到成熟。以下各节将编例的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主要从四个方面反映各时期编例的发展情况。第一，图书的数量和种类。编例依附于图书而存在，图书是编例的载体，编例种类的多少首先反映在图书数量的大小上。图书数量多，则编例种类丰富。古书的分类有不同的标准，而无论以哪种标准划分，都或多或少地与图书的体裁或体例有关，体裁或体例本身就代表了图书的编例，因此图书的数量和种类可以反映编例的发展情况。本书对历代图书数量的统计多以各史艺文志及后人所补艺文志为据，各艺文志对图书的著录多以卷、种计，副本较少，这就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各时期编例的发展情况。第二，编例的创新。每个时期的编例较之于前代都会有所创新，或是新图书类型的产生，或是旧有编例的再发展，这些增加了图书编例的具体表现形式，使其更加丰富，因此每一时期编例的创新是编例发展和进步的表现。第三，编例的研究。图书编例受到历代学者的注意，对其进行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加，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正是由于编例的发展，才会有学者的研究，因此对编例的研究情况也是编例发展的重要表现。第四，编例的特点。这是对编例存在形式而言的，编例最初隐含于正文之中，经过长期的演化，才有了对其进行说明的专文，这个过程贯穿于各个时期之中，成为各个时期编例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各时期编例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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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二、先秦两汉——产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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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数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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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夏代就产生了图书，到秦汉时期，图书编撰已经初具规模。曹之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对先秦到两汉编撰的图书数量进行了大致的统计：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到西汉建平四年（前3年）的著作总数是13000余卷；从建平四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28年间，编撰的图书大约有2000卷，则西汉著作总数为15000卷；从东汉初到东汉末，国家藏书共计45000卷左右，这是东汉著作的总数。(40)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这个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与后代相比，其绝对数量还是非常小的，这就决定了这个时期的图书编例不可能太多，处于也只能处于产生与初步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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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的两部书目著作《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对汉代所藏图书进行了著录，二者所分部类基本相同，《汉书·艺文志》是在《七略》的基础上增删改撰而成，今《七略》不存，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考见秦汉时期图书的分类情况，从而可以略窥此时图书的种类概况。《汉书·艺文志》将所有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类；每类之中又分小类，其中“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诸子略”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种，“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六类，“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共计38小类。《汉书·艺文志》成书于西汉建平四年（前3年），但从建平四年至东汉末年只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图书的数量和种类不会有特别显著的变化，因此《汉书·艺文志》基本可以反映秦汉时期的图书分类情况。从上述的列举中可知，《汉书·艺文志》6大类38小类的分类体系基本包括了此时图书的所有类型，其类型总体还是比较少的，此时图书编例还处于初始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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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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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图书编例总体较少，这个时期编例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几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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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典、词典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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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语义分类词典，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间，其作者不详。全书收录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19篇。其中《释诂》解释古代的词汇；《释言》解释一些动词和形容词；《释训》解释连绵词和词组，以及形容词和副词；《释亲》解释亲属称谓；《释宫》解释宫室建筑名词；《释器》解释日常用具、饮食、衣服名词；《释乐》解释乐器名词；《释天》解释天文历法名词；《释地》解释行政区划名词；《释丘》解释丘陵、高地名词；《释山》解释山脉名词；《释水》解释河流名词；《释草》、《释木》二篇解释植物名词；《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五篇解释动物名词。这19篇的前3篇与后16篇有显著的区别，可以分成两大类。前3篇，即《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除个别词语外，各类之间基本没有交叉重复现象，其编制体例比较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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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字典。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按照“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原则，把汉字正篆形体相同的形旁定为部首，归纳为540部，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此540部又按“据形系联”、“义近者相从”的方法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全书的部首按照形体相似或者意义相近的原则排列；释义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揭示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它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段玉裁称《说文》540部“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41)。清代著名学者、“说文”研究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在《说文句读》中称《说文》体例“独立千古，后世所宗”。《说文解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历代重要字书也都继承其分部方法，沿用至今。如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清张玉书等编撰的《康熙字典》等，都属于《说文解字》系统。基于《说文》的开创之功，后世研究者代有其人，其中对其编例加以研讨者也相继不乏，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一部对《说文解字》进行注解的书籍，其中多有分析《说文》编例的内容；后来王筠著《说文释例》发展了段玉裁的“通例”说，专门探讨《说文》的编例，全书共20卷，分40多种条例来探索《说文》的体例和文字学规律，由此可见《说文解字》在编例上的开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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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传体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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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130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全书的提纲，以帝王为中心，按年月记述各时期的大事；“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主要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帝王之外的重要人物传记。《史记》之前，纪、传、表、书各种体裁的书籍都已存在，但是像《史记》这样把各种体裁综合裁剪，创造出一种以人物为中心的新型史学体裁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却还是第一次，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劄记》评价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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