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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有革，有破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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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有因有革、有破有立的过程。古人在长期的图书编撰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撰经验，创立了无数的图书编例；但是，每种编例都不是著者凿空独创，每种编例都不是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孕育过程。如史学三大体裁的产生：有关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的编年史可以追源溯流到甲骨卜辞，因为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的记事方式和甲骨卜辞的记事方式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它们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西汉司马迁《史记》所创的纪传体，由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组成，而这五种体裁在《史记》之前都已经存在；纪事本末体在南宋由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但早在《尚书》之中就有了记事的篇章。可见，三大体裁的产生都渊源有自，各有因承。但是，它们的因承并非照搬不动、一成不变，而是寓因于革。甲骨卜辞虽然已有按时间记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但远不规范系统；《春秋》则将这种记事方式用于全书，统一规范，正式标志了编年体裁的创立。虽然《史记》之前，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的图书均已存在，但将这五种体裁匠心独运地加工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上下三千年间纷繁复杂的历史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却是司马迁的独创，从此“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3)。《尚书》中虽有记事的篇章，但就《尚书》整体的记言性质来说，只是个别特例；《通鉴纪事本末》则就《资治通鉴》取材，将一千三百多年间的事件按类编目叙述得清清楚楚，成为与编年、纪传鼎足而立的第三大史书体裁。在以后的发展中，三种体裁的史书各自亦是有因有革，有破有立。清康熙年间官修《古文渊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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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录上起《春秋左传》，下迨于宋，用真德秀《文章正宗》例，而睿鉴精深、别裁至当，不同德秀之拘迂；名物训诂各有笺释，用李善注《文选》例，而考证明确详略得宜，不同善之烦碎；每篇各有评点，用楼昉《古文标注》例，而批导款要、阐发精微，不同昉之简略；备载前人评语，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搜罗赅备、去取谨严，不同霆震之芜杂；诸臣附论，各列其名，用五臣注《文选》例，而夙承圣训，语见根源，不同五臣之疏陋；至于甲乙品题，亲挥奎藻，别百家之工拙，穷三准之精微，则自有总集以来历代帝王未闻斯著，无可援以为例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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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渊鉴》的编撰借鉴并承用了《文章正宗》、《文选》李善注、《古文标注》、《古文集成》、《文选》五臣注等多书的编写方式，但在其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并自创御评品题之新例。可见，古书编例的发展是因革结合，破立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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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而异，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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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著作都产生于一定的时代，每个时代的图书编撰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其编例因此也具有了时代性，余嘉锡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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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天下书纵不可遍观，而一时有一时之文体，一代有一代之通例。参互考较，可以得其情；排比钩稽，可以知其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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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是我国长久以来的习俗，古书中避讳的方法有多种，但具体到各朝代，其采用的方法又有所不同，如唐以前多采用改字法，用其他的字代替需要避讳之字；宋代则普遍采用缺笔法，将所需避讳之字少写其中某个笔画。而在书写格式上，宋代刻本遇到帝王名字，则跳行书之，《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多有记载，如《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30卷“前列高保衡等进书序，遇明圣主上等字俱跳行，当仍宋刻旧式”(6)；《周髀英经》2卷“跋语中遇国家及中兴字目俱跳行顶格，知此本从宋椠传录也”(7)；《琴史》6卷“卷中遇帝字皆跳行，犹依宋本式也”(8)。这种书写格式是宋代特有的，故钱大昕“读欧阳文忠公集五十卷，每卷首题‘临江后学唐鲁得之考异’，卷末题‘熙宁五年秋七月南发等编定，绍兴二年三月郡人孙谦益校正’……此书于宋诸帝不跳行，知为元刻矣”(9)。再如，由于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官修类书分类编排的影响，宋编唐诗别集多分类编次；而由于文坛的复古运动，明编唐诗别集则往往将内容分体编排。同是唐诗别集，但在不同时代其编排方式也不相同，这正体现了编例因时而异、与时俱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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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编例史 三、影响古书编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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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编例的产生与发展受到社会、政治、学术、编撰者、出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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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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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现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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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图书是一种精神产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其采用的编写方式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由司马迁《史记》创造、后代史学相沿不废的纪传体体裁就是与当时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叙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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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时异，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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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世家、表、书（志）、列传五种体裁的组合构成了一个整体，它突出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映照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是当时汉代封建统一社会的反映。(11)纪传体确立之后，为历代正史所采用，各史根据各代具体的社会现实，其具体类目的设置也有改换或创新，如北魏政治组织源于部落，其氏族多与官职有关，《魏书》因并为官氏志；辽代兵制与各代不同，故《辽史》在兵卫志之外，又立营卫志；兵卫志与前代各史之兵志相近，而营卫志则是辽代所特有。再如国别体是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的史书体裁，《国语》记述了由周穆王到鲁悼公大约五百年间有关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这正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国林立，诸侯群起称雄争霸的社会现实；此后，陈寿《三国志》也采取国别史的形式记述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这正反映了东汉之后西晋以前我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清浦起龙曰：“此是国别家，惟分封分割之代有之。”(12)准确地概括了国别体书籍产生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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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风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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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是一时的社会习惯，也会影响图书的编例。如清朝初期所编辑的文集，其序跋多不记编纂时间，刘声木记载这种现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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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名人为人撰诗文集或杂著序，素无年月日，专喜自称‘同学弟’或‘同学友’。如新城王文简公士祯，长洲汪苕文太史琬，宣城施愚山学士闰章，萧山毛西河太史奇龄，泽州陈文贞公廷敬，无锡严荪友□□绳孙，江都顾书宣太史图河等所撰诸书皆是。亦一时风会所趣，有不知然而然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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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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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例也受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时势情况的影响。如史书本应据事直书，但历代史书都有回护之处，这除了修撰者的主观因素外，还有政治因素。作史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得不使用“曲笔”，避免触犯当权者，惹来杀身之祸，陈寿《三国志》就是很好的一例。陈寿生于西晋，其书必不敢得罪西晋统治者，而西晋乃是司马氏篡魏所得，这与曹魏篡汉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故陈寿所作三国之史在书法上不得不先为魏国回护隐讳。赵翼《廿二史劄记》论《三国志》书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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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陈寿《三国志》亦系私史……然其体例则已开后世国史记载之法。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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