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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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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一位智者，让我们陷入失语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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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的一部新著《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出版。有一家媒体报道此事，文中称我为“编辑家”。看到这样的“溢美之词”，本来是应该高兴的。然而，它却使我想起一件让人尴尬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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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上世纪末，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为此，我们请陈原先生来沈阳讲座。我们向听众介绍主讲人的时候，用了一句“陈原先生是一位大编辑家”的话。听到这句话，陈先生微微一怔，欲言又止。我觉得其中有问题，恰好我正在翻阅《陈原语言学论著》的目录，突然看到“编辑／编辑家”的条目，陈先生写道：“编辑是一种人，又是一种工作。编辑即是人，则不必加‘家’。作家、画家、作曲家、文学家、科学家——称‘家’。司机、教师、出纳——不称‘家’。”读到这里，联想到刚才的介绍，又想到以往我似乎也有过“编辑家”什么的乱说，不觉脸面上浮出一缕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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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忆起来，在我多年的工作交往中，最让我敬畏的前辈，当属陈原先生了。说到“畏”，还要从沈昌文先生的一封信说起。那是在2001年初，我们从美国兰登书屋、麦克米兰等出版公司引进一批外文工具书，拟定在国内出版。为此，我们一位刚刚入道的小编辑给沈先生写信，请他推荐一些国内的翻译专家，信中有一句“请您告之一些工具书作者”云云。对于这句话，沈先生在回信中指出了两点错误或曰不当之处。沈先生说：“其一，看来你不熟悉我们这行的行话。我们在进行实务时，作者（意思同著者）、译者、编者是三个意思，指不同的三类人。我猜你要找的是译者，不是作者或编者。其二，要知道，在文化人中这么用‘告之’一词很‘丢份’，太学生腔了。”接着，沈先生写道：“干我们这行，写信等于是‘亮相’，必须词斟句酌，不然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你们以后又偏偏要多同语言学家打交道，所以不能不慎之又慎之。请原谅我对你们有点倚老卖老。何况我也是陈原这些老长辈这么带出来的。”然后他向我们推荐陆谷孙、侯焕闳、谢翰如等专家，组成了一个优秀的翻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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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语言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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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沈先生的信，我的口中不断地赞道：“真是一个好老头啊！”心里却胆怯起来，甚至得了一种“写信恐惧症”。因为在后来的交往中，沈先生不断地强调，他的“这一套功夫”是从陈原先生那里学来的；他还特别提到，陈先生对于我们辽教社一干人马的信件文字也有评价。沈先生经常叹道，追求文字的尽善尽美真是太难了。比如《读书》，无论你如何精雕细刻，到了吕叔湘、陈原手上，还会列出一大堆错误。真是防不胜防啊！听到这些话，我再想写信时，怎么会不胆怯、不畏惧呢？不怕你笑话，那些年我们与陈原先生交往不少，我却从来没有给他老人家写过一封亲笔信。不是懒惰，实在是被语言学家的目光吓着了，出现了类似“失语”的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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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几年前，陈原先生离开了我们，人们给他冠上一大堆称号，有“导师”“出版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化启蒙的殿军”等等。我最喜欢的称号，却是董秀玉先生的评价——“他是一位智者”。正是他的智慧，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这些摆弄文字的人，切不可妄自托大，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语词的密林中，迷失方向。比如，我还以本文开头时的那段故事为例。本世纪初，某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极好的译著，题曰《编辑人的世界》。我非常喜欢此书，甚至还在一次大型的选题会上，向许多社长、编辑们强力推荐过。但是，看过上面的故事之后，你立即会发现，这部译著的名字也犯了陈原先生说到的错误。其实原著的题目是Editor on Editing，译为“编辑的世界”就已经很好了。可能是译者觉得不够劲儿，凭空加上一个“人”字，无意之中便陷入了蛇足的境地。以此推论，如果那位作者再写一本《记者的世界》，我们是否需要译为“记者人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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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提醒我们，创新是一件好事情，但创造“新语词”却要慎之又慎。陈原先生曾经对新语词作过认真的研究，并且给出了导入新语词的四个条件，即必需、规范、准确和上口。但是，一般说来，生造词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运用所谓“推陈出新”的手法似乎更好些，也更见作者文法的功力。用陈先生的话说，有旧词可用，就不必再引入新词了，汉语的词汇量已经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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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旧词的转用也要小心。用好了功德无量，用不好就会陷入歧义或错误的泥坑。比如“报人”一词，既与英文newspaperman相对应，又含有中国历史文化的沧桑感。从张季鸾、邵飘萍一直到黄裳，一条线下来，真的可以使后人从这个职业中汲取到许多传统与传承的力量。再如“书人”一词，我在10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不尽奇缘在书人》，试图用“书人”替代“编辑”一词，用以显示自己作文的新意。后来读陈原先生的《书和人和我》才知道，“书人”一词也是有来头的，它是陈原先生对英语bookman的硬译。陈先生说，在莎士比亚时代，这个词指的是学者或学人，经过几百年沧桑，词义逐渐扩大，连出书的、编书的、卖书的——总之与书沾边的人，都包括在内了，只是不包括焚书的人。我读到陈先生的这段文字时，被“书人”一词丰厚的文化背景吓了一跳，心中自嘲道：多亏这里面不包括“焚书的人”，否则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有“不尽奇缘在焚书人”的歧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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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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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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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美妙的乌托邦，丑陋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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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宣称：美国社会患上了一种不治之症——“文化艾滋病”。这种疾病正在发作，导致美国文明的倒退，逐渐回到“野蛮世纪”。目前人们还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因为此“病”不像独裁者和专制主义那样容易辨认且遭人厌恶，它往往是满脸笑容向我们走来，使致病者毫无知觉或心甘情愿地受其感染，最终因大笑过度而力衰身亡。这种疾病是由两种病毒引起的：一是电子传媒，再一是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极端娱乐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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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释“病毒”的危害，波兹曼写了许多书。其中有两本书，光是题目就让美国人震惊，甚至让整个世界震撼。一本叫《童年的消逝》（1982）。他在书中宣称：以电视为标志的电子媒体，已经使美国社会丧失了“童年”，而“童年”的消逝必然导致美国文化的衰落。另一本叫《娱乐至死》（1985）。他在书中更是大声疾呼：电视将人类社会全面地娱乐化，人们在欢笑中不再思考，日渐丢掉了精神和思想。《娱乐至死》的封面就让人深思：一家四口温馨地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只有身躯，没有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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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童年”的问题。波兹曼的“童年”定义在7～17岁之间，但他的述说不仅涉及生物学的范畴，更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他对“成年”与“童年”的定义非常奇特：成年是有阅读能力的人，童年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人。而社会性的阅读，只是在活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才成为可能。其实早在11世纪，中国的毕升就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技术，只是他的“活字”是用胶泥制成的；15世纪初，朝鲜已经有了金属活字。但这项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如波兹曼所比喻的——他们造出了“魔鬼”，“魔鬼”醒来后却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便倒头又睡去了。不过15世纪中叶，当西方人古登堡发明活版印刷术后，欧洲文化便蜂拥而上。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100多个城市拥有了印刷机，印出800多万册书；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洲已经由中世纪的“全民文盲”，迅速达到50％以上的男性识字率。于是，阅读有了新的意义。一般说来，成年人的阅读是开放的，未成年人需要通过识字与阅读的学习，成长为一个成年人。就这样，阅读将文化意义上的“成年”与“未成年”划分开来，“童年”的概念也产生了。你可能要问：“难道15世纪以前，欧洲社会结构中就没有童年吗？”波兹曼说：“是的，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只有400年的历史”（到上世纪80年代——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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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靠“识字”来构造“童年”是不够的，文明社会还需要通过控制阅读内容，来保持童年的生命力。也就是规定一个儿童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或者说，儿童对于成人的行为的了解，应该有一个顺序。比如，我们首先要对他们进行名誉感的教育，然后让他们逐渐知道社会的复杂性；再次，我们要对他们进行羞耻心的教育，让他们学会对“原始冲动”的控制，然后才让他们知道更多与性相关的秘密。总之，童年存在的重要基础是对成年的神秘感与敬畏感，正如成年人的另一个定义——所谓“成年”，就是生活中的一切谜（尤其是性）都已经解开了。如果童年就与成年一样没有秘密，或自发地、不分先后地、随意地解开这些“谜”，这在生物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都是危险的，同时必将埋葬人类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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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波兹曼是“纸制书阅读”的崇拜者。他认为，“纸制书”是最好的媒体，它既解放了人的个性，同时书籍“有限传播”的属性，也可以做到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控制。在学校和家庭中，规定他们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么，从而实现知识与成长的良性结合，划清成年与童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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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文化按照波兹曼的描述走下去，产生于16世纪的“童年”是不会消逝的。但是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类第一封电报的发出，电子媒体诞生了。它是“第一个使信息传播速度超过人体速度的媒介”，同时也宣告了“纸制书”一统天下的时代的结束。接下来的100年，是电子工业和信息技术大炽的时代，尤其是电视的出现，迅速地化解了波兹曼的分析。首先，“识字”不再是认知的屏障，什么人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地“阅读”，品头论足。正如萧伯纳看到百老汇五光十色的灯光时所言：“如果你不识字，这灯光无疑是美丽的。”其次，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限制也不攻自破，电视肆无忌惮地揭开了成人所有的文化秘密。比如，出身好莱坞的罗纳德·里根从来没写过文章，也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但在电视上，那些傻乎乎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甚至在大选中公开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这样的政治还有什么名誉感可言？至于性问题就更加混乱了，诸如“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谈一下乱伦的问题”一类的话语，几乎成了美国电视上的口头禅，“它使美国人长期处在性亢奋的状态，并且强调性满足上的平等主义”。波兹曼气愤地说：“忏悔室里的交流，都恬不知耻地成为公开的话题。”就这样，电视摧毁了美国人的“童年”。如果说，这种“消逝”还只是在文化学的意义上，那么波兹曼还发现，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童年”的概念也在萎缩。在近100年里，美国女性的青春期每10年大约提前4个月，也就是说，1900年女性初潮期平均年龄是14岁，而1979年就是12岁了。这难道与同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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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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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消逝了，问题接着进一步恶化。出版《童年的消逝》3年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又发出更为恐怖的预言：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副作用，不但使美国人丢失了童年，还将使他们丢失全部思想和精神的生命。这本书的写法，不再像《童年的消逝》那样观照历史与文化的流变，不再条理清晰地沿着理性的路径娓娓到来。在冲动的情绪下，波兹曼列举了大量的例证，用以说明一个道理：电视只有一个声音——娱乐的声音。它外在的因素是商业化与收视率，内在的因素是电视本身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由于我们在没有认清电视的本质的时候，就试图利用电视的娱乐功能辅助于各行各业，结果却纷纷落入娱乐化的圈套，被转化为娱乐的附庸，大量的“文化悖论”被衍生出来。比如，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带来多少笑声，因为“只有娱乐才有新闻”；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暴露，是因为他的电视形象太像一个说谎者，引起了人们的疑心；一个播音员因为长相不好影响了收视率，结果遭到解雇（波兹曼说，他由此想到，在野蛮社会中，带来坏消息的人将被驱逐或杀掉）；一个人的心脏手术在50多家电视台直播，事后记者问：“你不害怕吗？”患者答道：“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1984年，有人拟花费2.5亿美元把《圣经》拍成225小时的节目，搬上荧屏；1983年，电视直播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邀请电视脱口秀名角主持，而当一位好莱坞明星出现时，“那巨大的欢呼声足以把当地的死人吵醒”；今天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与当年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经典辩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里根在与弗里茨辩论中说了一个很俏皮的笑话，第二天许多报纸都说——“里根用笑话击败了对手”。面对这些怪现象，波兹曼更气愤地说：“在这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文化已经变成了一场滑稽戏。”所以当欧文·柏林的歌中唱道“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时，波兹曼恶意地讥讽道：“只要改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他就会成为像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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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波兹曼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政治预言：美国正在不自觉地跌入一个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这个赫胥黎是《天演论》（严复译）的作者汤马斯·赫胥黎的儿子阿尔都斯·赫胥黎。“乌托邦”的概念并不新鲜，它是人们空想的美好的社会形态。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乌托邦的先声，而摩尔的《乌托邦》（1516）则开创了这一独特的文学题材的写作。但空想终归是空想，它的现实意义是模糊的。上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负面乌托邦”（又称“反乌托邦”“非常乌托邦”）的文学创作诞生了，它所阐释的是一些“美好空想”带来的社会灾难，引起了社会学家极大的关注。波兹曼也试图在这里找到灵感和依据，说明美国文化行将衰落的道理。他列举了两种“负面乌托邦”的形式：一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1948）中描述的极端专制主义社会；再一是阿·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1932）中描述的极端科学主义社会。波兹曼的结论是：专制是丑恶的，它试图建造的“文化监狱”是容易辨认的；况且奥威尔预言的“一九八四年”已经过去，它起码没有在美国发生。即使发生，“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赫胥黎的预言就不同了，他描述的“技术至上社会”到处莺歌燕舞：人不再自然生育，而是通过技术人员孵化出来；“孵化人”是完美的，男性牛高马大，女性弹性十足，他们不必生育，没有婚姻，也不允许有专一的性伴侣；他们不会生病，心情不好时吃一种“解忧丸”，就立即欢快起来；人们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安乐死”的教育；他们运用科学手段进行“睡眠教育”、巴甫洛夫式的教育，一个观念会千百次地在受教育者的脑海中重复。许多词汇在这里消失了——“父母”“夫妻”“爱情”“痛苦”“放荡”，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和各种人性、文化的差异都荡然无存。尤其是“死亡恐惧”也消失了，从而导致人类失去了追寻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同时，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