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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鲁迅的图书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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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金的“眼泪”》一文中谈到,巴金的图书广告虽然语言精当,但在商人的眼中,还是太文人气,每到关键处只会落泪。无独有偶,在“现代书话丛书”之《鲁迅书话》中,也收了鲁迅的10余篇图书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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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鲁迅的文字更见功力,不然何以被誉为“巨匠”!而且,鲁迅的“出版业务”似乎也很精熟,文章中时常出现一些出版界的“行话”,像“码洋”“折扣”“校样”“批发”“再版”“天头地脚”之类,信手拈来。至于他的“广告语言”,也是一些非常有趣的文字。他显然没有跳出他那一以贯之的咄咄逼人的气势。相比较而言,巴金是含着泪劝人买书、读书,鲁迅却是在“发号施令”。正如他夸赞白莽的《孩儿塔》时所言——“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总是那样激情四射,那样自信,即使是在营销图书,也时常蕴涵着几分攻击、几分冲动。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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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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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为“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的广告中写道:“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他又在《文艺连丛》的广告中写道:“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变相,或者失败了。”这样的话,打击一大片,否定了整个出版界,放在今天,还会触犯《广告法》。当然,出版界几乎没有好人了,只有他是好的。他接着说:“我们只是几个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来试一试……约定的编辑,是肯负责任的编辑;所收的稿子,也是可靠的稿子。”在商业语境中,这样的表白,就显得有些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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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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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促销语言”极为有趣,既有个性的表露,也有真性的迷失。例如,对于《引玉集》,他写道:“此书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对于《木刻纪程》,他写道:“本集为不定期刊,一年两本,或数年一本,或只有这一本。”对于“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他写道:“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绍介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买主拿出钱来,拿了书去,没有意外的奖品,没有特别的花头,然而也不至于归根结蒂的上当。”对于《死魂灵百图》,他写道:“只印一千本,且难再版,主意非在贸利,定价竭力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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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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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关于客套的文字真的不多见。但是,在广告词中,竟然也出现了。例如,他在《莽原》出版预告中写道:“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实,望彼将来云。”显然,这段文字有些怪味的低调,滑出了他一贯的文风。而在《文艺连丛》的广告词中,他的一段“谦虚”就更精彩了。他说:“现在的意思是不坏的,就是想成为一种决不欺骗的小丛书。什么‘突破五万部’的雄图,我们岂敢,只要有几千个读者肯给以支持,就顶好顶好了。”你以为他是在谦虚么?你不觉得这话里有话,又在攻击谁了么?这就有待于专家们去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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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之,好多年来,我最喜欢鲁迅的文字。记得“文革”期间,我作为“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到铁岭县封闭学习两个月。那时我才18岁,整天无所事事,多亏我手边有一本《鲁迅杂文选》,每天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把书都翻烂了。潜移默化,此后我写“讲用稿”时,最好模仿鲁迅的口气,最好引用鲁迅的话,诸如“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等,常常博得满堂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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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真的不大喜欢他的这几段广告。不过,想起他那首吐露心声的小诗《答客诮》,一切也就冰释了。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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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未必真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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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子如何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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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兴风狂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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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时看小於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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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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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中算史研究中的“南钱北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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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很有创意,他们让我谈一谈“比生命更长的书”。对于一个爱书人而言,这是一个绝好的题目,只是涉猎面宽泛了一些。在自己的书架上,《辞源》《辞海》《说文》最让我依恋,淡绿色的中华版《二十四史》最让我敬重,低价购得的《道藏》最让我骄傲,宋刻版《算经十书》最让我喜爱,还有《柏拉图全集》《胡适全集》《傅雷全集》《朱自清全集》《闻一多全集》《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总目》《二十二子》等等。它们有些已经流芳千古,有些肯定会比我的生命更为长久。你说,我该从何谈起呢?还是从出版人的角度下笔,或者再收缩些,仅谈一谈我亲手编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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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立即想到《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学术巨著,共10册。多年来,我一直把它列为我出版生涯中亲手编辑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也一直坚信,它肯定会成为传世之作。为什么?这当然是由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决定的。在这里,我不想评价该书的相关内容,因为在学术界,它的地位早有定论。我更想述说的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出版这样一部看似冷僻的著作,为什么会对它倾注那么大的热情。回顾起来,大概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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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震动了世界,其中许多工作令我们中国人都感到自愧不如。曾几何时,我国学术界甚至认为,“国内没有科学史专家,中国科学史研究在国外”。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自然也很尊崇李约瑟,很认真地读他的书。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李约瑟对一些中国学者十分看重。比如,在“数学卷”中,李约瑟提到了现当代几位重要的东亚数学史专家,有史密斯、三上义夫、尤斯凯维奇、薮内清等,接着他写道:“在中国数学史专家中,李俨和钱宝琮是特别突出的。钱宝琮的著作虽然比李俨少,但质量旗鼓相当。”实言之,李约瑟对于李钱二老的的评价,以及他在著作中对于李钱学术成果的大量引用,正是我最初决心编辑这部书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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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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