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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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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这个概念,是我30多年前“上山下乡”时,从农民大爷那里学来的。一般说来,在移植稼禾草木的过程中,秧苗总要经历一个重新复活的阶段。禾苗、瓜秧之类,移栽后大约需要3~5天的时间,才能确认它是否成活;被移植的花木再开花,需要3~5个月;果树移植后再挂果,需要3~5年的光景。凡此种种,就叫“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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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些往事呢?说来有趣,前不久与一家外国出版公司谈合作,说到投资回报时,我方提出“当年投资,当年盈利”的设想,外方老板却说:“这样当然很好。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真正地做活一个新企业,它总需要3~5年的努力和验证。”你看,他也提到“做活”,也提到“3~5年”!这些概念和数据,竟然与当年农民大爷的话如此吻合,让我怎能不“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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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做过企业的人一定清楚,这位外方老板的话很正确,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经营常识”。我就经常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这类“数字化”的问题。比如,办一本杂志,起步最难,接着是死是活,总要看上3~5年。在我创办《万象》的过程中,就体验了一把“文化载体”的生死嬗变。1997年《万象》创刊之初,我虽然挂名主编,但对办杂志毫无经验。正是“万象书坊”的“老少坊主”沈昌文与陆灏的主持,才使它经历了第一年5000册、第二年10000册、第三年15000册的缓步增长。此后,《万象》有了作者与内容的品牌,有了“小众文化”的定位,每一年的印数持续稳定在2万~3万册。这时,经验丰富的沈先生说:“《万象》活了,它有了自己的生命。”沈昌文是《读书》的前任主编。在人文杂志的圈儿里,《读书》是一杆旗帜,它的名下书写着陈原、陈翰伯、史枚、范用、沈昌文、董秀玉、吴彬等许多优秀的名字。作为这个团队中的一员,沈先生的操作与判断,自有高明之处,不然何以在生生灭灭的杂志群落中,《万象》得以正确定位、稳步存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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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也想到许多年前,我与当时在《读书》任职的扬之水的一段对话。那时扬之水要离开《读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去搞她喜爱的《诗经》研究。我问道:“编辑的变动不会影响杂志的生存吗?”她说:“不会的。《读书》是一本已经完成了文化定位的杂志,就像一代代文化人已经搭建好的一个舞台。编辑只是舞台上的剧务,进进出出都起不了决定作用。”如果我们把扬之水的这段话,套入上述农民大爷“移植秧苗”的理论,那就是说,《读书》是一本已经“做活”了的杂志,只要你不把它“连根拔起,重新栽种”,它依然会存活。至于活好活赖、活长活短,还要看传承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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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农民大爷的思路,我又想到,“做活”还有“真活”与“假活”之分。比如2005年我到过雅典奥运场馆,见到路边一棵棵硕大的橄榄树都死掉了。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这些大树是2004年奥运会时移栽的,当时好像已经活了,其实它们并没有生根,只是自身残存的生命支撑着游魂假息,当存量耗尽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缓死’的现象。越是大树,越易如此。”此时,我理解了,上面我提到的那位外国出版商为什么要强调对一个新建企业必须作3~5年的存活考察——他是在防备“伪存活”的骗局。我也理解了,为什么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我们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是如何实现存量与增量的转化”。目前一些企业重组、整合等,只是出版改革的第一步,它实现了存量的空间形式的变化,带来重新组合后的存量的相对增长,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一个产业的真正的变化,应该发生在增量的指数上,这是绝对增长,是质变。当然,这个指数也有正负之分,正增长叫“做活”,负增长叫“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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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又想到农民大爷的另一段话:“判断一棵秧苗活没活,不是看它上面的叶子是否茂盛,而是看它是否有新的根须发出来。”以此类比,一个文化企业真正“做活”的硬指标是什么呢?正是它的“商业根须”。我们出版企业的商业根须是什么呢?正是它的“图书品牌”。记得有一次,我们向一位外国金融家介绍自己出版社的优势。当我们说到我们享有哪些国家政策,拥有哪些计划性产品(甚至教材)时,他们都不屑一顾,只有说到我们还有哪些市场化的品牌图书,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商业品质时,他们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说:“企业购并的关键是要买到市场化的‘商业活体’。一个出版公司的活体,就是它的非计划性的品牌图书。尤其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计划性的东西很快就会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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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有些自责。又是“购并”,又是“国际化”,那么时髦的概念,竟然都没能逃过30年前一个落后的小乡村中的一位农民大爷的“法理”。这是一个农业古国的诡秘,还是我们都脱不出“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伏笔?总之,我现在才明白,无论世道怎样变化,我在骨子里始终还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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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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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一箪食,不改其乐;一瓢饮,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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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里,语言的创新最让人目不暇接。那天见到一篇网络文章,讲的是“世说新语”,或曰“新成语”。文章说,新时代新国家,《成语词典》也需要创新,也需要有新的成员添加进来。于是,该网文就罗列出126个新鲜出炉的词条:爱恨情仇、暗箱操作、凸凹有致、心灵鸡汤、八面来风、不解风情、不伦之恋、春光乍泄。重振雄风、第一桶金、第三只眼、东方不败、横刀夺爱、花心萝卜、见光死……我们知道,网文与纸媒上的文章不同,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态的。比如,该网文中所列举的126个词汇就是一个变数,因为接龙的人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地把新词添加进来。这不,“正龙拍虎”又跟上来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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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样的文章——有信息、有创意、有活力、有智慧。比如,其中的“心灵鸡汤”一词,多有创意,是一个多么形象的联想——竟然把鸡汤的滋补功能,类比到励志教育上来,通俗而形象、科学而人文、亲切而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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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它很有历史感。你知道中国人喝鸡汤的历史有多久了?我查了一下,不见尽头。想当年苏轼曾欢宴赋诗曰:“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天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西新桥》)。”类似的佳话不胜枚举。我就想,真应该编一本《鸡汤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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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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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它从概念到方法,恰好与我们以往的思想教育形成鲜明的对比。且不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方法,怎能与鸡汤式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相媲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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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我孤陋寡闻,原以为只有最讲究吃喝食疗的中国人爱喝鸡汤,没想到西方人也非常看重鸡汤。1993年,两个西方人写了一本大畅销书,名字就叫《心灵鸡汤》。最初看到书名,我惊叹这词造得有智慧。不过,我以为是译者的意译所为,没想到竟然是直译。它的英文名字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不是“心灵鸡汤”还是什么?看来应该再编一本《外国鸡汤的历史》,或者干脆中西合璧,就叫《世界鸡汤史》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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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我是做出版的人,三句话不离本行,总想着编书,听起来还有些搞笑。你还别笑,我也是受西方人的影响。他们搞学问,最看重个案研究,诸如《香烟的历史》《洗澡的历史》《接吻的历史》云云,甚至《放屁的历史》也是有的。添一本《吃鸡的历史》或《鸡汤的历史》,真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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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题。《心灵鸡汤》是一本所谓励志类的图书。全书分为12卷,题曰“爱的力量”“学习爱你自己”“教养之道”“学与教”“让梦想成真”“克服障碍”“处世的智慧”“给为人父母”“死亡与濒死”“态度问题”“活在你的梦中”“从逆境中奋起”。这些问题都很平淡,作者的阐释更奇怪,其实它并没有正面地论说什么,只是在这些题目下,讲了300多个似是而非的故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心灵鸡汤》竟然畅销了,一下子红遍了整个世界。于是,全世界人民争相学习,全世界写手争相效尤。类似的图书,跟风的图书,都像庄稼浇了大粪一样,蹭蹭地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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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跟书名的。在“鸡汤”的名下,我们可以随手找到数十种图书。像“儿童鸡汤”“爱情鸡汤”“应试鸡汤”“财富鸡汤”“我是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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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跟文体的。《心灵鸡汤》是什么文体呢?论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都不是。简单地说,它的文体是非传统或反传统的。那又怎么样呢?市场经济的思想主题,就是创新。创新是没有边界的,文体有什么了不起,再加上一个“鸡汤体”不就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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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之,从在传统文体的角度上看,鸡汤体的写作确实有些不像话——它不过是一个“故事+感悟”的文字搭配,难怪许多人都七个不平八个不满的。有人批评说,什么样的“堆字”都能成书,这简直是对书的侮辱、对传统的蔑视、对文化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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