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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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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大国学，一门公正与仁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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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散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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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国学”，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到18年前。那是1989年末，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在北京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拜见《光明日报》评论部的三位记者——陶铠、李春林、梁刚建。我问：“近来中国学术界有什么新动向？”他们说：“‘西学’遇到了问题，会有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是有人提出，现在正是重提‘国学’的大好时机，它可能是未来中国学术复兴的机遇所在。”我又问：“何谓‘国学’？”他们说：“我们去见几位专家，见几位大师。”于是，我们一同约见葛兆光、王炎、冯统一，又一同拜见张岱年、庞朴、梁从诫，开始了组建“国学丛书”的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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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学”已经大热起来，热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学术界寻找“国学复兴”的源头，还是要提到上面这段故事。因为张岱年先生出任“国学丛书”主编，他写的序言《以分析的态度研究中国学术》于1991年5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正是上世纪末“重提国学”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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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学”的定义，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张岱年先生这样定义：“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他的界说大体上沿袭了章太炎、邓实、吴宓、胡适等人的观点，中规中矩。更多的定义似繁花或稗草，不胜枚举。比如，有人考证“国学”一词的出处，说它在《周礼》《礼记》中就有了。前者《春官宗伯·乐师》写道：“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后者《学记》写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其实这里讲的是“学校”，并非今日意义上的学术与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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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或曰，国学就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云云。还有些学者认为，国学一词无法定义。如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陈独秀的观点更为偏激，他在《寸铁·国学》中写道：“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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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历来反对上面的争论。他说，“国学”是一个俗成的概念，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德国俗语），大概不会再对这个名词吹毛求疵。但是季先生并非不考虑这个问题。今年3月，季羡林先生于95华诞之前在医院中接受采访，就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这个观点算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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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于“国学”概念的解释，庞朴先生的意见比较客观。他认为，在“西学”传来之前，“国学”是指中国所有的学问，而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具有时代的特征。一般说来，今日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大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正如前些天我们请陈平原先生所撰写的《中国人》中的观点。他说，“我不能写5000年的中国人”，因为只是在近100多年来，伴随着近现代世界文化的交流，才有了今日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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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近百年间，曾经出现过两次“国学热”：一次是上世纪初，再一次就是今天。总结起来，它们都与西方文化的进入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有关。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失败的反思中，由“师夷长技”渐入学术文化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危机。顾炎武指出：“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观点唤起众多精英人物的共鸣，他们为“本国故有学术文化”的拯救与再造献计献策，并由此产生了相对于“西学”的“新国学”概念。在上世纪初的30余年间，“国学热”风起云涌，一代大师或宗师纷纷出现，形成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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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上世纪末兴起的“国学热”了。这一次的社会背景是“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国家的门户一开，涌进来的不单是强大的西方经济，还有趾高气昂的西方文化。于是，再一次“西学东渐”，再一次文化启蒙，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沉寂，思想的枷锁一下子被解开。有趣的是，历史的循环再造了上世纪初的境况。当文化的开放、引进和学习逐渐衍生出“全盘西化”等极端情绪的时候，文化的裂变再一次降临。它重重地撞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胸膛，也使他们在迅速地陷入沉思之后，再一次迅速地找到精神依托——“国学”。上述张岱年先生的工作只是一个“先声”，国学真正的热潮发生于1993年。《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3月16日）和《久违了，国学》（前文发表两天后），作为一种文化潮流的发端，大范围地激活了新时期的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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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研究是思想解放的深化，许多当初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的问题，现在被摆到桌面上来。像文化的多样性问题，这是国学复兴的思想根据。西方学者汤因比说，“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这一条”。他总结人类历史，列出了23个社会文化形态；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等等。季羡林先生说，还可以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四个文化圈：欧美文化、闪族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而第一个文化圈构成西方文化体系，后三个文化圈共同构成东方文化体系。有了这样的类分，我们才有了探讨国学的依据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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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文化的主导性问题。西方学者一直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强调他们是世界文化的主导。但是，季羡林先生说，虽然目前是西方文化统治着世界文化的主流，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在1993年，季先生就预言，“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此前，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也说过：“将来统一世界的……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池田答道：“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统一世界的新主轴。”1984年，张光直先生也预言：“我预计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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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学者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它涉及国学的本质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主导未来的世界？因为其中蕴涵着许多人类思想的精华。冯友兰先生就说，基督教讲天学，佛教讲鬼学，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关于人的伦理道德，关于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此，陈寅恪先生的解说最受肯定：“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三纲六纪”是伦理道德的准绳，是人的知与行的法则，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其他文化中所没有的。像“孝”，季羡林先生指出，原来佛教中讲的是无父无君，没有丝毫的伦理色彩，但为了在中国立定脚跟，只能歪曲佛典原文，参入“孝”字，求得生存。还有“天人合一”，它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观点。钱穆先生说，它是“整个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季羡林先生说，它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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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美好的国学。18世纪，西方著名作家伏尔泰读到中国的书，对中国文化极其崇拜。他供奉着孔子的画像，还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这不正是对“国学”最好的定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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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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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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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举世无双的国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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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散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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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的内容非常丰富，仅就数量而言，它也是“世界之最”。当初美国人瑞德见到《二十五史》，禁不住叹道：“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国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2500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量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用4500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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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只是一个例证。据上世纪末胡道静先生统计，我国现存古籍总数大约在10万种左右。首先是丛书。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收入丛书38891种，还可补充约5000种。其次是汉文佛教经籍。据任继愈先生统计，此类典籍约4100种。再有地方志约12000种，通俗小说、民间唱本、地方剧本、家谱、碑帖、舆图和兄弟民族语文图书约20000种，其他还有约200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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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数字只少不多，因为还有许多新门类的典籍得到整理，许多新途径的发掘和发现亦收获丰厚。比如辑佚书、出土书、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外国人的中文著作、日韩刻印的中国典籍、家谱、鱼鳞图册、缙绅录、域外收藏的中国典籍、外文翻译的中国典籍等等，这些门类的图书的整理是很有意义的。有些书在国内久已散佚，像梁皇侃《论语义疏》10卷，在南宋时已经失传。到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有人竟然发现日本有该书的唐代旧本流传，使之失而复得。再以《敦煌遗书总目》为例，这套书共3万多卷，其中我国保存1万多卷。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劫走9500多卷，藏于英国和法国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俄国人奥登堡劫走1万多卷，但他们对这次搜劫秘而不宣，使我们长期不知被劫书卷的去向和数量，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由苏联陆续公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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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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