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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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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文化与出版，是谁发出了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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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出版改革的发展，我们这些“贩卖文化的人”一直被“企业化”“集团化”“商业化”“市场化”之类的主题词围困着，而文化本身却有些受到冷落。其集中的表现是，一些人将出版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企业，将图书类比为一般的商业产品，单纯地用利润判断图书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导致出版行业中“极端商业化”思潮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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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无人警觉。早在2003年，刘杲同志就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主题只有一个：“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命题，恰恰是在刘杲同志为我的集子《人书情未了》所写的序言中。那篇只有1000多字的短文，几乎通篇都是在大声疾呼：“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沈昌文同志读到这些文字，也立即大声疾呼起来，他给刘杲发邮件说：“你的‘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是名言，佩服佩服！现在正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说实话，当时我很茫然，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大声疾呼”的深意，虽然刘杲同志还称赞我“在骨子里却是个醉心于文化的文化人”。但是，我从直觉上感到，这种“疾呼”很有SOS的味道，而且是文化的求救！尤其是沈昌文同志已经用上“黄钟大吕”这样的顶级词汇，看来问题确实有些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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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过程中，刘杲同志又对出版界的“跨越式发展”的口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出版业提出“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并不能鼓舞士气，只能激发浮夸风气”。所以他建议，应该提倡“平稳较快发展”，这才符合科学出版观的原理。接着，巢峰同志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要越过某个阶段跳跃式发展，与“大跃进”实为异曲同工。“精神产品生产，除了上述制约因素（原材料和市场）外，还要受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的制约。文化产品的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潜移默化，传承创新，一般以渐进形式向前推进，而不是‘跨越式发展’。”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文化”这个主题。显然，“跨越式发展”的冲动也是极端商业化思潮的产物。请问，文化怎么跨越？高雅与通俗、学术与普及、经典与流行、传承与创新，它们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既无法跨越，也无法剪裁。这大概是清醒的出版人又一次“黄钟大吕”，大概是文化的又一次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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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隐约地觉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呼救，似乎有一点“文化乞求”的感觉——好像文化拖了经济的后腿；好像出版企业的管理落后于其他企业；好像出版人都是书呆子，不懂MBA，不懂IMF；等等。应当看到，冲突的发生不是“经济”这把尺子的错，而是商业理解上的形而上学。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还说不得，否则动则就会批评你“思想陈旧”“你看人家西方如何如何”！西方究竟如何呢？近来我读到贺圣遂同志的几篇文章，其中许多观点让我有茅塞顿开的感觉。他的好文章《关于科学出版观的思考》就不用说了。前不久，他接受《文汇读书周报》的采访，讲到上世纪末美国出版业发生的集团化与购并之风的例子，实在是值得注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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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书屋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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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登书屋被纽豪斯传媒集团收购后，银行家出身的维塔尔入主兰登。在“每一本书都必须盈利”的经营思路指导下，兰登出版了很多低俗无聊的作品；维塔尔还要求所属潘塞恩出版公司缩减2/3的图书和员工，只出版销量大的品种，被裁员工则大都为有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的出版业骨干人员，最终导致了员工的集体辞职，曾在美国出版界有较大影响的潘塞恩图书公司自此不复存在。而这并没有给它带来多少好处——1997年，兰登的利润率仅为0.1％，一年后，沮丧的纽豪斯把兰登卖给了贝塔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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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贺老师的结论是：“这恰恰说明，完全商业化的模式并不是出版业的济世良方，出版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文化，而且永远是文化。”这是多么清醒、冷静、准确的判断啊！他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如果文化离开了出版的反哺，它还有很多的存活形式；反过来，如果出版离开了文化的正确轨道，那它肯定是要死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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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反驳说：“你的例子也有些绝对化。俗文化不也是文化么？它们商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少啊！”是的，不是不少，而是太多了。但是，它们一旦走向低俗，就是对人类文明和主流文化的挑战，也是对出版人良心的挑战。其实，多少年来，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出版界高雅与低俗的斗争一直激烈地发生着。再以西方为例。著名的“企鹅丛书”出版人莱恩，就曾经为图书的低俗化问题，与他的继任者戈德温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莱恩讽刺戈德温说：“你可能是一个市场奇才，但你却不知道一本书不是一听黄豆。”当戈德温出版一本充斥了有关残肢断体、耶稣受难、厕所茅坑和尼姑的漫画《谋杀》的时候，忍无可忍的莱恩深夜带着四名大汉，开着一辆农场大卡车驶向企鹅书库，运走了所有还没来得及走进书店的《谋杀》，在旷野中把它们化成灰烬，第二天便宣布此书绝版。这在出版史上也算一绝。结果，戈德温只好辞职，虽然他在任期间已经把企鹅的营业额翻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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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儿题外话。那些天看世界杯，有些神魂颠倒，不觉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文化”挟着嘶哑的哭声一路奔走。我问：“怎么了？‘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结束了么？”她说：“是啊。可这一次是一只无形的大手的追杀，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难道经济也要大革命了？”我笑笑说：“不会的，危言耸听。”怎么会呢？我们刚刚经历了那么严酷的“十年浩劫”，蒙难者大多还活着，他们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那段伤痛？可反过来一想，谁没活着呀？不同的时期，“大革命”也会冠着不同的名义出现。想到这里，心中不禁一凛，就醒了过来。噢！哪里是什么“文化”在哭泣，原来是健翔兄的那一阵乱吼，引起我梦中忧思的移情。真是杞人忧天，世界多么太平啊！于是，我又带着会意的微笑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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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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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卅年间，落几滴星星雨点在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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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沈昌文先生应陈子善先生之邀，与一些大学研究生就“80年代的《读书》和文化思潮”进行座谈。事后他感慨地说，人们对往事的忘却真是太快了，20多年前的事情，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听到沈公的话，毛尖叹道：“是啊！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就像古典文学一样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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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速的忘却一定是有原因的。不然，陆灏为什么会说：“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把过去看成是失去的天堂，要么觉得往事不堪回首。”陆兄说话，历来飘如浮云、落似残花，不着俗世痕迹。他这一句朗朗之言，自然唤起我追思的欲望。从1977年参加高考，到1981年进入出版行业，再到今日的繁华世界，整整30年了。作为30年的亲历者，我们忘却了什么？记住了什么？清理一下吧，我一边点数，一边不无谐谑地想起孔乙己那句妙语：“不多了，我也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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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时光飞逝，我记忆的脉络零乱得无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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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从“文化”入手。“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至高无上，至深无下。这30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文化的波折真实而确切。前10年，即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化启蒙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在“解放思想”的主题之下，我们迎来了一个“文化丛书的时代”。老牌沉稳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就不用说了，时称“三大编委会”推出的三大丛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推出的一系列著作，引领了10年间的文化思潮。一时间，相应的丛书、套书蜂拥而上，无数时髦的名词与学术概念扑面而来：保罗·萨特、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福柯、波伏娃、亨廷顿，还有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新儒学、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有人把那一段繁荣归因于“十年动乱”后的文化反弹，正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愤青们”却反讽道：“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陈丹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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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一轮“文化启蒙”热情的追随者与参与者。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我们见到新书就读，见到新概念就想弄个究竟。1987年，我们也曾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丛书“当代大学书林”，算是几个年轻的出版人对于时代的回应。记得当时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个小小的“征稿启示”，结果投稿的来信铺天盖地。我们用大字报的形式把题目抄下来，整整贴满了一面10余米长的墙壁。其中有张光直、薛华等大学问家，更多的是一些崭露头角的学术新人，像李君如、宋林飞、孟宪忠、邴正、陈学明等。我们后来推出的著作有《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当代西方社会学》《思考世界的十个头脑》《观念更新论》《美术、神话与祭祀》等。回想起来，那时提出一个丛书的名目，向社会征稿，真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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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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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当我们再以上面的形式公开征稿、组织选题时，社会上那种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呼应与认同就没有了。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题目不好，后来才发现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文化表征也由“启蒙”而转向“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面对强势的市场化倾向而产生的“文化失语”状态（甘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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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90年代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李泽厚语）的时代。我们率先组织出版了“国学丛书”，它的编委会成员包括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编辑部由陶铠、李春林、梁刚建、葛兆光、王炎、冯统一等人组成。他们在“编辑旨趣”中写道：“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