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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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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卅年间，落几滴星星雨点在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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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沈昌文先生应陈子善先生之邀，与一些大学研究生就“80年代的《读书》和文化思潮”进行座谈。事后他感慨地说，人们对往事的忘却真是太快了，20多年前的事情，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听到沈公的话，毛尖叹道：“是啊！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就像古典文学一样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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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速的忘却一定是有原因的。不然，陆灏为什么会说：“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把过去看成是失去的天堂，要么觉得往事不堪回首。”陆兄说话，历来飘如浮云、落似残花，不着俗世痕迹。他这一句朗朗之言，自然唤起我追思的欲望。从1977年参加高考，到1981年进入出版行业，再到今日的繁华世界，整整30年了。作为30年的亲历者，我们忘却了什么？记住了什么？清理一下吧，我一边点数，一边不无谐谑地想起孔乙己那句妙语：“不多了，我也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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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时光飞逝，我记忆的脉络零乱得无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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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从“文化”入手。“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至高无上，至深无下。这30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文化的波折真实而确切。前10年，即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化启蒙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在“解放思想”的主题之下，我们迎来了一个“文化丛书的时代”。老牌沉稳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就不用说了，时称“三大编委会”推出的三大丛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推出的一系列著作，引领了10年间的文化思潮。一时间，相应的丛书、套书蜂拥而上，无数时髦的名词与学术概念扑面而来：保罗·萨特、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福柯、波伏娃、亨廷顿，还有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新儒学、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有人把那一段繁荣归因于“十年动乱”后的文化反弹，正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愤青们”却反讽道：“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陈丹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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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一轮“文化启蒙”热情的追随者与参与者。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我们见到新书就读，见到新概念就想弄个究竟。1987年，我们也曾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丛书“当代大学书林”，算是几个年轻的出版人对于时代的回应。记得当时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个小小的“征稿启示”，结果投稿的来信铺天盖地。我们用大字报的形式把题目抄下来，整整贴满了一面10余米长的墙壁。其中有张光直、薛华等大学问家，更多的是一些崭露头角的学术新人，像李君如、宋林飞、孟宪忠、邴正、陈学明等。我们后来推出的著作有《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当代西方社会学》《思考世界的十个头脑》《观念更新论》《美术、神话与祭祀》等。回想起来，那时提出一个丛书的名目，向社会征稿，真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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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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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当我们再以上面的形式公开征稿、组织选题时，社会上那种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呼应与认同就没有了。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题目不好，后来才发现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文化表征也由“启蒙”而转向“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面对强势的市场化倾向而产生的“文化失语”状态（甘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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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90年代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李泽厚语）的时代。我们率先组织出版了“国学丛书”，它的编委会成员包括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编辑部由陶铠、李春林、梁刚建、葛兆光、王炎、冯统一等人组成。他们在“编辑旨趣”中写道：“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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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国学热”兴盛起来。究其原因，有人说，这是对于8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反击；有人说，这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再一次反思；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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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并不是90年代文化嬗变的唯一主题，人们所谓的“文化失语”也没有出现，一个更加商业、多元、俗化、冷静、中庸、现实的社会形态向我们走来。9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将之划分为三个子书系：“传统文化系列”，侧重于普及；“近世文化系列”，侧重于整理与重现；“外国文化系列”，侧重于拾遗补缺、推陈出新。这中间，有文化的自觉，有传统的延续，有商业的考量，有启蒙的内涵，有西化的因素，有调和的形式，有宽容的表现……总之，它是一个反极端的温和产物。它的主持者沈昌文先生说，“保存为名，启智为实”，其中自有一番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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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90年代的文化表现出一种宽容、多元抑或软弱的气质，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它甚至为多种文化的交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它还接受了中国学术通俗化的概念。从南怀瑾的喋喋不休，到蔡志忠的恣意画风，再到大陆通俗化、评书化学者的登堂入室，都得到严肃文化的包容或默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学热”虽然没有覆盖90年代整个的文化历程，却在所谓“和而不同”等妥协的状态下得以生存和延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延续到当下。有趣的是，新时代又赋予了国学新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全球化的形势，让我们喊出了“文化走出去”的口号。两年之内，《中国读本》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数年之中，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布开花，伴随着汉语教材的及时跟进，我们甚至在国际上找到了出版的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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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谈论30年文化流变。其实还有一条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流行文化、时尚文化的嬗变。《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畅销书是“道”还是“器”呢？说不清楚。我知道它有三个主要的支撑点：一是时尚，二是好看，三是流俗。上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的筋脉是琼瑶、亦舒、三毛、金庸、汪国真、舒婷……港台文化的新鲜气息，熏染了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那时中国的门户刚刚打开，田园风光与初露头角的小资情调交织起来，人们的心绪像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激情而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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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90年代，情况有些复杂。以《廊桥遗梦》为先导的西方畅销书进入中国，接着有《苏菲的世界》《英国病人》《失乐园》《格调》《学习的革命》；以刘晓庆《我的自白》为代表的名人传记开始流行，接着有赵忠祥、庄则栋、倪萍、杨澜、姜昆、宋世雄、吴士宏、王蒙等。还有余秋雨、王朔，还有《老照片》，还有比尔·盖兹，还有早逝的王小波。显然，90年代的这一张书单，已经加大了年代的文化变数，也加快了流行频率。王蒙先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余秋雨带来10年以上的辉煌，其他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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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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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畅销书的出版情况，看上去更加符合现代流行与时尚的定义。人们的注意力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2000年，《第一次亲密接触》和《三重门》；2001年，《我为歌狂》《哈利·波特》；2002年，《幾米绘本》《谁动了我的奶酪》《菊花香》；2003年，《幻城》《我们仨》；2004年，《狼图腾》；2005年，《达·芬奇密码》；2006年，《品三国》；2007年，《于丹〈论语〉心得》。每年还会有一大串畅销书目，继之以数据、分析、评论——我们的操作，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国以及《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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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封面（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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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书，读书的行家止庵先生说得好：“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此语听起来很有哲理。他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另一个重点问题：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说，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其中登载李洪林的一篇文章，原题为《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先生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是阅读界思想解放的先声，进步意义无须赘述，它带来的书业繁荣也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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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89年4月，《读书》杂志刊载柳苏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此文引发的争议颇大，表面上是讨论董桥文体的问题，深层却是关于阅读目的性的反思。借用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通读者》中的一句话——“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在后来沈昌文先生编辑“读书文丛”“书趣文丛”时，被阐释得明明白白。应该说，这是在阅读的意义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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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2003年11月，《新周刊》的封面上印着几个血红的大字——“无书可读”。刊中侯虹斌的主题文章《无书可读的三种说法》，从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的一声喟叹说起，列出了一串旷世奇才的名字如达·芬奇、斯宾诺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陈寅恪、钱书、顾准等，指出这些人都超越了前人的思想，但在所生的时代都有“无书可读”的困惑。遗憾的是，新世纪的“无书可读”却不是大师的体验，而是平民的实践。我们可以说，这是“分众”的结果，这是“速食”的结果，这是“功利”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们出版30年来追求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