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485493e+09
1704854930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37]
1704854931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卅年间,落几滴星星雨点在心田
1704854932
1704854933 不久前,沈昌文先生应陈子善先生之邀,与一些大学研究生就“80年代的《读书》和文化思潮”进行座谈。事后他感慨地说,人们对往事的忘却真是太快了,20多年前的事情,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听到沈公的话,毛尖叹道:“是啊!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就像古典文学一样久远。”
1704854934
1704854935 如此快速的忘却一定是有原因的。不然,陆灏为什么会说:“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把过去看成是失去的天堂,要么觉得往事不堪回首。”陆兄说话,历来飘如浮云、落似残花,不着俗世痕迹。他这一句朗朗之言,自然唤起我追思的欲望。从1977年参加高考,到1981年进入出版行业,再到今日的繁华世界,整整30年了。作为30年的亲历者,我们忘却了什么?记住了什么?清理一下吧,我一边点数,一边不无谐谑地想起孔乙己那句妙语:“不多了,我也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
1704854936
1704854937 是的,时光飞逝,我记忆的脉络零乱得无从说起。
1704854938
1704854939 还是先从“文化”入手。“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至高无上,至深无下。这30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文化的波折真实而确切。前10年,即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化启蒙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在“解放思想”的主题之下,我们迎来了一个“文化丛书的时代”。老牌沉稳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就不用说了,时称“三大编委会”推出的三大丛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推出的一系列著作,引领了10年间的文化思潮。一时间,相应的丛书、套书蜂拥而上,无数时髦的名词与学术概念扑面而来:保罗·萨特、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福柯、波伏娃、亨廷顿,还有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新儒学、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有人把那一段繁荣归因于“十年动乱”后的文化反弹,正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愤青们”却反讽道:“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陈丹青语)
1704854940
1704854941 我是那一轮“文化启蒙”热情的追随者与参与者。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我们见到新书就读,见到新概念就想弄个究竟。1987年,我们也曾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丛书“当代大学书林”,算是几个年轻的出版人对于时代的回应。记得当时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个小小的“征稿启示”,结果投稿的来信铺天盖地。我们用大字报的形式把题目抄下来,整整贴满了一面10余米长的墙壁。其中有张光直、薛华等大学问家,更多的是一些崭露头角的学术新人,像李君如、宋林飞、孟宪忠、邴正、陈学明等。我们后来推出的著作有《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当代西方社会学》《思考世界的十个头脑》《观念更新论》《美术、神话与祭祀》等。回想起来,那时提出一个丛书的名目,向社会征稿,真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觉。
1704854942
1704854943
1704854944
1704854945
1704854946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
1704854947
1704854948 到了90年代,当我们再以上面的形式公开征稿、组织选题时,社会上那种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呼应与认同就没有了。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题目不好,后来才发现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文化表征也由“启蒙”而转向“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面对强势的市场化倾向而产生的“文化失语”状态(甘阳语)。
1704854949
1704854950 也有人说,90年代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李泽厚语)的时代。我们率先组织出版了“国学丛书”,它的编委会成员包括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编辑部由陶铠、李春林、梁刚建、葛兆光、王炎、冯统一等人组成。他们在“编辑旨趣”中写道:“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
1704854951
1704854952 至此,“国学热”兴盛起来。究其原因,有人说,这是对于8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反击;有人说,这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再一次反思;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坚守。
1704854953
1704854954 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并不是90年代文化嬗变的唯一主题,人们所谓的“文化失语”也没有出现,一个更加商业、多元、俗化、冷静、中庸、现实的社会形态向我们走来。9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将之划分为三个子书系:“传统文化系列”,侧重于普及;“近世文化系列”,侧重于整理与重现;“外国文化系列”,侧重于拾遗补缺、推陈出新。这中间,有文化的自觉,有传统的延续,有商业的考量,有启蒙的内涵,有西化的因素,有调和的形式,有宽容的表现……总之,它是一个反极端的温和产物。它的主持者沈昌文先生说,“保存为名,启智为实”,其中自有一番深意。
1704854955
1704854956 显然,90年代的文化表现出一种宽容、多元抑或软弱的气质,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它甚至为多种文化的交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它还接受了中国学术通俗化的概念。从南怀瑾的喋喋不休,到蔡志忠的恣意画风,再到大陆通俗化、评书化学者的登堂入室,都得到严肃文化的包容或默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学热”虽然没有覆盖90年代整个的文化历程,却在所谓“和而不同”等妥协的状态下得以生存和延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延续到当下。有趣的是,新时代又赋予了国学新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全球化的形势,让我们喊出了“文化走出去”的口号。两年之内,《中国读本》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数年之中,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布开花,伴随着汉语教材的及时跟进,我们甚至在国际上找到了出版的盈利空间。
1704854957
1704854958 以上,我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谈论30年文化流变。其实还有一条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流行文化、时尚文化的嬗变。《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畅销书是“道”还是“器”呢?说不清楚。我知道它有三个主要的支撑点:一是时尚,二是好看,三是流俗。上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的筋脉是琼瑶、亦舒、三毛、金庸、汪国真、舒婷……港台文化的新鲜气息,熏染了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那时中国的门户刚刚打开,田园风光与初露头角的小资情调交织起来,人们的心绪像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激情而笨拙。
1704854959
1704854960 到了90年代,情况有些复杂。以《廊桥遗梦》为先导的西方畅销书进入中国,接着有《苏菲的世界》《英国病人》《失乐园》《格调》《学习的革命》;以刘晓庆《我的自白》为代表的名人传记开始流行,接着有赵忠祥、庄则栋、倪萍、杨澜、姜昆、宋世雄、吴士宏、王蒙等。还有余秋雨、王朔,还有《老照片》,还有比尔·盖兹,还有早逝的王小波。显然,90年代的这一张书单,已经加大了年代的文化变数,也加快了流行频率。王蒙先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余秋雨带来10年以上的辉煌,其他的人呢?
1704854961
1704854962
1704854963
1704854964
1704854965 《读书》杂志创刊号
1704854966
1704854967 新世纪畅销书的出版情况,看上去更加符合现代流行与时尚的定义。人们的注意力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2000年,《第一次亲密接触》和《三重门》;2001年,《我为歌狂》《哈利·波特》;2002年,《幾米绘本》《谁动了我的奶酪》《菊花香》;2003年,《幻城》《我们仨》;2004年,《狼图腾》;2005年,《达·芬奇密码》;2006年,《品三国》;2007年,《于丹〈论语〉心得》。每年还会有一大串畅销书目,继之以数据、分析、评论——我们的操作,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国以及《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了。
1704854968
1704854969
1704854970
1704854971
1704854972 《新周刊》封面(2003/11)
1704854973
1704854974 对于这些书,读书的行家止庵先生说得好:“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此语听起来很有哲理。他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另一个重点问题: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说,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其中登载李洪林的一篇文章,原题为《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先生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是阅读界思想解放的先声,进步意义无须赘述,它带来的书业繁荣也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充分体现。
1704854975
1704854976 第二次是1989年4月,《读书》杂志刊载柳苏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此文引发的争议颇大,表面上是讨论董桥文体的问题,深层却是关于阅读目的性的反思。借用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通读者》中的一句话——“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在后来沈昌文先生编辑“读书文丛”“书趣文丛”时,被阐释得明明白白。应该说,这是在阅读的意义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1704854977
1704854978
1704854979 第三次是2003年11月,《新周刊》的封面上印着几个血红的大字——“无书可读”。刊中侯虹斌的主题文章《无书可读的三种说法》,从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的一声喟叹说起,列出了一串旷世奇才的名字如达·芬奇、斯宾诺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陈寅恪、钱书、顾准等,指出这些人都超越了前人的思想,但在所生的时代都有“无书可读”的困惑。遗憾的是,新世纪的“无书可读”却不是大师的体验,而是平民的实践。我们可以说,这是“分众”的结果,这是“速食”的结果,这是“功利”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们出版30年来追求的结果吗?
[ 上一页 ]  [ :1.7048549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