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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摧毁的生活 危险的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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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小说，不太好阐释，比如《洛丽塔》。一个小说人物的名字，成为一种社会认知：洛丽塔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一样，都是伟大的。然而，通俗地讲，一个老男人与十二岁的小姑娘，说是因为爱情在一起，至今依旧令多少父母心惊胆战，令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的男人，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还盯着小姑娘目不转睛的老男人，该有多么危险。如果你已经做了父亲，生的还是女儿，再看纳博科夫的小说，还能不能保持年少时的冷静和迷热，会不会有些莫名的焦虑？要是女儿长大后，遇见这样的老男人，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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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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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纳博科夫本人有潜在的洛丽塔情结，应该不算诬陷。在动手写皇皇巨著《洛丽塔》的十几年前，纳博科夫就写过一部同类的中篇小说，叫作《魔法师》，篇幅并不长，几万字而已，但内容的震撼性绝不亚于后来的《洛丽塔》，以至于纳博科夫自己都说一开始不喜欢这个故事，从而想销毁。结果当然是没有销毁，他怎么可能真的背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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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写成俄文初稿时，小说还不叫《魔法师》，而是叫《沃尔谢卜尼克》，一个很俄式风格的题目。小说打印好后，一直被束之高阁，时间一久，连纳博科夫自己也忘记了有这回事。直到一九五九年，在《洛丽塔》出版四年之后，纳博科夫整理旧物时，于杂物堆里，重新发现了这部小说稿。重读后，纳博科夫觉得挺不错，还算是一个优美的俄文散文作品，至少行文晓白通畅。很显然，对纳博科夫而言，有了写作《洛丽塔》的非凡经历，再看《魔法师》，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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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承认，《魔法师》算是《洛丽塔》的前身。于读者而言，此话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母题。纳博科夫很早就开始考虑写这样一个题材，一个不再年轻的男子与一个不大的性早熟少女的故事。很难说清楚，这个母题般的选题，与纳博科夫自身的经历有多大的关系，实在难以解释为一个偶然的选题。同样让人惊讶的，是纳博科夫先生会在《魔法师》里，建构出悬疑、心灵变异、恋童和自省精神混在一起的混合故事。它的多维度体现在小说塑造的这个老男人身上，但我以为这些元素恰恰欲盖弥彰，是纳博科夫先生的伪装，核心还是他内心深处欲遮还羞、难以启齿的某种恋童癖。要成为好的小说，光这点显然还远远不够，即这部小说、这个题材包括小说家本人还得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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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师》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消瘦，嘴唇干燥，脑袋略微有点秃，精神异常的中年男子，一个偶然的机会，看见了一个十二岁女孩，内心汹涌的恋童欲望被激发出来。按捺不住的他，辗转打听到小姑娘的母亲是一个生病的寡妇。为了接近这个女孩，他竟然与病入膏肓的寡妇结婚。他曾经无数次一厢情愿地幻想，与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共度良辰，为此期待寡妇早点死。后来终于如愿，寡妇死在医院里。他带着小女孩回家，在一家旅馆，在女孩子熟睡的时候，面对孩子如玉的身体，他终于走出了罪恶的一步，惊醒的女孩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面对闻声而来的其他住客，他惊恐万分，朝外狂跑，撞上了一辆卡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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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显然没有完全暴露纳博科夫的内心想法，面对这样非典型的题材，此时的他显得有所顾忌，于是将小说中的老男人设置成了一个精神失常者，一个变态的恋童癖，一个看上去似乎又在实行自我救赎的可怜虫。那个小姑娘是一个纯洁的天使，她漂亮、善良，对人无所戒备，对这个猥琐继父的底细一无所知，并且没有爱上他的半点可能，完全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面对罪恶，读者自然容易产生情感倾向，同情受害者，仇视犯罪者。如此的情节设置，显然不同于之后的《洛丽塔》，如果说后者是双向互动的话，那《魔法师》中的男子纯属单方面的遐想，困于情欲的胡思乱想。至于他偶尔表现出的反省，比如丑事被发现后的慌张和选择死亡的决然，是可以看成人性的尚存，但这显然不是拔高小说意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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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次写作就是一次活着的话，那纳博科夫在《魔法师》里活了一次，继而在《洛丽塔》里活了第二次。在一个题材上，活过了两次，于写作者自己而言，堪称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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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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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博科夫来说，《魔法师》是一次小小的练手，他还顾虑重重，没有施展开手脚，至少他还没有明目张胆地让小姑娘喜欢上老男人，更没有让小姑娘上了老男人的床。这为日后的《洛丽塔》敞开了一条路，尽管有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篇《魔法师》就是演习，就是探路，是一盏泄露了纳博科夫内心情结的小灯，尽管它还裹着一层厚厚的世俗观念的外壳，加上没有发表，故而没有成为众矢之的。小说家在顾虑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他没能找到理想的方式去洗白那些罪恶，不能很好地将自己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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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魔法师》而言，即便发表也不会引来更多争议。纳博科夫小心翼翼，基本恪守了人伦道德，对欲望的放纵持有看上去还比较鲜明的反对态度。老男人在最后一刻，在女孩的尖叫中有所羞愧，出门就被车撞死了。这个结局，对老男人来说显然是一种惩罚，不妨看作小说家亲自主持的对小说人物的一次判决。在那样的情景之下，如果让老男人得逞，小说家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可以被指责为一种文学的纵容。当时的纳博科夫，显然还没有想好，该让小说往何处去。小说的戛然而止，来得恰到好处，是无比“正确”的选择。如果纳博科夫一旦想好小说的具体去向，那就意味着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老男人的欲望都会得逞。事实上的确如此，事情在《洛丽塔》这儿轻而易举地发生了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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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丽塔》中，被撞死的是洛丽塔的母亲，那个可怜的寡妇，在发觉女儿和老男人的关系后，本想写信告诫亨伯特，谁知出门就遭遇了意外。小说的意外，都是小说家的安排。既是安排，就不会是没有来处，定是小说家心底的一种投射。纳博科夫不会无缘无故地让寡妇死去，她的“牺牲”为的是接下来小说的生长，即她的女儿如何在合理的意外中，得以施展蛊惑人心的魔法，让老男人亨伯特神魂颠倒。这是多么美好又匪夷所思的一种想象，甚至是一种幻想。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竟然主动挑逗一个老男人。这没什么奇怪的，谁让纳博科夫将话筒递给了罪犯亨伯特呢！他就是小说的叙述者，他自然会这样为自己的罪行开脱，说是小女孩挑逗的他，然后才是他爱上了她。话筒就在老男人手里，面对法官，他只能这么“说谎”，读者也知道他在说谎，法官也知道他在说谎，小说家自然更清楚亨伯特在说谎。问题在于，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说谎”，这便是文学的奥妙。谎言可以变成糖果，我们甘之如饴，我们相信他说的就是谎言，因为一个真实的叙述者，即便撒谎，也是真实的。纳博科夫深知这一点，当他发现亨伯特可以替他讲述，世界便完全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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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师》就没做到这一点。作者选择的叙述视角，虽然也颇为独特，以老男人变异的精神思绪串起小说的故事，幻想、想象和处心积虑充溢着他的脑子，但小说家没有将话筒交到他手里，他无法为自己辩护。没有辩护的辩词，自然就失去了一种叙述的真实，即便是伪装的真实，一旦没被赋予叙述者的权力，就一无是处了，只能任人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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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的范本意义，就在于那个被纳博科夫选中的叙述者，一个罪犯。一个写作者，找到了一个叙述者，就会找到第一句，然后就会滚滚而来无数句。一个已经被判刑的罪人，他犯下的所有错都将得到读者的豁免，那些不合理的、不道德的、畸形激烈的行为，都可以堂而皇之开口说话。我们无法指责一个罪犯是不是说了谎。他罪有应得，已经被判刑了。作为叙述者的罪人，说出来的都是他的罪行，属于呈堂证供。既是事实，且得到了惩罚。即便是警察，也无法对呈堂证供本身进行批评，说你的罪行犯得不高级、不合理、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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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称自己忘记写过《魔法师》，姑且信之，小说家的话嘛，该信还得信。不过，忘记并不意味着纳博科夫就不能在《洛丽塔》中写出相似的情节来。对照着读《洛丽塔》和《魔法师》，会发现不少有趣的地方。相似的主题不必多言，情节方面的相近则有待分析。同样是老男人喜欢上一个小女孩，在《洛丽塔》里，这个老男人变得更为“情深义重”，在洛丽塔长大以后，他的爱并没有因此熄灭，甚至为了捍卫这份爱，冲冠一怒为红颜，杀掉了情敌，被送上了法庭。这个罪人，成为纳博科夫的叙述者，一个合法的叙述声音，所有的变形、扭曲、焦灼和暧昧，由此都获得了安置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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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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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构就会有解构，有一次解构就会有二次解构。如果说《洛丽塔》部分地解构了我们对爱情的传统认知，那同样会有写作者对此进行再解构。意大利“怪咖”小说家，学者翁贝托·埃科先生，就干过这样的事情。他大胆地按照《洛丽塔》的感觉，虚构了一个叙述者，杜撰了一份来自监狱的手稿，戏仿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乃莉塔》[2]，一个年轻鲜嫩的希腊美少年，爱上了一位风烛残年的八十岁的老太婆，并热烈地称之为“小妖婆”，此公后来也犯了罪，因为非法持有枪械和在禁猎季节打猎，被判刑入狱六个月。这个故事收在《误读》一书中，是调皮的埃科先生的无厘头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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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科戏仿了《洛丽塔》的几个著名桥段。第一个耳熟能详：“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颌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看上去多么深情，多么感人，事实确实如此吗？埃科依葫芦画瓢仿写成：“乃莉塔，我青春年少时的鲜花，夜晚的煎熬。我还会再见你吗？乃莉塔。乃——莉——塔。三个音节，第二和第三个音节构成昵称，仿佛和第一个音节相矛盾。”句与句间都有调侃和消解，令人捧腹。如此带有重复性的戏仿，将纳博科夫原本精粹有力的话语，不但无声地消解了，还由此发现了纳博科夫看似深情款款背后的一些不正经和隐藏的戏谑，那会不会才是纳博科夫的真意，一个正经的玩笑而已？埃科的戏仿，不是简单的无厘头，而是一种发现，还表明了一种态度。对一个文本进行解读，最有趣的方式就是照着他的方式，戏仿一篇，会有意外的收获。太严肃和太放荡的表达，都可能产生一种喜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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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桥段就是神奇的三枪。《洛丽塔》中，因为洛丽塔被另一个油腻而变态的中年男人奎尔蒂抢走，亨伯特恼羞成怒，携枪闯进他家去算账。纳博科夫用了很长的篇幅，叙述了那个滑稽的猎杀场面。第一枪没打中，打在地板上，子弹消失不见了。关于这颗子弹，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表示纳闷，那颗该死的子弹到底去哪儿了呢？奎尔蒂申辩，说我没有玩弄你的洛丽塔，还加了一句令人沮丧的话，说我是个阳痿，根本不行。亨伯特自然不听，开了第二枪，也没打中。奎尔蒂继续求饶，承诺只要饶他一命，就把夏天和冬天都凉爽的大房子、一个长了三个乳房的年轻女子，还有他珍藏的独一无二的色情书籍，全部无偿地送给亨伯特享用。亨伯特经受住了诱惑，继续开枪，第三枪终于打中奎尔蒂的肋部，继而枪枪致命，最后，亨伯特还在奄奄一息的奎尔蒂身边，静静地坐了一个小时，等他死得差不多了才离开。纳博科夫显然有意为之，将一个杀人场面叙述得如此花团锦簇，又彼此瓦解，像一个好笑的游戏一样，本来应该血腥的寻常杀人场面，被有意插进来的糊涂话给解构了。一个面对枪口的人，逃命要紧，哪来这么多闲心喋喋不休，奎尔蒂不是没有机会夺门而逃。用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中的话来说，这是英语文学中关于暗杀最古怪也最令人困惑的描写之一。古怪之处在于，枪击的受害者对于枪击居然采取一种荒谬的、装腔作势的态度，仿佛他是在为观众演出，正如小说家所做的那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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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科的戏仿场景就简单多了：他二话不说，买了一杆猎枪，出发去找那个恶棍。他开了一枪、两枪、三枪，屡屡打不中那青年，直到最后，两个身穿皮夹克、头戴贝雷帽的牧师制服了他。相比纳博科夫的优雅从容，埃科简洁得几乎不像话，不但枪枪不中，还被牧师给逮捕了。显然，埃科并不愿意让一场暗杀变成脱节的演出，也没兴趣接着玩纳博科夫的语言游戏。他近乎潦草迅速地解构了纳博科夫的“暗杀演出”，不管枪法准不准，干脆让他一枪都打不中，还让枪击的目标隐藏了，根本不做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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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误读》的序言中，埃科将自己创造的这一叙述体裁命名为“混成模仿体”，“蓄意插科打诨、装疯卖傻”，虽然看上去不那么斯文体面，但埃科说，“如果新先锋派的作品在于把日常生活和文学语言颠覆得面目全非，那么插科打诨、装疯卖傻也应该属于那个活动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写作风格，怎么谈论仿讽体的内在精神，言之为戏仿、解构、无厘头、搞笑，怎么说都不为过。正如埃科的提醒：绝不要怕走得太远。如果目标正确，它就是向人们预示了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况且埃科自己就走得够远的。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学者的埃科显然不会仅仅为了插科打诨，就根据《洛丽塔》，戏仿一篇《乃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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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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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这样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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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警察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叮嘱不要讲出去，更不要写成文字，以防被当事人看见，来找他麻烦。为了扩大这个故事的教育范围，我冒着他被人打的风险写了下来。他是这样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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