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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杨静远《让庐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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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远是一位翻译家。我过去读过她的《写给恋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那本书是她和恋人间的通信。我研究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从中得到许多有力的材料，特别是当时中国大学生为什么会急剧“左倾”，她那本书信集中有很生动的例子。杨静远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她是杨端六和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的父母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子中的重要成员。武汉大学在抗战爆发后到了四川乐山。杨静远和恋人的通信时间约在1945到1948年间，这次出版的《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则是1941年到1945年，恰好是她完整的大学生活记录，两本书联系起来看，对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极好的第一手材料。杨静远当时的邻居和老师均为一时之选，所以这本书记的价值是很高的。可惜只是一个选本，据说完整的日记有五六十万字。对日记，我以为还是要完整出版，最好不要删节，因为谁也说不准哪些材料对谁有用，可以印证什么事实。有时候越是小事，反而越有意义。早些年山西出版一个晚清秀才刘大鹏的日记就做了节选，最后想用这本日记的人，还得设法再去图书馆查。还有竺可桢日记，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大册经过删节的日记，对研究者来说还是不够，最后还得出版一个完整的。日记是属于文献类的历史材料，主要阅读对象是研究者，所以删节最要不得。为了避讳做一些手脚也没有必要。像前年出版的宋云彬日记，作了删节研究者也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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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让庐日记》，涉及当时武汉大学许多教授的生活和思想，如朱光潜、周鲠生等自由知识分子，还有当时的教学和学生的读书情况（特别是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书中详细记载了她当时读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感受）。因为日记是第一手的材料，所以看起来很生动，它的价值一般说来要高过回忆录好多倍。这本日记对了解当时大学校园生活很有帮助。现在有些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对当时的大学生活描写太离谱，就是因为不注意看日记这一类的材料。学生的日记与成人还不大相同，主要是有思想变化。像杨静远这本书记，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对国民党失望，而对共产党产生兴趣。通过阅读日记，研究者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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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4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有三种材料比较可信。一是当时出版的年级纪念册，二是当时的校刊，三是学生的日记。这三种材料对看起来才能还原当时学生的生活，在这方面，一般的回忆录只能参考。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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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研究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当年她参加《西风》征文得奖的情况。她本人的回忆，研究者如水晶、赵冈对这件事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件事最后还是陈子善看到了原始的《西风》杂志，经过考辨最后才还原了真相。杨静远比张爱玲小两岁，当时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常常给杂志投稿。她在1942年8月5日和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阅读《西风》杂志的感受，并记下了当时征文获奖的情况。虽然有个别笔误，但大体是准确的。这个材料恰好可以对陈子善的张爱玲研究做一个旁证。当时杨静远也参加了比赛，可惜落榜了。她在日记中说：“看焕葆借给我的《西风》征文集。这种文章完全是仿美派的，内容空洞，但文字轻松，看起来很舒服，可供解闷，但也不见得写得十分好，我相信我那篇落第的苦命小说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篇不差。”对张爱玲的获奖作品《天才梦》（《我的天才梦》），杨静远的评价是“材料都很好，却不动人”。这些材料对研究当时文坛的风气都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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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从相关材料中看出问题不是本事，从没有关系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和材料才是本事。作为智力活动，如今学术研究中最少见的就是才气，因为大家都喜欢从直接文献中看材料，特别是有了互联网，更容易偷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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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从《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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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书摊上买到过几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农业方面的书，主要是邹秉文、沈宗瀚、董时进等人的著作。如果我们把历史连起来观察，会发现中国早期凡和美国有联系的事情，最后的结果都是我们受益，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特例。不是说美国完全没有做过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而是说，凡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方针上，向美国学习基本都是对的。现在国际公认台湾的农业世界一流，这固然与台湾的自然条件有关，但也与台湾在农业方面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相关。台湾现在出版有大量关于“农复会”的资料，随便翻一下，都会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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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是一本文件汇编，1948年印刷，非卖品。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农林水利地政等二十一学术团体”。本书的来源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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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3日，中美两国签订了关于经济援助的协定，这就是著名的《中美双边协定》，由王世杰和司徒雷登代表中美两国签署。这个协定是根据美国国会1948年援华法案制定的，目的是帮助中国稳定经济和建立和平。在这个协定中，规定援华经费中应有一个很大的比例要用于中国农村建设。吴相湘《晏阳初传》中专门讲过这件事，因为在这个协定中提到了晏阳初的名字。《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就是为落实协定中复兴中国农村的要求，由当时中国二十一个学术团体做出的计划，参加者多是当时中国各行业中著名的专家，如沈宗瀚、傅焕光、乔启明等，主要负责的是邹秉文。这个计划应当说是中国比较完善的一个农村复兴方案，也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纲要，它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它是在世界农业发展的格局中观察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个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土地改革及中国农村经济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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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很落后的国家，但负责农业复兴的领导和主要人才却并不落后，他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观察非常深刻，可惜因为时代的变化，这些人都没有能在中国内地的农业中发挥作用。像沈宗瀚他们，在台湾农业方面的作用，现在是人所共知，而邹秉文他们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中国早期农业方面的专家以出身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系的学者为多，如邹秉文、董时进、沈宗瀚等。当时中国的农科，发展得非常好，各大学农科教授以留美学者为主，美国农科教授在中国的也很多，如卜凯等人，对中国土地和农业非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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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完成的前两年，曾建立过“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当时中方的团长就是邹秉文，副团长兼秘书是沈宗瀚，美方的团长是赫济生（Claude Burton Hutchison），副团长兼秘书是穆懿尔（Reaymond T. Moyer）——穆懿尔曾在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做过农科主任，1949年后代表美国负责和台湾的农业合作。这个代表团1946年在中国考察了近三个月，完成一本《改进中国农业之途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报告是由邹秉文和赫济生负责完成的，与《中国农村复兴计划书》合起来评价，可以说这是两个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完整计划。它是建立在对现代世界农业细致观察基础上，制定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上世纪40年代初，董时进写作《中国农业政策》（商务印书馆）时，当时中国农学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基本没有分歧，台湾后来的农业道路，大体是朝着他们制定的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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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出版的《观察》周刊第二期上，曾发表过徐盈以“观察特约记者”身份写的一篇通讯，对当时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的工作有许多批评。那时徐盈已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他的看法自然不奇怪。这篇通讯的题目是《中美农业合作：赫济生、穆懿尔、邹秉文、沈宗瀚的中国农业观——十年来屋顶花园式的农业试验全盘失败不顾现实的农业政策徒然浪费国家公帑》。徐盈这篇通讯充满了对美国的不信任，主要观点已没有必要复述。但当时徐盈提的几个问题，今天看来还有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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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徐盈问邹秉文对华北的粮农有什么看法时，邹秉文回答：“农民高兴种什么，就种什么，我们不能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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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盈和赫济生谈到中国农场太小的问题时，问道：“你是不是同意金陵大学教授布克博士的土地利用的分析呢？”赫济生做了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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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盈又问：“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华农学会谓，三千年来中国农业不能由手工过渡到机械化，是由于官僚制度的作祟，你以为？”赫济生以自己中国的知识不够为由，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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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盈本人是金陵大学农科毕业，应当算是卜凯的学生，但对美国的态度却是“左倾”的，这也很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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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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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一般都知道英文《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 Plays）这本书，但我注意到真正使用过这本书的人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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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1948年辅仁大学印刷的，严格说不是正式出版物，所以可能流通不广。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在前言里专门提到宋淇送他的这本书非常有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施蛰存先生有一篇短文，专门谈这本书和苏雪林的关系，但那个时候许多事情还不能明说，所以对这本书，施先生的评价也不高。他说他有这本书，不过写作还是凭记忆，当时书并不在手边，所以对这本书的叙述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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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通常都认为是善秉仁，其实这个说法也有问题。关于此书的编辑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普爱堂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法文丛书，共有五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批评和文学研究”，共有四本书，此书即其中的第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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