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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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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一般都知道英文《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 Plays）这本书，但我注意到真正使用过这本书的人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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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1948年辅仁大学印刷的，严格说不是正式出版物，所以可能流通不广。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在前言里专门提到宋淇送他的这本书非常有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施蛰存先生有一篇短文，专门谈这本书和苏雪林的关系，但那个时候许多事情还不能明说，所以对这本书，施先生的评价也不高。他说他有这本书，不过写作还是凭记忆，当时书并不在手边，所以对这本书的叙述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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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通常都认为是善秉仁，其实这个说法也有问题。关于此书的编辑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普爱堂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法文丛书，共有五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批评和文学研究”，共有四本书，此书即其中的第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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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由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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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苏雪林写的《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Present Day Fiction & Dram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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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赵燕声写的《作者小传》（Short Biographies Of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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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善秉仁写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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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书中的顺序，书的封面顺序是以善秉仁所写为总题。苏雪林的文章是一篇论文，大体上也可看成是一部简略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史。确切说，这本书是三人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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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到这本书是从常风先生那里。北平沦陷期间，常先生在北平，与善秉仁熟悉，他称善秉仁“善司铎”。1948年秋天，梁实秋最后离开北平，当时在北平的文人曾有一次聚会，最后还留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上面就有这位善秉仁。这张照片常风先生曾寄给梁实秋，梁实秋有一篇怀念李长之的文章中专门说到过此事，他把照片上的人都一一认出来，但其中一位他想不起名字，只说是“赵君”，想来这位“赵君”可能就是“赵燕声”。梁实秋对当年在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评价很高，认为他们中有许多饱学之士，经常和中国的学者文人来往。我曾为这张照片写过一篇说明文字，刊在前几年出版的《老照片》杂志上。因为有这个印象，后来在旧书摊上看书就比较留意，多年未见，后来还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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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印刷的时间是1948年，大体上可以看成中国现代文学结束期的一个总结。作为一本工具性的书，因为是总结当代小说和戏剧以及相关的作家问题，它提供的材料准确性较高。特别是善秉仁编著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主要是一个书目提要，虽然有作者的评价，如认为适合成年人、不适合任何人或者干脆认为是坏书等，但这些评价现在看来并不是没有价值，我们可以从他的评价中发现原书的意义，就是完全否定性的评价，对文学研究来说也不是毫无意义。当时张爱玲出版了三本书，分别是《传奇》《流言》和《红玫瑰》（原名如此），提要中都列出了，认为《流言》适于所有的人阅读，而对《红玫瑰》是否定的，建议不要推荐给任何人。对《传奇》则认为虽然爱情故事比较危险和灰色，不合适推荐给任何人阅读，但同时认为，小说叙述非常自由和具有现代风格，优美的叙述引人入胜且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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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纂有非常明确的宗教背景，前言开始就说明是向外国公众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但同时也要保护青年、反对危险和有害的阅读。作为中国早期一本比较完善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本书的价值可以说是相当高的，除了它丰富和准确的资料外，苏雪林的论文也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它基本梳理清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发展脉络，而且评价比较客观。它对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有正面的评价，对老舍、巴金的文学地位也有较高评价，对新兴的都市文学作家群、乡土作家群、北方作家群等，都有专章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地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基本都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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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鲁迅去世后，苏雪林曾有信给蔡元培，信中骂了鲁迅，胡适为此事曾批评过她。但在本书中，叙述中国当代小说，苏雪林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鲁迅，她说无论什么时候提到中国当代小说，我们都必须承认鲁迅的先锋地位。她这篇专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单独译出过，如果看她后来对鲁迅的评价，我们对她的理解可能会更全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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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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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过一次设在北京大学南阁的“燕京大学校友会”，印象中是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在一起的。这两个校友会出版过很多回忆录和纪念册，我当时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特别是《燕大校友通讯》，其中很有一些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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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我偶然得到一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随便看了看，就把过去关于燕京大学的史料找出来查了一下，发现燕京大学研究院这个机构很少有人提到，至少详细的回忆文章还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些回忆，但也非常简略。我手边有1936年印刷的《燕京大学一览》，其中有一些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但只是例行的公文程式，生动的东西没有。而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却是当时燕京研究生真实生活的记录。这本书是三十二开本，用纸非常精良，没有标明出版期数，1939年印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课，1943年才在成都复校。在抗战期间，再印这样纪念性会刊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本会刊可以看成一本早期“燕京研究院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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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早年的燕京大学了，可是二十年前，要谈燕京大学还有许多忌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其实那个时候关于燕京大学还谈不上研究，只是有局限性地肯定它的一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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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燕京研究院的院史，我以为可以和近年人们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有一比。它们建立的时间差不多，都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只是比较单一的国学研究院，而燕京研究院却是比较完善的现代研究生教育体系，它设有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及生物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国文系研究部、哲学系研究部、心理学系研究部、教育学系研究部、物理学系研究部、社会学系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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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本来还有新闻系和经济系，是因为本科生修研究生课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这个办学思路和我们今天恰好相反。当时院长是陆志韦，洪业负责文科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理科研究所所长是胡经甫，法科研究所长是吴其玉，其他各系教授均为一时之选，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当时燕京研究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学生虽然不算少，但真正得过学位的还不多。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当时清华是国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国立相比，更能见出中国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时对西方文化的包容性，私立和国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国立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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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这一段情况判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在十年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日后基本上成为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学术力量，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如此人才辈出，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为什么早期中国人办文化事业，几乎样样都行？其实就是在事业初期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较有胸怀，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由发展，最后必有大的收获。蒋梦麟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就多次特别提到过，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成绩，也就是说基础都打得好，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观察，大体也是这样。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务会议细则及相关的奖励规则和财务制度，大体都是西方人做事的风格，程序设计体现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对学生的来源就强调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教育部立案者）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是教会大学，院章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作，但得提出用外国文撰作之副本。”虽然今天看来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人们过去对教会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其实有一些简单，以为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对民族情感有些妨碍，但看燕京大学后来的成绩，一般说来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强一些。因为外人在华所办的机构中，其实主要成员还是中国人，此点蒋梦麟当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并提出过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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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会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历届校友名录和当时（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们的研究情况。那时每届研究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八九人。从1928年开始，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试举几例。如国文系1931年有郑德坤、1932年有顾廷龙、1935年有吴世昌，1936年有陈梦家等。历史系更是人才济济，先后有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有谈家桢、毛应斗、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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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度，在读的研究生有四十六人，这四十六人中后来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锺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庭燧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何炳棣后来回忆道：“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锺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二十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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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研究院后来公认出人才比较多的是历史系、国文系和社会学系，这个现象也恰好印证早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时燕京是既有大楼，也有大师，二者得兼，人才辈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当时文科研究所中的历史学部，除了洪业为所长外，还有六个人，分别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国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邓之诚、张尔田、齐思和、张星烺。国文系是郭绍虞、容庚、顾随、董璠、刘盼遂。社会学系是赵承信、杨堃和吴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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