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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钱锺书与拉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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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几年来，学术界很注意考察拉斯基（H. J. Laski）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相关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不过完全的新材料还不多见。研究拉斯基与民国知识界的关系，主要是注意到当时拉斯基和哈耶克的思想都已形成，何以民国知识分子重拉斯基而轻哈耶克？解读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助于人们判断某种理论思潮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说来，民国知识分子对拉斯基思想比较推重，是发现了拉斯基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因素，而哈耶克对集权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常常为人忽视。但对拉斯基思想保持另外态度的学者，也不是没有，钱锺书算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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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第七章结尾时，有一个细节。赵辛楣因为和汪太太的关系，要赶紧离开三闾大学，他走的时候把一些书留给了方鸿渐。钱锺书写道：“凑巧陆子潇到鸿渐房里看见一本‘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小册子，是拉斯基（Laski）所作的时髦书《共产主义论》，这原是辛楣丢下来的。陆子潇的外国文虽然跟重伤风人的鼻子一样不通，封面上的Communism这几个字是认识的，触目惊心。他口头通知李训导长，李训导长书面呈报高校长。校长说：‘我本来要升他一级，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这个人倒是可造之才，可惜，可惜！’所以鸿渐连‘如夫人’都做不稳，只能‘下堂’。他临走把辛楣的书全送给图书馆，那本小册子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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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围城》里提到的书，没有一本是钱锺书编造的，都是钱锺书平时熟悉的著作和杂志，钱锺书有深刻印象的东西才会在写作时浮现出来——写小说不同于做学问，都是信手拈来，不必时时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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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这个细节虽是信笔写出，但细读却有深意。钱锺书平时极少专写政论文字。他不习惯专门写文章来表达对政治的态度和判断，但不等于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现实没有看法。赵辛楣在《围城》中的身份是留美学生，专业是政治学，对当时的政治思潮自然应当熟悉，在他的知识范围内，民国知识界的思潮应该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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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蓝田国师教书的时候，储安平也在那里。储安平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来还根据当时的讲义出版了一本《英国与印度》。储安平在英国学习时，最喜欢拉斯基的学说，到了他办《客观》和《观察》时，在英美政治学思潮中，他也最欣赏拉斯基。他前后办过两本周刊，其中对西方政治学者介绍最多的是拉斯基。拉斯基在中国的学生，如吴恩裕、王赣愚等，基本都成为储安平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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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读《围城》的这个细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老潘”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条材料：“胡适对韦莲司提及‘家庭大学丛书’中的一本，联想到我之前在翻译以赛亚·伯林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环境》序言时遇到的‘Home University Library’如何翻译的问题，正对此解。胡适提到的Euripides and His Age（By Gilbert Murray，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与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正是同一丛书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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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质平的《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常在手边，但没有注意这个细节。现在我把这个材料和《围城》里提到拉斯基的情节联系了起来。钱锺书《围城》中也提到了“家庭大学丛书”，大概这是欧美老牌政治学一类的丛书，希望以后能多留意这方面的情况，不过以常识判断，钱锺书既然提到了拉斯基的书，说明他对这套丛书很熟悉，不会只读拉斯基这一本，比如伯林这本，应当也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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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黄肇年片断的译文就曾在《新月》杂志发表，当时钱锺书也是《新月》的作者，应当熟悉拉斯基的情况。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最早由黄肇年译出，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黄肇年在南开大学翻译此书时，曾得到萧公权、蒋廷黻的帮助，后来商务再版此书时改名为《共产主义的批评》，收在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的“社会科学小丛书”中，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书。1961年商务又作为内部读物重译了本书，改名为《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齐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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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拉斯基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后，我们再来分析《围城》的这个细节。从钱锺书的叙述笔调判断，他对本书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多少带有否定的意味。他说这是一本“时髦书”，以此可以观察当时知识界的风气。陆子潇拿该书告密，说明当时大学中对“共产主义”的防范。高松年知道此事后的感觉是：“谁知道他思想有问题，下学期只能解聘。”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是一本学术著作，并非宣传品，但“Communism这几个字……触目惊心”，钱锺书在小说中描述的这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他的知识结构和对流行思想的感觉，这对我们研究钱锺书很有帮助。1935年，钱锺书曾写过一篇读《马克思传》的随笔，他评价该书：“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像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分为多，绝无犹太臭味，极为新颖。”（《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6年）从各方面的细节判断，钱锺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一类思潮和人物有相当认识，至少他对“拍马的书”很不感兴趣。钱锺书对当时流行思潮保持警惕的习惯，可能影响了他一生的选择和判断，以此理解钱锺书的独立性格，应当是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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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钱锺书与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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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锺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锺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锺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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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锺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锺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锺书看不起他们。傅璇琮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锺书题写，他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1]这是钱锺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对傅璇琮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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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钱锺书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本来钱锺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钱锺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锺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李国涛在《钱锺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40年代，钱锺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锺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锺书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锺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锺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地是指鲁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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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锺书《小说琐证》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锺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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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锺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锺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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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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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锺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锺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锺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锺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锺书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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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锺书读书的时代不可能不读鲁迅的书，这篇书评只透露了一个信息，钱锺书是读鲁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钱锺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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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师林语堂因时崛起，倡幽默文学以为天下号；其为文章，微言讽刺，以嬉笑代怒骂，出刊物，号曰《论语》；而周树人、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之流，胥有作焉。……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悦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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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对周作人的评价是：“阿英有现代十六家小品之选。自作人迄语堂，附以小序，详其流变；吾读之而有感，喟然曰：此岂‘今文观止’之流乎？作人闭户读书，谈草木虫鱼，有‘田园诗人’之目。然流连厂甸，精选古版，未知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之渊明何如？苦茶庵中又不知有否‘田父野老’之往还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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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特别注意这一段对周作人的评价：“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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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锺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此点可说明钱氏父子的文学观非常接近，是父影响子还是子影响父可以再作讨论，但这个事实提醒研究者注意，钱锺书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来源，很有可能与他父亲有较大关系。如果确定了这一事实，对理解钱锺书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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