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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桌上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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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咖啡馆不仅是各种新闻的集散地,咖啡馆内的自由辩论还是当时许多刊物直接的消息来源,泡咖啡馆的各色人等则是诸如《闲谈者》与《旁观者》此类刊物最主要的读者。《闲谈者》的创办者艾迪逊曾明确指出:《闲谈者》主要针对“那些更多生活在咖啡馆,而不是他们的店铺里的富裕市民”。言外之意,《闲谈者》主要供关心公共事务的市民阅读。在轻松、愉悦而又开放的氛围中,这些道德文章教导民众、开启民智,在有意无意中承担了思想启蒙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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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闲谈者》的思想启蒙作用,斯蒂尔一开始似乎就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斯蒂尔曾在《闲谈者》的创刊号中阐述了他创办《闲谈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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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为英国的上流阶层所出版的报纸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某些地方也值得称赞,但这些报纸似乎并不符合这些叙述的主要目的,谨此我表达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些叙述应该主要供与政治有关的人阅读,这些人有很强的公共意识,他们留意国家事务而无暇顾及自身事务。当今,这些绅士中的大多数都饱含热情但才智稍逊,因此,(报纸)提供一些文章既是慷慨之举又是十分必要的。在读完这些文章之后,国民中有价值的而且受到良好影响的成员就可能被指导着去“思考什么”,这是我的报纸应该产生的结果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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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逊则把自己看成是风俗和道德的检察官,在他的主导下,《闲谈者》与《旁观者》致力于“揭穿生活中的骗术,扯下狡诈、虚荣和矫情的伪装,在我们的衣着、谈话和行为中提倡一种质朴无华的作风”。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阅读大众”自我启蒙的读物。正像艾迪逊在《旁观者》第十期中所说的:“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室、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桌、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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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迪逊还十分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他在布顿咖啡馆设有一个狮子头状的信箱,读者把信从狮子嘴里扔进去。读者来信每周刊登,题为“咆哮的狮子”。艾迪逊曾写道:“这个狮子头张着贪婪的大嘴。它吞下与我有通信来往的人送来的信件和报纸,它表明了我的决心,要对通过狮子头送到我手里的所有事务都给予特别的关心……不管这狮子吞下的是什么,我都会消化它们而为公众所用。”慢慢地,像艾迪逊这样的文人不再恪守奥古斯都古典文学繁冗的创作原则,而与日常生活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一种简单明快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也从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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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者》与《旁观者》侧重社会评论及文学评论,开创了一种随笔报刊模式,它们的成功吸引了众多模仿者。继《闲谈者》与《旁观者》之后,此类随笔性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像《低语》、《女闲谈者》、《漫步者》、《历史学家》、《检查员》、《隐士》、《朝圣者》、《教导者》、《流浪者》、《自由思想者》、《考察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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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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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刊物模仿《闲谈者》与《旁观者》,通常刊登一些风格不同的短小文章,涉及道德、文学,面向不同的社会群体。据相关统计:从斯蒂尔创办《闲谈者》,到1750年约翰逊博士出版《漫步者》,在这段时间内,英国社会上出现的这种随笔式报刊达106份,这个数字还仍然只是全部报刊数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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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闲谈者》与《观察者》存在的时间都不长(《闲谈者》在1711年停刊;1712年,《观察者》因印花税法案而夭折),但它们内容丰富,风格隽永,曾风行一时;它们侧重社会评论与文学评论,开创了随笔报刊的新模式。随着《闲谈者》与《旁观者》的流行,随笔及社论逐渐成为许多报纸的主要栏目。艾迪逊与斯蒂尔不仅激发了英国公众强烈的阅读欲望,还提升了他们的欣赏品味,培养了他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习惯。“闲谈者”与“旁观者”这两个名字就恰如“咖啡馆中聚众围坐侃侃而谈者口中所言,或举盏旁听颔首而笑者耳中所听”,令读者感到无比亲切。报纸与咖啡馆的联姻、融合,逐渐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在咖啡馆的广泛阅读,读者逐渐培养起批判的意识,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公众观念虽然“尚未真正出现,但已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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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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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加斯所绘“诗意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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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为生计写作”,今天这句话虽然依然会引起诸多争议,但它已成为很多体制外文人的生存方式,因此为公众所理解和宽容。但对格拉布街文人而言,“为生计写作”除了反映了他们艰辛的生活,更多的则承载了世人的鄙夷与不齿。让我们暂且摘掉偏见的有色眼镜,退回到历史的语境,触摸当时格拉布街文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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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计而写作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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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政论者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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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戈尔多芬伯爵收到牛津伯爵兼北方部国务大臣罗伯特·哈利的一封信,哈利在信中建议戈尔多芬伯爵以女王的名义秘密给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囚犯送一笔钱,帮助这名囚犯交上罚款,早日获释出狱。经过哈利的斡旋,这名囚犯接受了来自政府的“赞助”,并于当年11月被获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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