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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大众的政治刊物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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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印花税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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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专门法案,大幅度提高对小册子等出版物的征税额度。按照这个法案的规定:所有的印刷出版物,半印张或小于半印张者,每份课税半便士;半印张以上不超过1印张者,每份课税1便士;超过1印张(4页)而不足6印张者,印课税2先令;超过6印张的书籍、税单、报表均免税;每则广告课税一先令,小册子每期每印张课税两先令。此外,政府还规定:所有的定期出版物必须刊印印刷商的名字及地址。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印花税法案》。虽然《印花税法案》的征税范围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印刷出版物,但对时任英国国务大臣的托利党政要博林布鲁克而言,他真正想要对付的则是那些评论托利党政府政策的印刷品,其中以报纸和小册子为主。正是以博林布鲁克为首的托利党政府操纵着议会通过了这个法案。博林布鲁克为何如此仇视小册子等印刷出版物,要与它们为敌?故事还要从几年前的一场战争说起。几年前,同情托利党的作家斯威夫特写了一本激进的政治小册子,正是这本小册子把托利党送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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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阴云已在英国盘旋近十年,英国国内各界的反战人士尤其是托利党人对英国的参战早已提出了各种异议,但好战的辉格党政府却丝毫没有退出战争的意向。漫长的战争引起国内民怨沸腾,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停战主张,其中,一份名为“盟国的行动”的小册子尤为引人注目。这位小册子作者写道:“十年漫长的战争后,我们已经胜券在握;这时却告诉我们和谈仍遥遥无期,真是令人惊奇。世上还有这等事!不论何派何人,都不禁怀疑被人利用,不禁怀疑得胜的消息是否属实,我们都急切地想要知道为什么和谈无法达成,究竟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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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的行动》作者斯威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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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的行动》出版后,很快引起英国社会反战人士的共鸣。社会舆论对反战的托利党人十分有利。在此之前,托利党已经利用辉格党失去民心之机赢得了1710年的议会选举,组建了新政府,并由党内的两位要人担任政府要职,其中罗伯特·哈利任财政大臣,博林布鲁克任国务大臣。上任后的托利党人首先罢免了战争总指挥马尔伯勒公爵英军总司令的职务,积极寻求与法国和谈。同时,博林布鲁克还利用有利的舆论,马上着手创办报刊,大力抨击辉格党的对外政策,宣扬停战主张。《盟国的行动》就这样应运而生。在这份长达几百页的小册子中,斯威夫特列举诸多事实,无情地揭露辉格党人有意拖延战争的用心,对促进和谈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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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年,参战各国终于齐聚荷兰中部城市乌特勒支签订了《乌特勒支和约》,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此结束。这场反战斗争能取得胜利,斯威夫特所写的《盟国的行动》功不可没,这件事生动地体现出了笔的力量有时大于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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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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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党围绕着是否停战而展开的舆论角力中,面对托利党人的舆论攻势,主战的辉格党人也不甘示弱,辉格党的宣传家也积极撰写小册子,反驳托利党人的质询。实际上,在1715年前后,像《盟国的行动》这样言辞激烈的小册子很常见,小册子仍然是表达激进政治言论的主要载体,与之相比,报刊的政治态度则一直比较温和。时任托利党人掌门人之一的博林布鲁克对小册子的威力心知肚明。为巩固托利党的统治,打压辉格党的舆论宣传力度,就出现了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1712年博林布鲁克操纵议会通过《印花税法案》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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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布鲁克本意是想借《印花税法案》压制批评托利党政府的小册子等出版物,清除异见。但实际上,《印花税法案》的打击面却远远超出了博林布鲁克最初预想的范围。对正处于幼年的整个格拉布街而言,印花税确实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斯威夫特在给他的精神恋人斯黛拉的信中写道:“它们(印花税法)是意图向所有的一便士报纸每半个版面课税半便士,这将彻底摧毁格拉布街。”艾迪逊在《旁观者》中写道:“我担心我们中间的周报历史学家极少有人能够经受得住印花税的重压。”他甚至预言:“印花税颁行之日,即是作家们挂笔之时。”当《印花税法案》在1712年表决通过时,斯威夫特断言“格拉布街已于上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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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法案一通过就导致了多家报刊停业。仅在伦敦,就有《杂录》、《补遗》、《考察者》以及《老实人》等多家报社歇业。在报刊发行量较小的各郡,因印花税法停业的报刊至少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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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的报刊都坐以待毙,格拉布街随即与政府展开周旋。报纸想方设法利用“印花税法”的漏洞来偷逃纳税。原来,1712年《印花税法案》在措辞上存有漏洞:在规定大于半印张至1印张报刊的税率时用的是“for every printed copy”,即每份报刊课税1便士;在规定超过1印张但不及6印张报刊的税率时所用的措辞则是“one printed copy”,这可以理解为每期,或者每一印次或者每一印版中每印张课税2先令,而不是按照报刊份数课税。三周报《不列颠信使》是第一家利用《印花税法案》这个漏洞的报纸。印花税法刚一通过,《不列颠信使》就开始增张扩版,由此前的一印张(4页)扩充为一印张半(6页)。其他报纸也纷纷仿效《不列颠信使》的做法,至少将页面扩充到一印张半(6页)。由于英国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平稳,可报道的新闻较少。为了充塞版面,有些报纸还纷纷借鉴小册子的成功经验,把政治随笔、评论作为报纸的头条新闻,而且在设计版面时使用大字体、长标题等以填满篇幅,其中以周报最为典型。当时出版的周报多数都超过6印张,因为按照印花税法的规定:超过6印张的书籍等一律免税。18世纪2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采纳这个办法。这不仅直接促成了报纸政评类文章数量的增长,还致使1712年的印花税法的规定几近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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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格拉布街扩充版面、偷逃纳税的实际情形,1725年,政府在第一个印花税法的基础上又颁布了第二个印花税法,堵上了被格拉布街利用的漏洞。各家周报又纷纷将报纸的版面由6页(面)压缩为4页(面),4个版面的周报流行起来。4版面周报由3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即:随笔或者社论、新闻及广告。随笔、社论在第一版,新闻在第二版和第三版,广告在第四版。此外,造纸、印刷技术此时也有所进步,可以为各家报纸提供更大型号的纸张。多家报刊利用这种进步,扩大每版的页面尺寸,压缩刊头的大小,为社论性的文章留出更大空间。社论的数量较以前大为增加,扩充到每个版面三个小专栏。这种版面形式日后逐渐成为报纸的固定版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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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法意外地增加了报纸上政论文章的数量,而且就时效性而言,报纸上发表的政论文也优于小册子,政论文的作者通常可以连续几周阐述同一个问题,还可以追踪报道、阐述。更重要的是,评论者可以使用强大的武器——复制品。因此,报纸很快取代小册子成为政治评论的主要工具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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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法颁布前后,伦敦出版的刊登政治评论的报刊有:约翰·塔钦的《辉格考察者》①、笛福的《评论》、斯威夫特的《考察家》、纳撒尼尔·米斯特的《周刊》以及《伦敦周刊》等,其中尤数《周刊》刊登的政治评论文章最为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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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政治刊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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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5月,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大宪章路,兜售报刊的小贩正在起劲地叫卖一份名为《周刊》的报纸。《周刊》包罗万象,刊载的文章通俗易懂,对时事的评论大胆而激进,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引来了为数众多的读者。大家争相传阅,阅毕还意犹未尽地讨论一番,社会上一时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周刊》一时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刊物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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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的成功首先在于它是当时第一份冒险刊登强烈反政府言论的周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刊》的创办者纳撒尼尔·米斯特的政治立场。米斯特是大名鼎鼎的格拉布街出版商、记者,但关于他的早年生活我们知之甚少。米斯特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1716年,当时他经营着一家业绩不错的印刷所,并于当年开始出版自己的处女刊——《公民》。但不幸的是,《公民》艰难维持,仅出版了9期就寿终正寝。次年,米斯特的另一份刊物《星期三日报》问世,但也仅发行了5期;1718年米斯特又创办了《娱乐者》,《娱乐者》成功发行了38期,此后也与其他刊物合并。1716年5月,米斯特又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大宪章路创办《周刊》。在米斯特所创办的上述所有刊物中,《周刊》无疑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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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特在政治上同情詹姆斯党人,所谓“詹姆斯党人”就是指托利党中的一部分成员及一些天主教徒,这些人企图拥戴流亡在外的英国前国王詹姆斯二世及其儿子——人称“王位觊觎者”的弗兰西斯·爱德华——在英国复辟。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自光荣革命后詹姆斯二世及其儿子的行踪。1690年,在光荣革命中被迫出逃的詹姆斯二世一行行至巴黎,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款待,詹姆斯二世随即投靠路易十四,每年从路易十四手中领取100万利弗尔的补助金,就此结束四处流浪的生活,在巴黎定居。11年后,詹姆斯二世病故,法王遂扶植弗兰西斯·爱德华为英国国王,称“詹姆斯三世”,人称“王位觊觎者”或“冒名顶替者”。一些托利党人死硬派及天主教徒追随詹姆斯二世及弗兰西斯·爱德华,希望有朝一日重返英国再造斯图亚特王朝,被人们称为“詹姆斯党人”。在“詹姆斯党人”中,有一部分追随詹姆斯二世及爱德华在海外流亡,另一部分则留在英国“蓄势待发”,米斯特就属于后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周刊》,米斯特雇佣各色匿名作者,斗志高昂、立场鲜明地抨击詹姆斯党人深恶痛绝的辉格党领袖沃波尔。但在抨击的同时,米斯特也很注意把握批判的技巧,对于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是政府明令禁止的,他非常清楚。一旦批判的话题涉及到政治或者涉及到贵族事务,米斯特就用讲寓言、讲虚构的历史故事的方式,巧妙地针砭时事,达到攻击沃波尔政府及汉诺威王朝的目的。尽管米斯特小心翼翼,但一旦他的策略被政府识破,《周刊》以及他本人就会大祸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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