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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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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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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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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介批评以提高新闻专业表现为目标，新闻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专业自律机制。然而，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却并非天然地和谐一致，从理论上看，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需要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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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媒介批评研究者而言，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较少引起关注的问题。有时，研究者完全忽视专业主义的存在，将媒介批评视为独立的领域进行探讨；有时则直接把媒介批评置于专业主义框架之中，对于二者的矛盾与冲突不加考虑。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将影响人们对于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解与认识，从而阻碍媒介批评研究的发展。因为媒介批评不同于文学批评，媒介批评所面临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的社会专业，而非单一个体；媒介批评也不是单纯的赏析，它具有强烈的干涉和介入目的，力图通过批评影响媒介运作和表现。媒介批评与其所批评的对象——新闻媒介——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媒介批评研究不能将专业主义问题纳入思考范畴，则有可能无法正确认识媒介批评的性质；如果完全将媒介批评从属于专业主义问题，则又面临丧失媒介批评的公共价值的危险。因此，针对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上述问题，本文将系统地梳理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期获得有关媒介批评研究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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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媒介批评是指对于大众传媒新闻实践活动的诠释与评价，不包括其他内容。专业主义则是区别于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的一种同行控制模式（Friedson,2001），是一种社会专业与其他社会力量协商专业权限而确立起来的专业“门槛”，即专业精神、专业理想、专业信念、专业规范、专业技能、专业管理权限等的总和。对于新闻业来说，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业对外排除政治、社会力量的干涉，树立权威，对内统一规范、统一管理，以实现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要求，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本文认为，从最终目标来看，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从其性质与标准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矛盾。在理论上，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应当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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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性质的一致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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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探讨的媒介批评只针对媒介的新闻实践。毫无疑问，媒介实践远不止新闻领域，文艺作品（如影视剧、连载小说等）在大众传媒上所占比重远远超过新闻内容。但是，对于媒介文艺作品的批评主要借鉴了文艺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如欧阳宏生，2000；Orlik,2001），不能简单套用于媒介的新闻内容。运用修辞批评或叙事批评的方法分析、批评新闻内容，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Van Dijk,1988；曾庆香，2005），但仍然不能取代基于新闻专业标准或者受众利益的媒介批评，这是由新闻媒介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进而影响了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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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有效运行的一个关键系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监视环境、整合社会和传承文化。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新闻媒介被看做是“第四势力”，具有监督与制衡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的责任与权力。中国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新闻媒介往往被当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兼具宣传与表达、沟通与联络的作用。无论在何种理念下，新闻媒介服务公众的基本性质，获得了普遍认可。因此，如何实现新闻媒介的这些功能、成就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成为媒介管理制度设计的重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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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专业主义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比如美国新闻业，在19世纪90年代走向现代化，媒介企业日渐成为按照专业分工、等级分层的科层机构，经营管理和新闻工作都逐渐走向专业化。而新闻业的专业追求甚至在19世纪中期即已出现（Banning,1998/1999），到20世纪初已较为普遍。在这一期间，新闻界开始成立专业协会、订立行为规则、开展专业教育，等等。但是，这一过程并非完全如施拉姆（1992）所说的“自清”行为，相反，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闻业应对外界压力的制度选择。当时人们对于黄色新闻等问题十分不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者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立法监管、成立非营利的捐赠基金报纸等等。外部控制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在外界压力之下，新闻业也不得不试图通过专业教育和专业自律的方式来维持较好的专业表现、提升专业声望。因此，专业主义是妥协和折中的结果（谢静，2004）。即便如此，新闻业的专业自律机制也不如其他专业（如法律、医药等）严格、奏效，其他专业普遍采用的许可证制度在新闻业遭到了抵制，专业规范常常成为“没牙的老虎”，具有行业仲裁性质的全国新闻评议会也只存活了11年。这种状况反映了西方新闻媒介的两难处境：只有自由的媒介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是当它毫无约束时，又如何保证它为社会服务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没有控制的管理”（control without controlling）（Brown,1974）？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一些学者转而寄希望于不具强制力的媒介批评，如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兰贝斯所言：媒介批评的目的就是提供相当于执照的责任机制，同时避免正式的政府权力的干预（Lambeth,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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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从一种促使专业主义产生的外部因素转变为一种专业自律机制，体现了二者所具有的某种一致性。媒介批评能够帮助新闻业提高专业表现，而又不像行政、司法控制那样具有刚性，也不如专业自治中的准入制度、仲裁机构那样严格，这对于视独立、自主为生命的新闻业来说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开的批评将影响新闻业的职业声望。比如，美国学者大卫·范（Fan,2001）指出，新闻媒介简直就是“自杀的信使”——自己的负面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与社会地位。他的数据统计和相关分析表明，从1973年到1998年的20多年时间里，媒介的自我批评和对媒介批评的报道，是影响人们对媒介信任度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大卫·范用实证研究表达了新闻圈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家丑不可外扬。客观地说，没有哪一个专业总是愿意暴露自身问题与缺陷，新闻业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如此，新闻界总是希望把媒介批评局限于专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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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业自律机制的媒介批评在两个方面受到限制：一是批评者，二是批评的媒介。没有人能够阻止来自新闻圈之外的批评，但新闻圈可以贬低外部批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他们认为外人不是专家，不懂媒介，从而也不能正确评价媒介，而只能从各自的利益或立场出发，企图让媒介为其服务，实现控制媒介的企图。比如，赫赫有名的哈钦斯委员会就没有报社的人参加，调查期间也不对外开放。1946年3月，第一个报告《民族之间的对话》发表以后，因为要求媒介报道真实的信息，马上招致一片反对之声。ASNE主席奈特（Knight）反问：那谁来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呢？言下之意是，只有相信好的报道。他认为委员会成员根本就不了解美联社、合众社等，里面的记者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参见Marzolf,1991）。委员会的思想虽然在新闻教育界、理论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在实践领域，直接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并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和机构来保证新闻媒介践行其社会责任（Gleaso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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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媒介所有人、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对于媒介的控制要容易得多。作为自律机制的媒介批评主要出现于内部场所，如内部刊物、专业杂志、同行交流、内网等。试图通过大众媒介开展的媒介批评往往难以通过层层把关，因此公开的、面向消费者的媒介批评并不多见，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在充斥着对个人或社会机构的批评的新闻媒介上，唯一缺席的批评对象就是媒介自身（例如Brown,1974；Lule,1992）。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绝对，但是，主流媒介上自我批评的稀缺，却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一个老资格的广播网（ABC,CBS,NBC）有常规的媒介批评节目，因为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批评自己。对别的广播网的批评也很少，因为挑战往往被视为另有他图（如自利）（Hickey,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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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大众媒介上有关自身的内容越来越多，许多报纸、广播和电视都开设了媒介专栏，一些著名媒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时代》周刊、《纽约客》等都有关于媒介报道的记者，他们自称媒介条线（media beat，专门报道媒介行业的条线）、媒介记者、媒介批评者或媒介专栏作者。CNN和全国公共电台也有相关节目。但是，媒介报道不等于媒介批评，比如在美国竞选报道中，许多报纸、电视都大量刊发有关媒介自身的报道和评论，但真正的反思不多（Johnson & Boudreau,1996）。虽然记者有时也反思政客操纵新闻的现象，但是，这还只是曝光外在的、非新闻的威胁，而非媒介内部问题，比如报道是如何受到新闻媒介组织所有者和广告主商业利益、组织压力、工作常规、新闻采集和报道习惯等影响，并转而影响受众的（Haa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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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在大众媒介上进行的真正的媒介批评，与其说是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毋宁说是一种象征性仪式，自律的作用有限，而更多的是对外树立形象、建构权威。美国新闻学者鲁尔（Lule,1992）曾深入分析《费城问讯报》在有关避孕药评论风波中的表现，他认为，当时尽管刊载了许多批评，但都未及要害。他认为，要求媒介批评自己，只是一个乌托邦。那么，为什么新闻的当权者会同意并鼓励这样的批评呢？原因即在于，它制造了这样一种幻觉：媒介愿意也能够自我批评，从而排斥、抵消更为深入的批评。通过集中于个别错误和具体缺点，媒介批评排斥了更宽泛的、结构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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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有关西方媒介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分析表明，对于新闻界而言，媒介批评主要是被当做专业自律机制而被接受、使用的。而且，媒介批评的效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某种“差序格局”，即离从业者越近的批评越有效，越远则作用越小。诺星顿（Northington,1993）的调查表明，影响新闻从业者专业理念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日常新闻实践、法律规范、同事、上司、亲朋好友、发行人/经理、新闻学评论、媒介批评家和专栏作家、新闻督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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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应对媒介批评的这种态度，实质上反映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根据专业社会学的观点，专业化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组织起来的职业通过宣称具有深奥的知识、自己对工作的质量负责、服务于社会利益而获得从事某一特定工作、控制其培训和准入制度以及评价其工作的绝对权力（Freidson,1994）。因此，专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化的自治”（organized autonomy）。这种自治有效地防止外人的干涉和监督，但对于内部成员则没有正式的控制，仅仅依靠对不服从者的非正式放逐来实现这种控制。从“权力”视角来看，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关心的是专业的“权限”（jurisdiction，参见Macdonald,1995），并以此来应对与其他专业的冲突。所以，专业主义又是一种“社会性封闭”（social closure），具有自我保护的一面。新闻业也不例外，将媒介批评纳入自律机制，以保护专业自主与自治，正是新闻业的“专业工程”（professional project）。应当说，一定程度的专业主义对于新闻业来说是必要且珍贵的，它有助于维护新闻业所必需的独立性，以实现其服务公众的承诺。然而，过犹不及，如果过于封闭，将维护专业权限视为高于一切，则势必导致狭隘与僵化，引发新的外部干涉和控制，最终仍将不利于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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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反观作为专业自律的媒介批评，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媒介批评的性质。从本质上而言，媒介批评反映了公众对于新闻媒介的要求与期待，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其价值诉求必然是多元的。因此，健康的媒介批评应当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事实上，媒介批评就是一种有关媒介问题的公共讨论，不可能不触及专业权限，更何况一些媒介批评本身就是直接针对这种专业封闭问题的。也就是说，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与专业主义的封闭性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新闻业不可能也不应当将媒介批评封闭于专业内部。更为理想的媒介批评是一种对话，社会公众与新闻专业的对话，既尊重专业自主和自治的要求，又能够帮助新闻业突破有关公共利益的狭隘理解、督促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具体而言，这一要求在不同场景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比如，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建设相对比较完善的美国而言，越来越多的媒介批评试图突破牢固的专业权限，展开更为公开、深入的对话（麦克切斯尼、尼科尔斯，2004），而在刚刚开始专业化进程、专业主义仍然非常薄弱的中国，通过媒介批评展开专业自律和专业意识生产，则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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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标准的一致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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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与专业主义的封闭性冲突，在具体的媒介批评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批评标准的冲突。新闻业反对外部批评的主要理由也跟批评标准有关，因为外部批评者往往不了解专业标准或者不愿意按照专业标准进行评判。比如在美国，客观性原则传统上被认为是专业核心价值，是否客观是评价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不少学者却认为，新闻报道根本就不可能客观，新闻业所奉行的客观报道手段，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性仪式”（Tuchman,1972），实质上维护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因此，客观性不能成为新闻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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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业社会学的观点，遵守专业社区共享的职业伦理和行为规范，是专业主义的重要内容。西方新闻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一些被广泛认可的专业规范，它们不仅成为从业者的行动指南，而且成为专业认同的标志，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仍以客观性为例，与新闻界某些自然化观点相反，历史研究表明，客观性原则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般认为，市场和技术因素是客观性原则产生的两个原因（埃默里等,2001），而舒德森则认为，客观性原则成为新闻专业规范，正是满足了新闻专业实现团体认同和社会控制的需要（Schudson,2001）。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曾经这样描述其新闻专业主义理性：“记者也许是世界上最具多样化的统一体，不是目标的统一，而是手段的统一，一个经过训练的专家统一体”（Lippmann,1920
:67），而采访和客观报道就是专业统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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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闻业并非只有一元化标准。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新闻界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标准与要求，比如客观与鼓吹、管道与独立（韦弗，1994）、守门者与倡导者（詹诺维茨，1994）、中立与参与（詹士栋、史洛斯基与包曼，1994）等等。虽然这些表述各异，但其实质却高度一致。通常，客观、管道、守门、中立被视为新闻专业精神的核心，而鼓吹、独立、倡导、参与则被视为对传统专业主义的挑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从业者并非如此抽象地看待自己的工作（Schudson,1995）。有关的调查显示，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多同时拥有多种媒介观：比如敌对、解释和传播三种观念。结果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同时持解释和传播观，坚持一种观点的只占2％，比1971年的18％下降了许多（Weaver & Wilhoi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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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适度兼容的标准化是专业主义的追求，那么媒介批评则不然。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超出专业界限的批评往往反映了多元的标准与要求，有时甚至相互冲突。比如，女权组织、同性恋群体希望媒介增加对他们的报道、改善其媒介形象，而一些保守团体则批评媒介的这些报道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如果说类似批评仍然以客观为标准（只是各自对于如何客观意见不一），那么有些批评则把矛头对准了客观原则。比如美国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认为，正是媒介的客观报道，导致了公众的政治冷漠，因此新闻媒介应当突破新闻传统“堡垒”，通过积极行动而非旁观似的报道，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和对话（Rosen,1991）。这种观点直接冲击了新闻专业的核心价值理念，遭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传统主流媒介的强烈反对，但是在一些小城镇报纸得到了实践和推广，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新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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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媒介批评价值的多元化与新闻专业所追求的标准化形成了一定的矛盾，也给媒介批评研究带来困惑。比如，美国媒介批评研究者布朗曾指出，媒介批评是一种社会控制：当批评试图矫正媒介专业人员的行为时，本质上是通过改变社会的评价标准，建立一种普遍接受的趣味（Brown,1974）。大众媒介对大众艺术，包括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等的批评，使其自身成为这些艺术形式的一种重要的控制代理机构。通过批评，专业批评家建立起来的标准，成为社会赞成和接受某种艺术形式的标准。不过，对于新闻与艺术批评的标准，布朗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说，新闻批评是事后的，但批评的标准必须事先确立，并为公众、批评家和被批评者所了解。随意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批评对象，则只能招来反对。这等于又为新闻界抵制媒介批评找到了托词。本文认为，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媒介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批评一样，也是在批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普遍接受的规范的，任何单方面的确定都难以获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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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闻专业标准与规范本身就是在是在新闻专业与其他社会行为者的协商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并且，在协商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新闻专业与媒介批评讨价还价，共同推进了专业规范的形成与变革。不过，由于被批评者的强烈抵制，这一协商的过程显得格外艰难，也正因为斗争与妥协的拉锯，不仅影响了规范的确立，也影响了媒介批评的健康发展。新闻规范的矛盾与冲突，既是媒介批评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原因，也是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媒介批评标准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又产生了关联，从而获得某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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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的建构与解构密切相关，用马尔佐夫的话说，“新闻业的每次重大变革都会导致批评的繁荣。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批评家及其批评内容来了解美国的新闻业。”（Marzolf,1995
:49）本文作者曾经分析美国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交互发展的历程：从专业主义的初步确立，到客观性规范的建构，再到社会责任论的挑战以及最近的公共新闻学的替代。这一过程揭示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贡献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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