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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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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的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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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晓华[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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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结合上海沦陷区报刊史料，阐述了其时报刊的文化传播特色：（一）庸俗化、商业化倾向。（二）报刊报道中的政治性。（三）“大东亚文化”策略。（四）期刊中的“怀古抄书”热。（五）女性话语的繁荣。从报刊的实际传播来看，日本的“大东亚文化”殖民宣传是失效的，日伪在上海一直未能确立和实施有效的文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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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沦陷区报刊文化传播殖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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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国后对中国沦陷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各沦陷区由于沦陷时间的不一样，地理区域和文化类型不同以及日伪当局文化专制上的同中有异而带来不小的区别和差异。”[82]台湾被日本占领的“日据”时期，东北三省有中国人的“伪满”政权，华北有王克敏领导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海有汪伪政权，均处于一种“沦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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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沦陷长达14年。在媒体统制方面，大批日本人担任新闻机构或者新闻统制机构的主持人或实际主持人，绝大多数报刊由日本人直接主办。在北京，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报道部实际掌管新闻言论自由，对华北报刊进行了大肆干预，新闻、出版和文艺由日本华北驻屯军报道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负责，主管武德报社和新民印书馆等文化出版机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在上海实行战时新闻体制，上海租界内反日、反汪的报纸全部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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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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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国民党军队西撤，《时报》、《大公报》等多家报刊立即停刊。孤岛时期的其他各报，虽然行销已不及租界以外，但仍保持着激烈的抗日立场。汪精卫的《中华日报》于1939年复刊后，上海舆论壁垒分明，国民党重庆方面与汪伪处于敌对的状态。笔战以外，更杂以枪战、暗杀，新闻界的人士被暗杀者尤其多。上海沦陷后，日伪在查封原公共租界内大批新闻机关的同时，大力加强自身舆论阵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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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上海时期的文化形式一般有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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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直接为日本国家政策服务的殖民主义官办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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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直接主办的《新申报》属于此种类型。殖民主义文艺即鼓吹殖民主义奴化思想，企图以殖民文艺取代中国的民族文艺，将文艺作为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工具。例如，作品中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丑化中华民族，以及出现泛滥一时的“开拓文学”和“大陆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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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政权六年之中，上海、南京是汪伪政府新闻事业的中心。日伪报纸主要有政府机关报《中华日报》[83]，详载日伪言论及施政方针等。周佛海主办的《平报》[84]、李士群主办的《国民新闻》[85]，多刊电讯及译著。《新中国报》[86]上则多兴亚建国言论。此外，著名大报《申报》《新闻报》在太平洋战争后也沦为附逆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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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纯粹汉奸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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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艺中，汉奸文艺是一重要方面，殖民统治者和南京政府竭力扶植汉奸文学和文化刊物，炮制出了一套“大东亚文学”政策，无奈收效甚微。日伪统治的“文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日伪“文化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将作家的创作纳入其“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轨道。有一些民族意识薄弱的作家或者年轻人，他们按照日伪统治者的旨意，创作了为日伪反动政策效劳的汉奸文学。例如描写农民积极修警备道迎接日伪军，纯属无耻编造，严重歪曲真实。另有所谓诗歌，赞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美化日伪傀儡政权。在伪满时期，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东北抗日联军，将联军称为土匪，以“剿匪”为主题的作品在当时曾泛滥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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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社长陈彬龢就是汉奸文艺的典型之一，他主管的《申报》上常常用大字、大红标题为日军宣传“某某战大捷”，其言论立场有时竟超过日本人直接主办的《新申报》。陈彬龢在1943年5月15日创刊的《文友》上发表《对上海文化界的期望》一文，他说：“过去曾经努力奋斗而对文化有过贡献的文化人，有不少已经离去上海。还有不少已经隐退和改业了，我们对于这辈人，不必勉强，当局应有各尊其志的雅量，而且，如果勉强得来的，也决不会有好成果……从事实说，我们诚挚希望，目前可能而且愿意出来为文化努力奋斗的人，不问先进或后进，不问门户或宗派，大家在‘为祖国文化’‘为复兴文化’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为复兴文化而奋斗。”可见当局对于新文学写将并不持欢迎态度，意在培植新的文化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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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友》为大众综合性刊物，以推动“大陆文化”为主旨，在全国各地每日新闻社贩卖店销售。在创刊号“编辑室”中自称为以“大东亚新建设”团结各阶级人士为目的的大众读物，它邀请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驻伪满大使陈济成等撰文，这些都属于汉奸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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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与日伪有染的杂志有：《古今》、《文史》、《杂志》[87]、《女声》、《风雨谈》、《人间》、《天地》、《小天地》、《文艺》、《文友》、《诗领土》、《苦竹》、《中华月刊》、《申报月刊》等一批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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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则是尽量不表明自己观点的模糊文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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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的环境在沦陷区日益严峻，知识分子所遇到的“压制”力量是异国侵略者及其指挥下的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因为各种原因留下的文化人面临着政治和道德上的选择，大多数人处于反抗与投降之间的中间道路，他们的文字里有许多话题是不能涉及的，写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的“小我”话语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这就是所谓模糊的文艺形式。正如通俗杂志《大众》的《发刊献辞》中所言的：“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88]在商业文化、海派市民文学填补战争期间的文化空白之时，政治意识形态以外的创造力和自由，关于日常生活、个人、女性等主题一一得以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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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沦陷时期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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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凡是不合适的出版物全部停刊，文坛所剩多数是日伪方面进行文化殖民所创办的一些杂志，内容八股，十分空洞。对于经过新文化洗礼的上海人来说，这些汉奸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市场，刊登殖民理论的“官方”刊物，被当时人们称做“报销性质的杂志”。日本统治者和南京汪伪政府大力扶植汉奸文学和文化刊物，炮制“大东亚文学”政策，当时留在沦陷区的名家很少，选择直接与当权者对抗或完全投靠日伪政府的文人都在少数，沦陷时期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已不可能存在公开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团体或刊物，但日本文化殖民在上海的影响力比华北、东北沦陷区都薄弱。《华文每日》四周年创办征文揭晓中曾经评论说：“有一点似乎未免有些引为憾事，就是获得奖金的作家中竟没有一个籍贯是属于华中方面的……和平区文化的重心还是在南京和上海，尤以大上海作为新中国文化的心脏。因此，上述一事，也可足证我们今后应密切向新中国文化心脏区取得心心相印的联系，声气相同的结合，始能到达建设大东亚文化的目标。”这段评论证明日本在上海推行的殖民文化统治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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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段时间沉寂之后，围绕着各种报刊，各种文化人作为个体又逐渐参与到沦陷区的言论空间中。其构成相当复杂，有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那些常常被后人指责为“落水”的文人：如陶亢德[89]、纪果庵、文载道、柳雨生[90]等，有海派小说家予且、苏青和张爱玲等人，另外也有通俗小说家如包天笑、秦廋鹃、孙了红等，还有一批新崛起的女性作家，如“东吴系”女作家群等，再有埋头著述的郑振铎、傅雷、钱钟书、杨绛等，还有活跃着的新文学作家李健吾等，新进作家唐弢、师陀、董乐山、尧洛川、马博良、沈寂等。另外在上海仍保持有2000名地下党员的共产党在1943年年初成立城市工作部，巧妙组织抵抗运动。袁殊是《新中国报》社长，鲁风是《杂志》社社长，关露是《女声》杂志编辑，吴江枫是《杂志》社文艺编辑，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另外陶晶孙是以隐蔽方式为中共工作的，而以丁景唐为主的上海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以自由投稿的方式甚至占据了日伪刊物《女声》的主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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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方报纸大肆宣扬汉奸文学、小报上“色情文学”热闹纷纷时，文化人一面要解决生活问题，一面要维持绝对的清白，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文人最后屈服与日本人合作是为了生存，也有一部分对抗战持悲观态度投入了汉奸的阵营，自发地投入“敌营”的文人毕竟是少数。谭惟翰、谭正璧等人都是迫于生计找到了卖文的生存方式。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写和写什么的问题。即：“在异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什么是自己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什么是别人（当局）要自己说，自己又不想说的话，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说。”[91]小说家谭惟翰的话道出相当一部分濒临“失语”状态的作家的困惑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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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沦陷时期的各种报刊，笔者注意到不管是名作家、新进作家，或一般性的投稿者，大家都不愿以真名写稿，多用笔名。当然“言说”环境的严峻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愿意被指认为文化“汉奸”。对于他们来说，沉默就是抗日的一种形式，因此掩盖真面目的笔名也成为沉默的一种手段，笔名的泛滥于是成为沦陷时期文坛的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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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杂志曾在“编后”记中这样推荐两位名家但未署真名的作品：“这篇小说出于名作家的手笔，就我所知，这两位作家，已整整六七年不写稿了，此番鉴于编者的焦头烂额，破例为之。编者遵从他们的意旨，不署真名，乐于刊布，好让老读者，从他们的行文遣词里面去认识是谁的产物，似乎无需编者来加以说明的必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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