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69907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章太炎的激进文风
1704869908
1704869909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也是革命家。论学问，他和康有为是同辈，也是对头，五四时期的北大名教授，大半出自他的门下。章门弟子后来说，老师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可见，此老的人生第一兴趣在政治，学问只能算是他的第二兴趣。清末，以学问闻名而又反清排满的第一人，当属章太炎。
1704869910
1704869911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因仰慕顾炎武，改号太炎，以后这个名字最为人所熟知。他出生在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种子，入蒙未久就从外祖父那里接触到顾炎武、王船山等人的思想，初涉“夷夏之防”。后来的革命史叙事，热衷把领袖的革命思想往前推，以证明领袖天生慧根和先知先觉。辛亥革命后到处流传章太炎八九岁就有革命思想，而太炎自己则说：“是或有之，然少年非有一定宗旨也。”168这个回答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1704869912
1704869913
整个少年时代，章太炎走的都是传统学者的老路，在拼命做学问的俞樾门下从事“稽古之学”，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给他当头一棒，在书斋里再也坐不住了，离开诂经学舍投身政治。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时务报》当编辑，和梁启超同事。他对康圣人的今文经说很不感冒，与康门弟子发生摩擦，一怒之下离开报馆。他与康氏学术殊途，但政见相同，都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所持理由基本相同：革命会引发内乱，内乱则带来外患。他主张用渐进的改良来消解激进的革命。
1704869914
1704869915
1898年秋，戊戌难作。章太炎“跑路”到台湾，特地致信已逃亡日本的康有为，言辞切切，让危难时刻的康有为眼眶湿润，并回了一封热情的复函。在湿热的台湾，郁闷中的章太炎接到回函后欣喜若狂，他在自己任主笔的《台湾日日新报》上说：“眉宇盱扬，阳气顿发，盖不啻百金良药也。”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有人问他你俩不是一向不和吗，干嘛还那么兴奋？他说，我与康“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169。可以看出，此时章太炎的政见并未变。
1704869916
1704869917
1899年，他写《客帝篇》，依旧弹革命导致瓜分的老调。他和康梁一样，继续歌颂光绪帝，说：“且夫今世，则又有圣明之客帝，椎胸啮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他说，既然自古可以“用异国之才为客卿”，那么，我们今天也不妨承认清朝的统治为“客帝”。显然，他对清廷抱有幻想，只要朝廷取消对汉人的歧视，发愤图强，拥护满人皇帝也不是不可以。
1704869918
1704869919
但是，庚子之变又给他当头一棒。北京失守后，逃亡西安的慈禧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的宠臣刚毅对主子的名言进行阐述：“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与家奴；朋友谓俄国，家奴谓汉人也。”来自朝廷高层的混蛋话比革命党的宣传要有效得多，章太炎想到自己还在前一年写了《客帝篇》，简直无地自容，便又写下《客帝匡谬》，狠批自己前文所持保皇论调是苟且之心，要救国必须驱逐满人，从此走上“愤清”道路，再也没有回头。
1704869920
1704869921
1900年7月，唐才常等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章太炎对自立军的勤王宗旨公开表示不满，当场剪了辫子，表示与清廷决裂，也与保皇派划清界限。从此章太炎与康有为不仅学术殊途，政见也相左。没了辫子在当时不是形象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除了干革命没第二条路可走。这年腊月，他回老家过年，正月初一，好友吴保初遣人捎信，说朝廷已知道他的行踪，要抓他，赶紧“跑路”。没办法，他在破庙里躲了几天，风声过后，又跑到上海，躲来躲去，最后在第二年跑到日本去了。在日本与孙中山相识订交，才算找到了组织。
1704869922
1704869923
到了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结识一班小“愤清”，就是章士钊、张继、邹容等人，并与他们结为把兄弟。几人中，章尤与十七岁的邹容投契，邹容拿出刚写成的通俗小册子《革命军》请章大哥帮忙润色，太炎一读之下，很有感慨：“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170他很欣赏邹容著作的通俗易懂，不仅为之作序，还忙前忙后帮助刻印出版。
1704869924
1704869925
那时候，谈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但在报业集中的上海，报馆还不敢像香港和日本的报纸那样放言无忌地反清排满，有之，则从《苏报》开始。
1704869926
1704869927
这年五月，太炎的本家小老弟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对一直苦于没有舆论阵地的几个把兄弟来说，简直是打瞌睡有人送枕头。章士钊主持《苏报》笔政前后一个月，就把馆主陈范的产业整没了，报馆关门，人也成了逃犯。检视《苏报》当时所登文章，简直满纸都是匕首刺刀，“杀皇帝”、“倒政府”、“杀尽胡儿方罢手”这样的文字都赫然在目。
1704869928
1704869929
如此激烈地反对政府，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权大约都不能容忍，区别在于被清廷抓住了要凌迟，搁西方只会坐几年牢，罪轻罪重而已。刚刚发生的沈荩案让西方社会看到了大清司法的野蛮、残暴171，与西方的司法文明格格不入，这也是后来租界工部局强硬拒绝引渡章、邹二人的原因之一。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残暴地扼杀了《苏报》，显然这是无视“苏报案”的审理是严格按照现代法庭程序进行的，全程公开，无刑讯逼供，引进律师辩护，甚至为穷迫的章、邹提供法律援助。“苏报案”的审判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对促进中国社会司法转型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另一方面，清政府的行动也并非没有一点合法性，难道只有对那些鼓吹革命暴力、煽动杀人复仇的言论视而不见，才符合一些史学家的心意？
1704869930
1704869931
其实对于《苏报》被封，章士钊等人并不意外，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172，说白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针对清廷的自杀式的舆论袭击。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苏报案”发，西捕临门，章太炎这个疯子居然不避不逃，主动受捕。蒋维乔在《章太炎先生轶事》里说，邹容本来从后门溜走了，章太炎却写信叫他回来自首，第二天，邹容才去自首。当时的上海各报都说太炎犯蠢，他却说你看将来“铜像巍峨耸立云表”的人是谁。结果，他没死，小弟邹容瘐死狱中。后来史书只说邹容坦然自首，不说章太炎狱中作函令其自行投到，可能是担心历史说细了有损大将军邹容的崇高形象吧。
1704869932
1704869933
“苏报案”中，章太炎确有求死之心，清廷一旦引渡成功，势必凌迟处死。但客观地说，章太炎是“苏报案”的最大受益者，虽然他并不想。租界的治外法权让他生命无虞，小弟邹容瘐死也多少改善了他在狱中的处境，他的工作后被调整为给难友分饭，因而那些难友都拼命巴结他。章太炎在狱中待一天，大清政府就会躁一天，因此他就是在狱中睡觉，也是在为革命作贡献。三年牢坐下来，一个革命家名士也就炼成了。
1704869934
1704869935
后来的革命史写作，对章、邹二人大唱赞歌，认为“苏报案”对清廷的杀伤力不比一次起义差。但在新闻史叙事中，将革命逻辑与新闻逻辑混同，新闻史叙事也跟着革命化了，这就很不妥当了。且不说《苏报》本身有为特定群体代言的弊病，离社会公器这一公认的媒体定位相距甚远；单就它在与保皇派论辩中所表现出的恶劣辩风就给后来的论战开了个坏头，流毒深远。
1704869936
1704869937
这次论战的主角是康有为、章太炎，革命派一方的舆论阵地就是《苏报》。论战中章太炎最有分量的文章就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放在革命史上，这篇文章是革命党的战斗檄文，是一篇光辉的革命文献。文章在理论上，从清朝的封建统治和种族迫害说到革命的必要，对康有为的改良理论进行了系统批驳，笔锋凌厉，气势逼人。但作为新闻史上的一篇政论文章，可供挑刺的地方颇多。理论批判，原本重在以理服人，言必有据，不搞含沙射影，不贬低对手人格，不作无端猜测。今日若细读此雄文，则发现其被引用最多、传诵最广的名句居然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句话骂皇帝很过瘾，但理论价值为零，且有人身攻击之嫌。当时的黄遵宪就说“章、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173，显然看不上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骂人语句。
1704869938
1704869939
章氏此篇政论雄文最大的败笔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处处揣测对手的动机，搞“原心问罪”那一套，并以此作为批驳的标靶，极尽丑化之能事。这种辩论方式与自己树靶子自己射没有区别，不从对手已有的言行上进行分析，作有的放矢的批驳，不可能让对手和读者真正服气。他说光绪帝发动变法的动机是怕慈禧废掉他的帝位，“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将光绪变法理想主义的光辉一面全部抽掉，只剩下赤裸裸的争权固位；又说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瞑瞒于富贵利禄”，“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174，康铁杆保皇，反对革命，是因为“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这种诋毁人格的文风，就是想辩也难以措辞。任何辩论其实都有一个双方公认的前提在，没有这个前提，只会流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死缠烂打，一地鸡毛。
1704869940
1704869941
“苏报案”之后，革命派报纸都以《苏报》为标杆，报纸评论重在以理服人的一面让位于鼓动民气，就像章士钊说的“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75。媒体伦理底线被当成斑马线穿越。可是在革命就是正义的眩惑下，需要恪守的媒体规则很少有人坚持。后来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辩论文风，沿袭的也是章太炎的那个路数，人格轰炸重于说事拉理。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全面论战中，“愤清”小将们个个都是克隆出来的小“章太炎”，将章的文风发扬光大到章氏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的地步。
1704869942
1704869943
1704869944
1704869945
1704869947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革命派的辩论风度
1704869948
1704869949
自从保皇与革命两派合作无望之后，零星的笔战一直在开打，1905年，大决战拉开序幕。那一年，是清廷、保皇党、革命党三大势力形成“鼎立”之势的真正转折点。
1704869950
1704869951
其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慈禧太后的面前摆着两份奏折，一份是说，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内部大乱，民众纷纷要求立宪；另一份是说，在日本东京，孙文已将多个乱党会社合并成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慈禧问张之洞如何平息革命。张之洞答：只需立宪，革命自然平息。慈禧太后点点头，决定下诏立宪。在亲手扼杀维新6年后，慈禧不得不接受维新的逻辑，侩子手摇身一变成为旗手。
1704869952
1704869953
大清下诏立宪，这是保皇派的福音，支持改良的报刊一片颂扬之声。但对革命党来说，却是噩耗，也意味着动手的时刻到了。作为立宪的重要步骤，首先是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还未走出京师，便遇上了安徽桐城人吴樾的一枚炸弹，这枚炸弹不仅把吴樾自己炸得血肉模糊，也把考察宪政的脚步炸停了。革命党很清楚，立宪是一个釜底抽薪的狠招，让革命党的存在毫无理由，为了革命具有正当性，必须狙击立宪。此时，革命党人全然忘记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宪政。
1704869954
1704869955
五大臣出洋的脚步停了，在日本，一场舆论战也开打了。1905年年底，在东京创办的《民报》出版到第三期，即对梁启超下战书，就中国的存亡问题展开论战。议题包括清王朝的性质、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国民素质、土地革命、革命会不会引起列强干涉导致瓜分之祸等。这些议题不乏学理和法理上的价值，双方的论战对于唤醒国民也有极大好处。但论战的焦点还是要不要革命排满的问题。革命派说，只有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才能共和立宪，开出的公式为：革命、共和、立宪。梁启超则说，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动乱，平息动乱会带来变本加厉的专制，所以革命不能带来共和，只会得到专制。梁启超等人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
上一页 ]
[ :1.704869906e+09 ]
[
下一页 ]